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逻辑与历史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已经涉及理论范畴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因而，在“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接着就讨论了逻辑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历史”表现为三个层面：历史进程、历史趋势与社会共时结构，这三者统一于历史的客观逻辑即历史规律，是历史规律的不同表现形式。因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也包含三重含义：理论范畴的逻辑具体地再现了历史进程、历史趋势与社会共时结构。所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范畴的逻辑与历史发展的过程、客观趋势以及社会结构于“再现”中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既是历史认识的内在规律，又是历史认识在历史过程中发生发展的实践规律。逻辑不断再现历史，而历史不断生成逻辑，在认识与实践的互动中达致逻辑与历史的内在统一。

（一）范畴逻辑与历史发展进程相统一

货币、银行与雇佣劳动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实证视角来看，“历史”首先表现为现实历史过程中涌现的诸种事件及其先后出现的历时性次序。由此，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第一重含义便是：逻辑与现实历史进程相一致，范畴的逻辑次序“再现”了现实历史事件的发生次序。这构成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表层含义。学界对这一层含义的通俗表述就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

按照马克思的明确论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思维进程，确实与现实历史进程的先后次序相一致。例如，在历史次序上，货币是早于资本、银行和雇佣劳动而出现的；与此相应，在范畴次序上，货币是比资本、银行和雇佣劳动更为简单、抽象的范畴，也排列在更复杂、具体的范畴之前。由此，货币范畴出现在资本等范畴之前的逻辑次序，与历史上货币先于资本而出现的历时次序是相符合、相一致的：

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在这个限度内”这一限定词，也就是说，仅仅是有条件地承认了逻辑与历史进程相一致。由此看来，逻辑与历史进程相一致，只是对限定条件下的某种特殊情况的揭示，它并不能涵盖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全部内涵，而仅仅是这一普遍性命题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关于特定条件下逻辑与历史进程相一致的论断，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了充分阐明与丰富发展。恩格斯在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中的“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顺序与历史进程的次序相一致的观点：“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没有把逻辑与历史进程相一致仅仅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对应、消极的反映，而是理解为一种能动的反映、再现性的统一。逻辑进程能动地去除了历史中偶然性表象的方面，同时又抓住了历史进程的本质环节和内在必然性，“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由此可见，恩格斯关于逻辑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论述，直接发源于马克思的相似论点。恩格斯出于通俗化介绍的目的，仅仅选择性地重点阐发了马克思关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诸多论点中的一个最易理解的论点，同时对其他论点并未展开论述。这种做法显然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阿尔都塞根据所谓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区分而作出的逻辑与历史没有一致性、统一性的判断，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读。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法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逻辑与历史进程相一致，是否就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全部内容呢？如若这样理解，未免有些简单化和片面化。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完全归结、简化为逻辑与历史进程及其次序相一致，必然面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理论困难。例如，按照恩格斯的“一致论”来理解《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就会认为，之所以商品范畴构成全书起点，是为了反映商品出现于货币、资本之前的历史进程及其次序性：“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然而，这种“一致论”却无法解释《资本论》三卷的总体结构，特别是无法解释“土地所有权”“地租”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先于商品、货币和资本出现，但作为范畴时却在理论体系中最后出现这一难题。其实马克思本人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深刻认识到了“一致论”的局限性：“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这一重大难题彰显出了“逻辑与历史进程相一致”论的解释力缺陷，证明其仅仅是在特定情况中才有效的局部性观点。这一难题对“一致论”提出了严重挑战。

“人”演化的历程与物竞天择的理论逻辑具有统一性

深究起来，“逻辑与历史进程相一致”论的局限性及其面临的困难，正是源于它对历史本身作了片面的理解。如果我们不再拘泥于历史进程的次序性来理解历史，就会跳出逻辑与历史进程相一致的狭隘思维，更为深刻全面地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实际上，实际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次序，贯穿着深刻的历史规律；特定历史进程正是受制于特定历史规律才呈现为特定的历时次序性。由此看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其实质是逻辑与历史规律相统一。对此，恩格斯是有清醒认识的。再细读恩格斯的话：“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逻辑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只是逻辑与历史规律相统一的一种表现形式；“逻辑与历史进程及其次序相一致”，仅仅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一种特例性、通俗性表述。

作为一种通俗表述的“逻辑与历史一致”论适应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大众化的趋势，成为学界的主流解释路向，这是有其合理性的。阿尔都塞的全盘否定当然有失偏颇。然而，仅仅从“一致论”角度理解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局限于历史事件的历时次序来以偏概全地理解历史，其实正是一种拘泥于感觉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思维和抽象的经验论。它仅仅看到了历史事件及其发生次序，却忽视了使得这些事件得以发生且以特定次序来发生的那种深刻的、稳定的、内在的历史联系，由此割裂了历史的表象与本质、浅层与深层。要把握这种历史联系，必须超越经验实证主义的抽象视野，走向更深刻的历史性思维。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扉页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规律”要有具体的、总体的理解。实际历史发展进程，始终贯穿着深刻的历史规律。从总体上看，历史规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历史进程、历史趋势和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定社会结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可以表现为逻辑与历史进程的次序相一致，但绝不是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

（二）范畴逻辑与历史发展趋势相统一

历史进程中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是感性直观可以把握到的经验事实。然而，这种次序可能仅仅是一过性的而非重复性的，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历史的必然。比经验事实更深刻的层面是，历史事件及其先后次序背后的重复性以及支配着这种重复性的必然性。这也就是，作为规律的历史发展趋势，通俗地说，就是“大势所趋”。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历史”的内核就是内在于现实历史过程的发展逻辑、发展趋势。由此可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第二重含义是：逻辑与历史发展趋势相统一，范畴的逻辑再现了历史发展趋势。这显然比逻辑与历史进程的次序相一致更为深刻。

马克思明确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范畴逻辑顺序并不一定与历史进程的次序相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他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按照范畴的逻辑来说，抽象、简单范畴在先，然后在思维进程中逐步综合上升为更为具体、复杂的范畴。而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是更为具体的、复杂的范畴充分发展于早先的简单、不发达社会，而相反，更为抽象的、简单的范畴则充分发展于较晚的复杂、发达社会。例如，农业劳动、手工业劳动的范畴比“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都更为具体、复杂，但农业劳动等恰恰充分发展于较早的不发达社会，而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则恰恰充分发展于较晚的发达社会。要言之，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逻辑顺序与从具体发展为抽象的历史顺序明显不一致甚至直接相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否定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呢？显然不是。如果抛开将“历史”等同于历时性次序的狭隘视野，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原意。(www.xing528.com)

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思维进程不一定与历史进程次序相一致，但仍然依据于更为深刻的历史发展规律、趋势。按照他的分析，具体的、复杂的范畴之所以充分发展于早先的简单、不发达社会，正是因为这种社会还未发生“现实的抽象化”这一历史进程，从这种“具体的现实”中产生出的大多是具体、复杂的范畴。而抽象的、简单的范畴之所以充分发展于较晚的复杂、发达社会，正是因为已经发生了“现实的抽象化”，因而，从这种“抽象的现实”中产生出了抽象的、简单的范畴。

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

为了说明这一极为晦涩的问题，马克思举例分析了“劳动一般”范畴的形成过程。他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一般”的“观念抽象”产生于现代社会的“现实抽象”：“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正是由于客观存在着“劳动一般”这种现实的抽象化或抽象的现实，才能在观念体系中表现为“劳动一般”范畴这一抽象观念。进而，马克思梳理了“劳动一般”范畴的现代发生史，并具体揭示了其中“观念抽象”与“现实抽象”（即逻辑进程与历史发展）这双重进程之间的深刻联系。先从观念抽象的范畴逻辑来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财富本质及其创造的追问，最终引出了“劳动一般”范畴。货币主义将财富等同于货币，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将财富创造源泉转移到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即取得货币的活动上，而重农主义则将财富源泉理解为劳动的特定形式即农业劳动，最终斯密通过抽象，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特殊规定性，提炼出创造财富活动的抽象一般性即“劳动一般”。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核心正是具体范畴不断抽象化的逻辑进程。再从现实抽象的历史发展来看，“劳动一般”范畴得以产生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这就是现实历史中的“劳动抽象化”进程，即剥离任何种类劳动的特殊规定性，最终对任何种类劳动都同样看待、视作无差别的发展进程。综合上述两方面，可以说，“劳动”范畴的观念抽象正是对“劳动”本身的现实抽象的能动再现，从中生动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

那么，“劳动”的现实抽象与观念抽象、历史发展与逻辑进程之间为何具有这种深刻的统一性呢？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一般”的现实与范畴扎根于现代的分工交换体系，后者的核心是“抽象劳动”的“价值创造”：“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以普遍的分工、交换为中介，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劳动总体。这种现代分工交换体系及其劳动总体，具有强大的抽象化机制，抽掉了各种劳动的有用性差异、质的特性而形成“抽象劳动”这一现实。以抽象劳动的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分工交换体系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在这里，“劳动一般”不仅作为抽象的范畴而存在，还作为抽象化的现实而存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因而，看似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形式的“劳动一般”范畴其实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产物，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抽象化进程，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具有充分适用性：“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要言之，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抽象化的现实趋势，构成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劳动一般”这一抽象范畴得以可能的现实根基。“劳动抽象化”这一现实趋势表现为“劳动一般”这一抽象范畴，而“劳动一般”这一观念抽象又再现了劳动的现实抽象。通过劳动的范畴生成与现实发展的双重分析，马克思向我们具体阐明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深刻意蕴：范畴的逻辑再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传统复杂劳动与日益抽象化的简单劳动

20世纪初的美国纽约华尔街

更深刻地来看，劳动的例子向我们昭示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不仅是逻辑与历史之间认知性的统一，还是范畴的逻辑扎根于、发源于和内生于现实历史的实践性的统一。劳动的现实抽象历史地生产出“劳动一般”的观念抽象，社会生活本身的抽象化产生出社会意识的抽象化。而这里的抽象化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基本的历史发展趋势，甚至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内容。由此可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既是历史认识自身的内在规律，又是特定历史认识在历史过程中发生发展的规律，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精神生产的基本规律。

（三）范畴逻辑与社会共时结构相统一

特定的历史发展趋势孕育出特定的社会形态，而后者总是拥有特定的共时性结构。共时性结构与历时性次序不同，它与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指特定社会内部诸种要素、环节之间的深层的、稳固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这种共时结构既是其特定时代的特性，又是先前历史的产物。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历史”就显现为历史趋势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内在共时结构。由此可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第三重含义是：逻辑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共时结构相统一，范畴的逻辑再现了历史地形成的特定社会的共时性、结构性特征。这构成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另一种深刻含义。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面对的“现实主体”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就是要在逻辑上再现这一特定社会总体：“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现实主体，而不是以人类社会一般或其他社会形式为主体。这就决定了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和逻辑顺序必须依据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独特性，而非依据于人类社会的普遍共性：“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此处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指的就是资本的生产。资本的生产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结构，因而也就决定着这一现实社会总体的理论再现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因而，“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很明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进程的次序性，而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共时结构，具体来说，就是以资本生产为核心的社会生产体系的内部结构。

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尤其是《资本论》，典型地反映了逻辑与社会共时结构的统一性。尽管按照恩格斯的“通俗解释”，《资本论》第一卷似乎遵循着历史进程的次序性，然而，更为整体的考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时性结构比历史进程的次序性更能解释《资本论》的逻辑。《资本论》理论体系的总体逻辑脉络并非一种历史进程的先后次序的表达，而是从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通过思想综合，一步步地达到思想具体对现实具体的再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总体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总体的再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顺序，依据于并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内在结构。例如《资本论》第一卷“商品——货币——资本”的整体脉络，正是先从作为劳动产物的“商品二重性”追溯到作为原因的“劳动二重性”，经由“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引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再进展至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矛盾，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简单本质。进而又从简单的“生产”范畴进展为更为复杂的“再生产”范畴，将抽象的“生产”综合到一个更为丰富的“再生产”“积累”范畴体系之中，由此便更具体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态现实。而统观《资本论》全三卷，则是从作为简单本质的“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演进到作为表象的“资本主义流通过程”，而后再将上述二者综合为包含丰富表象（例如出现在整个体系末端的土地所有权、地租）因而也最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这样的范畴逻辑体系，仿佛采用了“剥洋葱—包洋葱”的方式，先从社会总体的丰富表象中剥离出简单本质，而后再以这个简单本质为内核向外展开，将丰富表象一层又一层地恢复、包裹上去，最终重返社会总体的表层。由此，社会内部的单一本质与诸多表象间的共时结构、总体联系就被再现为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体系。也就是说，作为思想总体的《资本论》理论体系（及其结构）便具体地再现了作为现实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结构）。要言之，《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逻辑与社会共时结构相统一的典范，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从环节综合为总体，从本质展开为表象，具体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深刻的内在联系与深层结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产物，其特定的共时结构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服从于特定的历史规律。社会结构的共时性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并不像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理解的那样是抽象对立的。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历史性并不等同于“历时性”即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性，而是指历史规律、历史趋势。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特定社会的共时结构，其本身就是先前历史发展趋势的产物，是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共时性结构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共时性是与历史性相统一的。因而，逻辑与特定社会结构相统一，正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关键内容。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包含三重含义：范畴的逻辑具体地再现了历史进程、历史趋势与社会共时结构。其中，“逻辑”是指范畴运动发展以形成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思想逻辑。“历史”则表现为三个层面：历史进程、历史趋势与社会共时结构，这三者统一于历史的客观逻辑即历史规律，是历史规律的不同表现形式。由此，“统一”也包含三个层次：范畴的逻辑再现历史发展进程，再现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再现社会共时结构。因而这种“统一性”不等于同一性，不能简单等同为“一致”或“不一致”，而是包含着多样性、差异性的统一。所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范畴的逻辑与历史发展的过程、客观趋势以及社会结构相统一，即范畴的逻辑要具体地再现历史发展的过程、趋势与结构。究竟是何种意义、何种层面上的统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具体情况主要指研究主题、研究对象自身的客观性质。

所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说到底，是范畴运动规律与历史发展规律相统一，范畴的主观逻辑与历史的客观逻辑相统一，范畴的逻辑不断地再现历史规律，于再现中达到二者的统一。由此，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既是历史认识的内在规律，又是历史认识在历史过程中发生发展的实践规律。逻辑不断再现历史，而历史不断生成逻辑，在认识与实践的互动中达致逻辑与历史的内在统一。

激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超越当前流行的实证主义、解构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观，辩证地研究现实问题，科学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