法律文书中模糊语言的功能

（一）可以提高法律文书语言的表达效率

由于法律本身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各国的立法原则都要求法律语言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法律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多变性为模糊语言在法律文书中的运用提供了土壤。毫不夸张地说，新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无穷无尽，再先进的法律条文也无法提前对这些现象进行规制。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要运用科学合理的语言文字进行陈述说理，明事实，释法理，制作出具有宣示作用和社会指导意义的法律文书，就必须借助于概括性强的模糊语言。

从语言交际的功能来看，制文主体与受文主体双方总是遵守关联理论，制文者会按照经济简便原则，尽可能表达准确并简练，而受文者则需要获得最佳语义关联，投入最小的思考能力获得己方期望的认知效果。在法律文书制作实践中，语言的精确性不一定和最佳关联性成正比，有时模糊语言更加简便，也能够更加节省受文者的理解处理能力，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比如：在公安机关的通缉令或协查通报中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表述，往往会用到模糊句式，如：“犯罪嫌疑人刘××，该犯身高一米七左右，体型适中，头发粗黑浓密，额头较窄，倒八字眉，高鼻梁，蒜头鼻，嘴唇略厚外翻……，潜逃时可能携带有管制刀具。”其中合理运用了“一米七左右”“适中”“较窄”“略厚”等模糊语言，对被通缉对象的体貌特征进行直观陈述，加上能够突出罪犯的不变特征，这种模糊性也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辨识罪犯。这种情况下，模糊语言起到了精确语言无法替代的效果。这样的表述既符合受文者的理解习惯，也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把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头发长短、体重等全部精确到细微的计量单位，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便于受文者理解。从这个角度上，模糊语言的合理运用显然要比精确语言效果好，也提高了法律文书的表达效果。

（二）可以增加法律文书语言表达的灵活性

模糊语言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是独有的，也是精确语言所不能取代的。其实即使在追求精益求精的科学领域，也需要模糊语言。因为要想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满足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的发展需求，语言就必须有一定的灵活度。在追求精确性的法律文书和法律语言中，即使穷尽精确语言也不可能完整表达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这时就需要一定的自由度，模糊语言则成为最恰当、最准确的表达途径。比如：某起诉意见书中理由部分这样陈述：“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刘××为区区琐事不能克制自己情绪，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多次殴打受害人郎××，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这段话中就使用了“极端”“残忍”“恶劣”“严重”等模糊语言。这些语言没有明确的界限限定，具有相对大的主观性和更大的自由度，对执法者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对被告人的罪行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评判和裁量。这样的模糊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有效打击犯罪，威慑犯罪分子的修辞效果。(www.xing528.com)

（三）模糊语言可以起到法律保护功能

英国语言学家舍乃尔提出，模糊语言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这里的自我保护是语言交际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恰当地运用模糊语言，使己方的利益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尽量避免减损己方利益，当然这种利益既可以是实体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是非实体的、精神层面的利益。在法律文书中，这种保护功能不仅是一种交际者的自我保护，其起到的保护作用更加宽泛。一方面它可以对司法机关起到保护作用，比如，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文书中，“根据有关秘密力量提供线索”“据××群众提供举报线索”这类模糊语言，就是出于对我国司法机关侦查手段和举报人信息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律文书中也运用模糊语言对当事人个人信息起到保护作用。比如“犯罪嫌疑人刘××将受害人陈××（女，31岁）强奸”，这里的受害人陈××的基本个人信息并非司法机关没有查明，而是出于对受害女性的信息保护，运用了隐名留姓的模糊处理，最终叙述清楚案情，又保护了当事人信息。除此之外，侦查文书中运用模糊语言还具有保守国家机密、保护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作用。

（四）模糊语言具有委婉与礼貌的益处

即使在一般的语言交际中，也应该讲究礼貌委婉原则。这种原则要求交际者在语言交往过程中有必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顾及对方的感受，给对方必要的尊重，语言文明恰当。如前所述，在日常工作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常会遇到一些暴力的、有伤风化的案件，如果简单机械地运用精确语言，将案件的来龙去脉、细枝末节直白地写进公开性的法律文书中，不但会影响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导致法律文书语言文字的不纯洁，还会给受害人造成精神上的二次伤害。对于这种情况，模糊语言恰恰能弥补精确语言的缺陷。比如：制作陈述性的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时，对于某些有伤风化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经过，就可以在符合犯罪构成和罪行特征的前提下，运用模糊语言概括叙述，既可以保护受害人个人隐私，还可以维护法律文书的严肃庄重。另外，在司法机关取证类文书中，面对未成年人的证人、受害人，也可以针对案情适当运用模糊语言，使语气更加委婉，便于放松当事人情绪，有利于提高取证效果。比如：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35岁的受害人被肇事车辆撞击身亡，其年仅八岁的女儿成了目击者，公安机关在询问证人时问道“你父亲出事那天，你在场吗？”就合理运用了具有委婉功能的模糊语言，收效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