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导读

“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群

马克思在《导言》的第三节“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开始系统阐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也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最有启发性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以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能在理论层面上剖析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但往往将其看作天然的、先验的，忽略了其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则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内涵。

（一）“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

首先，马克思比较了历史上出现的政治经济学的两种研究方法、两条道路：一种是从具体下降到抽象，一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前一种是分析的方法，后一种是综合的方法。马克思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说举例：“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代表作《政治算术》中，配第从复杂宏大的概念入手，比如“人口”“国家”“民族”等，思考如何能让英国更加富强，不被其他欧洲国家超越，确保其霸主地位。比如配第认为，为了让英国处于领先地位，就必须保证英国的财政收入，而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就必须重视工业劳动和商业贸易。他还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由此，他认为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可以看出，配第的逻辑链条是向下发展的。由最初的最宏大的范畴“国家”一步步下降到最微观的“工人”“货币”。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而另一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一书中首先从“分工”“货币”“价值”等简单范畴入手，逐渐展开自己的经济理论。比如论述如何增长国民财富的时候，斯密提出了剩余生产物用以制定和保障合理的国家政策。可以看出，配第和斯密走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道路。马克思之所以认为斯密的道路在科学上是正确的，是因为这种方法能够让“现实具体”即资本主义社会再现为“思想具体”即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二）科学的思维方法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认为第一条道路不是一种科学的道路呢？为什么从实在和具体出发就不能导致在思维行程中的具体再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解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各种概念入手。

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具体”与“抽象”有过很多个表述，在不同的语境下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在马克思讲述第一条道路的时候，是这么概括的：“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这里，“完整的表象”就是马克思在后文中将要提到的 “表象的具体”“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直观和表象”“表象中的具体”等。在这里，“具体”指的是人的感官直接反映到的东西，是对客观对象表面的直接反映。

而在这里的“抽象”，马克思也有过其他方式的表述，比如“抽象的规定”“简单的规定”“简单的抽象”“简单的概念”“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简单的关系”“简单的经济范畴”“简单的东西”等。在这里，“抽象”是相对于上文所说的对现实直接的反映而言的，所以这里抽象指的是把“表象的具体”中的个别要素、侧面抽离出来而形成的概念。在这个概念当中只保留了对象的本质属性，而抛弃了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概念，一个范畴，已经是理性认识的东西了。

而在马克思讲第二条道路的时候，“具体”的含义又发生了改变。一个例子是：

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www.xing528.com)

在这里，“抽象”不是相对于上文所说的对现实直接的反映而言的了，而是相对于“思想具体”而言的了。何为“思想具体”？即“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它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这里的抽象就是对“思想具体”的抽象，它反映的是这个“思想具体”的某一方面特性或某个属性。而这也是“具体”得以上升的基石。

这里说的“具体”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要格外注意的是，这里具体不是感性具体，而是理性具体，即“思想具体”“思想总体”“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精神上的具体”“具体的范畴”“最丰富的具体”。感性具体是我们的感官能直接感觉到的，但思想具体是对象内在的各种本质属性的统一的、综合的再现，所以是我们的感官把握不到的。

明确了马克思在这一节所使用的术语之后，我们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入手讨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我们在上文已经用配第作为第一条道路的例子。那么，配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马克思以对人口的分析为例，论述配第式的思索进路的错误。如果要分析社会生产行为，那么从作为基础的人口入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抽象地考虑人口，而不考虑阶级，那这种“人口”只是一种空洞的表述，不能代表现实的人口状况。而考虑阶级，又不能不考虑雇佣劳动与资本，因为这是阶级所依据的因素。而当我考察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时候，如果不去考虑交换、分工、价格，雇佣劳动与资本也就不是现实的东西了。所以，像配第一样，一开始就以人口为基础演绎自己的宏大理论，是必然会失败的。他口中的“人口”只不过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可见，当一个概念中各个要素还不明晰，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生存条件和发展过程还不明了的时候，这个概念不能称其为一个合理的抽象。所以，只有把一个概念分析透彻，把其中的各种要素明白地研究清楚，这个概念才能作为一个合理的抽象。

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所以它必须按照客观事物自身的发展逻辑来安排理论范畴的逻辑。配第虽然也在自己的思维进程中不断下降，达到了各种抽象的范畴与规定，但是这些范畴与规定已经变成了一盘散沙，看不到其中有机的、辩证的联系了，这些范畴已经不可能再在思维活动中综合起来了。就像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说的那样，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一层剥掉，但原来的葱已经不在了。所以，“下降的”方法是错误的，科学只能采取“上升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上正确地、完整地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用分析的方法只能将研究对象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而原葱就不存在了

那么，如何坚持这个正确的思维方法呢？似乎从“抽象”入手而非从“具体”入手，就是不触及外部世界，单纯地孤立自己，从自己的头脑中生发出各种先验规定。但实际上，这里的“抽象”是必须与现实发生联系的，一切概念、范畴、理论都是对在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是离不开对现实的经验实证研究的，并且这种研究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究这些形式内部的联系。只有这样做了之后，我们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导言》中，从具体到抽象还是从抽象到具体似乎只是针对那些经济学家说的，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这两种方法实际上探讨的是如何在思维中再现社会历史总体，因而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社会历史过程并非直接就是自身，任何历史事实都是经过复杂的中介而积淀而成的。各个历史事实结成为一个现实总体。对这个总体的简单直观是不可能在思维中还原历史的真正面貌的，而借助思维的范畴、概念将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生、发展、成熟、灭亡表现出来，并揭示其规律与趋势，才是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似乎坚持从具体到抽象方法的经济学家只是没搞清楚国家、人口这些范畴的真正含义，也没弄懂各个抽象的经济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已经犯了更致命的错误，即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天然的、永恒的。这是没有正确再现社会历史总体的必然结果。

黑格尔的《逻辑学》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

而“从抽象到具体”则利用思维范畴，在形式和实质上再现历史总体。首先在社会历史总体中找到历史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认为：“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也就是说，构成具体对象的细胞形式或元素形式，就是对象的逻辑起点的特征之一。在这之后，利用理论范畴的逻辑演进将对象的复杂的演化过程再现出来，特别是再现出丰富、复杂的相互联系与本质结构，即把从丰富杂乱的社会历史总体中抽象出来的各种简单规定重新组合到社会历史的结构之中，在思维中把握历史的本质。可以说，这是一种“从社会历史中来，到社会历史中去”的研究方法，它让历史逻辑在思维逻辑中生动起来，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