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总体性关系

在《导言》第二节“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中，从“生产一般”这一不合理抽象开始马克思进一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揭示出经济学家们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的肤浅理解。对此，马克思本人则采取了一种总体性视野，在总体性视野中揭示四者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差异，由此形成总体性的生产观点。

以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将生产以及相关的几个要素——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表述为这样一种关系：

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

这四者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生产（起点）——分配、交换（中间环节）——消费（终点），而消费这个终点又可以重新激起新的起点。这样的联系其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概念三段论：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这个公式的精致并没有掩盖其肤浅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穆勒囿于一种并列的、独立的、孤立割裂的视野，提出了这种肤浅表象、肤浅联系，而并没有揭示出四者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此，马克思说，“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即把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穆勒考察生产及相关要素时采取的是一种割裂的、碎片化的方式，如同中国古人讲的“盲人摸象”，不可能探清这四者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19世纪欧洲工厂内部

的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常常有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执念，似乎这些概念必须要像数学一般工整完美，这种偏执常常让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缺乏实质性的规定。这样的后果是将“社会关系”看作是一些先验的、天生的关系，而看不到人与人在社会中的复杂多变的具体性。对于他们来说，物质生产仅仅是物质生产，而完全忽视了在物质生产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社会联系，特别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则强调生产是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活动，必然被某种或某些生产关系所规定。这样的分歧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列起来，成为四个独立的单元，而马克思则看到这四个环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有机联系。当然，关于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分野事实上复杂得多，我们之后再讲。

（一）生产与消费

首先，马克思从“生产一般”出发，指出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

第一，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比如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生产资料的耗费也是如此，比如在生产钢铁的时候，石油就被消费掉了。所以，生产行为是与消费统一的。另一方面，人在吃喝日用这些消费形式中，也在生产和再生产着自己的身体。任何一种消费都是如此，“物质代谢”则是这个规律的自然科学表述，一个东西被“消费”掉了之后，它不可能凭空消失，而是肯定会产生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消费也直接是生产。

第二，生产与消费互为中介。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一方面，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这是不难理解的，用来被消费的产品必然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是一种无目的、无意义的行为，正是消费为生产出的产品创造出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的完成。“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炼钢厂在生产钢铁的同时，也需要消费石油、煤炭、电力、水、铁矿石及各种化学制剂等生产资料，很难将炼钢这一过程单纯定义为生产或是消费

钻石的生产因人们对钻石的消费而变得有意义。如果人们不再认为钻石有价值，继而不再消费钻石，那么生产钻石的行为就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生产与消费相互创造。生产与消费每一方都由于自己的实现才能创造对方。生产生产着消费，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当然，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生产完全等同于消费，因为生产是实际的起点，而消费则表现为广义生产活动即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是由“生产逻辑”主导的，消费只是附着在生产之上的、从属于生产的。然而很多当代学者开始反思、批判这一结论，其中，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最具有代表性。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社会，消费已经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部分，这就是说，消费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在以前，消费还是一种“被动”即对生产的吸收和占有，那么在今天，消费已经成为一种主动建立关系的方式。

更进一步的，传统的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消费主要是物的使用、消耗、享用，这也意味着物的使用价值是物能被消费的关键。但是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发生改变。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一书中认为，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其定义不在于使用价值，如我们所消化的食物、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和我们使用的汽车，而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构成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表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

消费者在奢侈品商店前排队购买

手表的单纯的计时功能（使用价值）与身份、地位的象征功能（符号价值）

鲍德里亚的意思是，在今天，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消费并不是使用价值的耗费，而更多地表现为“符号—物”的占有，个体借由这种消费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凸显出来，获得阶级、阶层的身份认同，并与其他阶级、阶层相区分。的确，在今天很多奢侈品的存在似乎都验证了鲍德里亚的理论。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石英表的出现让传统机械表面临危机，因为石英表的精确度已经到达了让机械表无法企及的高度。在那个年代，手表就是用来计时的，而手表的价值就是在于它计时的精准。日本石英表的出现一开始让很多瑞士手表生产厂家面临破产，但是瑞士厂家想出了一种独特的办法挺过了这场危机：用各种宣传手段赋予机械表特殊的价值符号，比如让名流贵族代言自家的手表，于是手表好像就成了上流阶级的标志性符号。在这之后，瑞士产的机械表的价格翻了几番，但销量却没有降低，就是因为机械表越来越不注重自己的使用价值——计时，而更多的成了一种符号象征，一种阶级、阶层象征。好像成功人士就应该戴一块劳力士手表，而戴了劳力士手表就好像成了成功人士，就进入上流社会了。当代社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制造商品的符号价值，在广告等媒介中进行符号、意义、品牌、商品之间的任意嫁接，比如“钻石=高贵、真情、永恒”，“高级皮包=有品质的生活”。现代消费社会通过这种方式重塑了语言与信息，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

物的这些外在符号成了一种新的语言，消费成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消费者彼此通过“符号”进行认同、集群并区分和排斥他者。消费最终控制了整个生活方式。鲍德里亚自己说：“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似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主导已经让位于消费主导了。似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生产规定着消费”、“生产与消费的差异性与同一性”在今天已经失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已经从生产主导转变为消费主导，是消费逻辑在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生产规律。鲍德里亚认为，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没有目的，只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已经死亡。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追求使用价值或剩余价值，资本过程本身也不再是一种生产过程。消费则是无意识的对于处于一定的编码结构中的符号的占有。似乎由此一来，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就被根本颠覆了？

美国20世纪初的广告成为了消费主义的载体

信用卡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比如在19世纪，资本家与工人尽最大努力节省自己的开支，但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要求必须扩大消费，以支撑资本无节制的再生产，于是到了今天，资本家为工人创造出新的“需要”，不断刺激市场，拉动消费，尽其可能扩大工人的消费能力。人们相信消费是快乐之源，这其实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

如今，人们使用按揭、信用卡等方式透支自己的购买力，并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理所应当的消费方式。这样的事在19世纪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家为了资本增殖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和品牌建构以激发和塑造人们的需要所导致的。然而，这种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巨大转变，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资本逻辑。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逻辑在微观层面上意味着社会中的公司、企业必须不断发展，否则就会被淘汰；而在宏观层面上则意味着要不断刺激大众的消费需求，否则就难以克服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爆发。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消费”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产物。在本质上说，大众对于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追求，是资本家刺激和创制大众符号消费需要的必然结果。所以说“符号消费”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资本的生产逻辑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仍然要受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逻辑的规定和制约。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并不能反驳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二）生产与分配

讨论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之后，马克思开始思考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也有过很多研究。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分析生产与分配的时候，更加注重生产领域，而分配领域被斯密当作从属部分，这就会导致对生产与分配关系的研究流于表面。斯密把年产品的总价值划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收入阶级应该为劳动者、企业家、土地所有者所有。这种看法认为商品价值不是由生产，而是由收入形式构成的，称为“斯密教条”。“斯密教条”实际上只看到了分配的表层形式，即产品的分配，而忽视了经济范畴体现的生产条件和分配关系。(www.xing528.com)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从左至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则将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形式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将劳动者、企业家、土地所有者三种阶级完全对立起来，虽然他再现了三大阶级的对抗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共同根源。虽然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分配关系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进而触及分配关系的生产本质。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犯了与李嘉图相似的错误，同样将生产、分配、消费对立起来，虽然他注意到了分配的标准问题，但却没有看到分配与生产的深层次联系。他甚至将“斯密教条”进一步发展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与“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公式”，即认为，劳动、资本与土地这三种主要的生产要素能够自然而正当地构成工资、利息与地租这三种主要收入形式的天然来源，从而彻底抹杀了生产对分配的规定与制约作用。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着重分析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但是他却将生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天然规律，是从人性中生发出来的，所以这个规律是无关历史发展的。而同时，他将分配关系看作是可以被人支配的，可以历史地改变的，从而将自然性的生产与历史性的分配对立起来。

可见，在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不是将生产与分配看作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将二者对立起来，就是混为一谈，他们都是在现象表面进行分析，而看不到其中的本质联系。

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

马克思对待生产与分配同样采取了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认为二者不能单独抽象出来进行讨论。离开了特定分配谈生产，生产就会变成“生产一般”；而离开特定生产谈分配，分配就丧失了自己的基础和前提。

1.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分配是生产的产物，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分配也先于生产。不难理解，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也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分配表现为领主直接分配劳动产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配就表现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与土地地租。而选择哪一种生产方式，又是由当时的生产条件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马克思的逻辑关系：生产条件决定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最终决定分配方式。从这个角度说，分配是生产的产物。

分配制度有时会在“庙堂”之上被决定，而有时则伴随着战争的腥风血雨

2.分配先于生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这种情况在军事征服中常常出现。

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做］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劳动像社会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往往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模型往往建立在一种纯粹的经济状态下。而在现实情况中，经济关系是受着种种经济之外的“超经济”的因素影响的。“生产决定分配”这条原理就是在纯粹的经济关系中考量的，即在一种无外在因素干涉的情况下，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就会是这样。但是它并未考虑到现实中存在着很多超经济力量的因素。战争就是一个代表，在这种超经济力量的压制下，原本的再生产规则就不再奏效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就会被倒转。

另一种分配在生产之前的情况是，在产品分配之前，还有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也就是说分工、生产关系，这些构成了生产的前提。这种分配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很明显，产品的分配只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生产要素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之中，并决定了生产的结构。

马克思认为分配与生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单独讨论生产，就意味着把生产过程抽象化，而不能认识到真实的具体社会生产。割裂了生产与分配，就意味着把生产过程看作简单劳动过程。生产是人的生产，不可能在讨论生产的时候不去考虑人的作用。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分配关系都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由此，马克思把握到了生产与分配之间的社会统一性。

为什么自中世纪以来往往是渔民成了地中海贸易的商人，而不是粮农或者果农？原因无他，只不过是因为渔民都有船，也更懂得水运。船只作为生产工具的分配，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生产

（三）生产与交换、流通

最后，马克思讨论了交换、流通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之前已经说过，消费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而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所以理所当然的，交换也作为生产的要素被包含在生产之内。

很多种交换是与生产之间发生关系的。第一，在生产本身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在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如果用来交换的产品是用来生产的，那么这个交换显然是生产的一部分。比如一辆汽车的生产，处在美国的公司需要购买中国生产的轮胎，这种交换明显就是为了生产的。第三，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不仅从它的组织方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在这三种状况下，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交换也是生产的一个要素。似乎在最后阶段即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是与生产毫不相关的。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表层的经济现象看到背后的人的社会联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种交换也同样与生产相联结。

（1）但是，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最普遍的生产制度是地主—农奴制。在这种生产制度中，农奴自己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而生产的产品会被领主直接拿走一部分。农奴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意味着自己可以独立、全面地进行生产。衣食住行往往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产得以满足，自己可以生产粮食，也可以生产衣服与日用品，日常所消费的产品一般都是由自己生产出来的。通常这些农民只会把自己生产的过剩的产品投放到市场上交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自己的生产是全面的，即使不依赖市场也可以生活，因而，这种交换是不必需的交换。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席卷欧洲之后，生产资料的丧失让欧洲的农民不得不进入市场，将自己的劳动专门化，以此获得工资。与此同时，由于分工，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切生活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要么只能生产钢铁，要么只能生产衣服，所以就必须通过交换来获取自己缺少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必须依赖市场才能生活，交换变成了必需的交换。这就说明，这种用于消费的交换，是被生产方式决定的。

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中，生产资料被家庭占有，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都是家庭自给自足，社会分工并不居于主流，社会交换也不发达。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部分劳动者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只能依赖商品交换来获取生活资料

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的，或者是由生产决定的。

（四）总结

马克思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东西，而是说它们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处在于开启了一种总体性视角，并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不是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具体的统一性。第一，四者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要素，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第二，不同环节、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第三，生产是总体中的支配性环节，是总过程的重新开始的起点。在这里，马克思的思想很明显地带有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特征。然而，马克思辩证法全然不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已经从精神实体运动的辩证法转变为资本生产过程的辩证法。在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者时，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把这几种经济范畴看作不可理解的、命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而是看到了生产过程背后人的总体的运动。人在进行一个生产过程的时候，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便利，必不可少地要对一个行为进行分解，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消费。然而这种划分往往局限住了经济学家的目光，忽视了现实中的生产是运动的、总体化的、辩证的。例如，一块钢铁从高炉中炼出，并不能将这个过程静止地、抽象地规定为单纯的“生产一般”。因为我们知道，当这块钢铁被送去生产锤子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既是生产，也是消费，既是分配，也是交换。这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互相影响，共同结合成一个有机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