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序言导读

在《导言》第一节“1.生产”中，马克思开始讨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马克思宏伟的经济学著作并不像传统的经济学著作那样，从确定对象、下定义开始，相反，马克思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设定研究对象的基本范畴开始的。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典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起始范畴就是“个人”的“生产”，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毕竟这都是一些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但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地思考“个人”与“生产”只会让自己忽视这些概念的历史维度。为了避免重新掉入这个陷阱，必须对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判。

（一）历史性思维与自然性思维的对立

马克思在《导言》的开头就对1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谓的“个人一般”范畴与“生产一般”范畴进行了批判，而这也正是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最先研究的对象。这不难理解，无论他们想要研究什么问题，都必须从一个最基本的对象入手。在他们眼中，“物质生产”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对象，并且在这个对象中，在社会中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是最原子化的单位。于是，对“个人”的抽象就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个人”是最孤立的个体，它并不会因为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个人”是天然具有某种属性的，比如拥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比如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对此，马克思讽刺道：“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马克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他们的时代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历史特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使用的“个人”概念恰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他们看来，似乎“人性”就是亘古不变的，今天的人是如何行事的，古代的人必然遵循同样的原则。既然如此，“个人一般”就是一个不难理解的概念了，即人本质的抽象化，这个本质就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口中的“自然本性”。

在古典政治学家眼中，“人”是孤立的个体，社会关系是外在于“人”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对立——历史性思维与自然性思维的对立。在马克思之前，很少有人怀疑这种用“自然本性”来规定“个人”的方法，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贯传统。但是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近代的具有独立性的个人误当作“孤立个人”“个人一般”以至“普遍的人性自然”，误当作“由自然造成的”历史的起点和前提。

这种观点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看到“个人”是从历史中产生的，是历史的结果、产物。这些近现代政治哲学（政治自由主义）关于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法权的预设，以及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关于“孤立的生产者”“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预设，都只是一种鲁滨逊式的神话。那么，马克思这里讲到的鲁滨逊神话究竟是指什么呢？表面上看起来，鲁滨逊是独自一人，孤独地在荒岛上求生，仅凭自己的双手就创造了房屋与农田，驯化了山羊，制造了枪支，但实际上，如果鲁滨逊不是在英国本土见识过这些东西，并学习了制作这些东西的知识，就不可能在荒岛上生存下去。制造枪支、加工面粉可不是人天生就会的，这些技能都是当时的英国社会经过漫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成的。鲁滨逊绝不是世外桃源式的孤立个人，他在荒岛上的“独立自主”能力根本上依赖于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发展。这种知识、经验的传承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其历史性的，但是另外一些东西就常常被理解为自然性的，从而掩盖了它们的历史性。

在生理构造上，我们与1万年前的人类并没有什么不同，是人类在历史中不断继承和积累前人的知识、技能与制度等，才得以让我们与古人相区别

鲁滨逊在荒岛上独自狩猎、劳动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状况，而在封建社会中，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形成的是人身依附关系

比如普遍的商品化特别是劳动力商品化，显然并非自古就有的，而是近代西方历史的特有现象。然而，这种历史性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看起来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了：个体劳动者将自己的能力片面化，以使自己能以最高效率进行某种单一的工作，并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这样的原则就显得像天理一样不可动摇了，似乎人天生就是要进行分工，天生就是要进入市场似的。按照这种逻辑，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似乎就是一种根植在人性中的东西。事实上，的确有很多西方学者认同这种观点，并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从萌芽成长为大树的过程，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不过是阻挡资本主义发生的一个阻碍而已，资本主义精神必将通过市场、贸易等封建主义的缝隙突破出来，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这种观点同样犯了“鲁滨逊式”的错误，即将历史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精神）看作是历史的前提。在这种错误的自然性思维方式下，很容易就抽象出“孤立个人”（“个人一般”）的概念，好像“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进而使用这种自然性的人性观打量从古至今的历史。

当马克思用历史维度来分析“个人”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个人一般”就不攻自破了。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可以看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个人”表现为极度的不独立，只有到了18世纪，市民社会使“个人”原子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普遍化程度达到最高程度，“孤立个人”（“个人一般”）这个概念才有可能出现。因此，马克思把这种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政治学上和经济学上的假象看作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可见，“个人一般”这个观念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境遇和历史基础的。所以，马克思将非历史性的自然性观念（“个人一般”“孤立个人”）置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来把握，揭示出非历史性抽象观念的历史前提、社会基础。

《红楼梦》中描绘的主人对奴婢的完全掌控的权力体现出那个时代极为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之相比，现代社会则表现出社会个人的“原子化”与相对独立性

欧洲自由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形成了早期“市民社会”

与“个人一般”直接相关的是“生产”。我们所说的“生产”总是指某一个社会阶段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所以我们总是需要说明我们研究的到底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生产。但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在说到“生产”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各个不同的生产形式之间的本质差别，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所谓的“一般历史规律”之中。比如斯密就认为，原始社会的渔夫的渔网、猎人的狩猎工具都是资本。资本就是生产工具，对象化的死劳动，是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由此抽掉了使得资本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的本质即劳资雇佣关系。(www.xing528.com)

（二）“合理的抽象”与“不合理的抽象”

马克思认为，关于“个人一般”的各种鲁滨逊式神话具有其历史根源与相对合理性：“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又重新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总是天真地对现代的经济关系作一些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而事实上，他们对真正的历史一无所知——或许是假装自己一无所知。

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作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的火种，好像它在人类历史之初就已经出现了。而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到封建社会末期才出现的，它是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

凯里是19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十分纯粹的国度，而少有封建制度的干扰。这也意味着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从一个历史空白的起点开始的。对此，马克思是这么评价的：“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大陆赖以如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特别是在他认为实际上代表欧洲的英国，只是由于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束缚而受到阻碍和损害……”这也就是说，凯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关系”受到的来自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影响因素，要么归结为封建时期的“遗毒”，要么归结为国家的侵犯（在美国当然没有前者）。换句话说，凯里认为“工资理应随同劳动生产率而增长”，并将其归结为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天然规律；如果这条规律并没有实现，那也肯定是政府从中作梗。如果我们把政府的影响抽离掉，这个规律肯定还是会奏效的，也就是说，如果剔除国家的影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和谐规律事实上总是会得到验证的。

19世纪的美国社会图景

而与生活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凯里相反，巴师夏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十分不健全的法国。在巴师夏看来，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可笑的，因为在法国，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还没有从封建制度中完全解放出来，所以现在法国所具有的种种规律只不过是这种关系发育不全的表现。现在法国应该追求的，应该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纯粹化，而为了这样做，巴师夏认为应该坚持自由贸易论。当然，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的进步性还是可以被认可的，但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上——尤其是通过历史哲学的方法来辩护——却显得十分幼稚。

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都将“个人”与“生产”抽象化了，也就无视了历史性的差异，最终让自己的理论变得荒唐可笑。

那么，马克思是不是就认为对“生产”的各种抽象都是错误的呢？并不是，虽然各个时代的生产都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但生产是具有一些穿越时空的共同特性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共同特性概括总结出来，那就是“生产一般”，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即总结了各个时代生产的共性，也没有忽视各个时代的特异性。

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79），法国经济学家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而一个“不合理的抽象”的例子就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家们首先要做的是在自己书的开头写一个总论，来论述一切生产、一切分配、一切交换、一切消费的一般条件，穆勒也不例外。在一开始，穆勒规定了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包括了两方面：①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②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在表面上，穆勒说的是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的一般要素、促进生产的一般社会条件，而实际上，穆勒的“生产一般”范畴首先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历史规律之中；进而，又把资产阶级关系及其特殊规律当作一般社会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塞进“生产一般”。

可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前门扔出去的东西又从后窗偷运回来”。一方面，他们表面上把“生产”的各种历史规定性当作特殊性抽象掉，以求达到“生产一般”这一空洞范畴。另一方面，又暗中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如劳资雇佣关系等当作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遵循的普遍原则与自然合理性肯定下来，并塞进“生产一般”范畴中作为其本质内涵。由此，便形成了各种“不合理的抽象”，并进一步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自然正当性”“永世长存性”的各种意识形态辩护论。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合理的抽象”与“不合理的抽象”。马克思在本节最后总结道：“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