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收集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56年至1859年所写的书信。

本卷中的书信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所出现的十年政治反动的最后时期。1859年，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了新的活跃，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日益高涨。

在这段时期，同整个反动时期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联系无产阶级群众、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为他们解释当前任务和无产阶级战略策略原则的最重要的办法，仍然是写作革命的政论著作。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在这段时期的主要活动是继续发展他们的革命理论，首先是创立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到这时研究得最不够的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正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这一部分对无产阶级特别重要。必须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知识来武装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过革命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马克思等待着革命运动的新高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它的到来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认为研究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促使马克思在1857—1858年加紧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见马克思1857年12月21日和1858年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还在1856年秋天，当危机的最初征兆出现的时候，马克思就着手系统地整理和综合他在十五年中所积累的经济资料。在1857年8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立即着手写作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马克思在1857年1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见本卷第219页）马克思在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也证明了他在这段时间异常紧张地从事理论工作：“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2）当前的危机……”（见本卷第226页）

1857—1858年，马克思草拟了他的整个经济著作的初步计划，将它分为六册（见马克思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并且写了大量的有关资本的手稿。这份手稿已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39年用原文发表，由编辑部加了一个标题：《Grundrisse der Kritik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实质上已经为后来的《资本论》拟出了草稿，这一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手稿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流通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其他许多重要问题的最基本的要点。

从1858年8月起马克思开始准备付排他的经济著作的第一册的第一分册，并为这一分册一直工作到年底。这一分册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这一分册只不过是他的关于资本的主要学术著作的一个绪论。

马克思1858年1月29日、3月2日和5日给恩格斯的信表明，马克思在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曾屡次同恩格斯交换意见，在某些问题上向他请教，请他寄来有关工厂生产的实际情况的补充材料等。恩格斯在这方面对马克思的帮助，是科学共产主义天才创始人的伟大合作的光辉范例之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时期的通信还证明他们对其他知识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不一定是准备出版的，其中有一部分过了很久才整理成文。从恩格斯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系统地研究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由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系列的伟大发现，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恩格斯力求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阐明和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恩格斯的这些研究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他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所阐述的问题的初步探讨。

这时马克思开始系统地研究数学。马克思首先把这些研究和他的经济研究结合起来（见马克思1858年1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这些研究后来获得了独立的性质，并使马克思在七十年代对微分和积分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

在1856—1859年的通信中有丰富的材料，证明恩格斯对斯拉夫语言、斯拉夫人民的历史和文学进行了研究。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伊戈尔远征记》——古俄罗斯文化的伟大纪念碑（见马克思1856年2月29日、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56年3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军事理论和军事史。马克思1857年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就是在这方面的例证。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军队》这一条目有很高的评价。正如列宁在《〈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中所说的，马克思在这封信中着重指出了军队的历史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恩格斯对军队历史的叙述完全证实了第一次在这个部门运用的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正确性。从通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从这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还研究了一系列其他的军事问题和军事厉史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他这个时期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军事条目中得到了阐述。本卷中的一系列书信，都证明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不仅具有纯理论的性质，而且是和无产阶级领袖准备未来的革命战斗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见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

从发表在本卷中的书信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中怀着革命热情，怀着对无产阶级力量的坚定信心，等待着革命的新的高涨。在1857—1858年危机的前夕和危机达到顶点时期所写的书信中都贯穿了这一信念：在资本主义矛盾普遍加剧和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变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危机将产生革命的震荡和引起全欧洲的革命危机。

马克思1856年9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此外，这一次事情具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见本卷第73页）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在1856年11月17日的信中说，“革命不会很快再找到”更有利的形势（见本卷第82页）。

危机是本卷书信的基本主题之一。在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有大量的实际材料谈到了一些国家的危机的经过，书信中还有马克思根据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而得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结论。

书信表明马克思在收集有关危机的材料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除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大量的文章，马克思还在专门的笔记本上经常记录与英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危机有关的事实和事件（见马克思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打算在1858年春天和恩格斯合写一本关于危机的小册子，其目的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的，是为了“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见本卷第226页）。可是马克思的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许多书信都证明在收集有关危机的资料方面恩格斯给了马克思许多帮助。他给马克思提供了事态的详细情报，主要是英国工业区，尤其是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地区的情报。恩格斯利用职务上同工商界的联系，还给马克思寄了有关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危机进程的详细报道（见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12月7日、9日、11日、17日和31日，1858年4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马克思1857年12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

收入本卷的书信十分重要，它们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国际事件进程的看法，对欧洲各国内政外交形势的看法。这些书信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时期始终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来分析欧洲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从欧洲革命利益的观点来研究和估计这些现象。同时他们特别注意英国这个当时在经济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屡次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到这时已经在这个国家成熟了。英国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拥有最大量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居民中占绝大多数，并且英国还有群众性的宪章运动这种革命斗争的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书信中分析了1857—1858年的危机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在英国可能形成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下述事实具有巨大的意义：世界经济危机破坏英国经济威力的基础本身——工业，这就预示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加剧以及广大群众不满的增长。

同时，马克思指出，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执政党在这段时期相继垮台，英国国内可能发生政治危机。他在1857年3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帕麦斯顿这个辉格党的首脑，国家进步改革的坚决反对者，英国反人民的对外政策的主谋人的上台，可能在选举遭到失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带动下掀起反对执政的贵族寡头的政治统治的宣传鼓动。马克思1857年3月31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英国陷入严重的危机……如果现在大陆上重新开始运动，那末约翰牛再也不能象1848年那样采取高尚的中立立场了。帕姆的胜利是1848年6月开始的种种事件的最高峰。”（见本卷第112页）根据马克思的意见，亚洲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加强反抗英国殖民者在亚洲大陆日益猖狂的扩张的斗争，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英国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促使国内政治危机的成熟（见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

在这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的是本卷中的这样一些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信中谈到了资本主义殖民制度，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运动是欧洲革命的同盟军。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解决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联系在一起，他们始终密切地注意这个问题。这一时期的书信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非常注意在英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发生的一些巨大事件。例如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1856—1858年的在中国的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等。这些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反对殖民地奴役的毫不妥协的战士，是各被压迫民族的热情的捍卫者。无产阶级的领袖把批判资本主义殖民制度的主要锋芒指向英国这个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和当时最凶恶的殖民强盗。他们在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愤怒地揭露英国侵略者殖民统治的掠夺方法，揭露英国侵略者侵占他国领土、在那里建立残酷的殖民制度并破坏被奴役的人民的切身利益的方式和手段。

例如，马克思在1856年5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十分有力地揭露了英国对爱尔兰，这个恩格斯称作“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所采取的殖民政策的方式和方法（见本卷第55页）。恩格斯把他1856年春天旅行爱尔兰时的印象告诉马克思，他说，由于遭受英国许多世纪的掠夺战争，爱尔兰本地的工业被彻底破坏，再加上五十年代残酷推行的把佃户强行赶出家园的措施，爱尔兰被弄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见本卷第56页）。这个国家由于饥饿、“清扫领地”、强迫移民和不断的压迫而显得一片荒芜，宪兵、教士、地主和律师触目皆是。恩格斯写道，“……如果没有农民的贫困这一相应的对立面，就难以理解所有这些寄生虫是靠什么生活的”（见本卷第55页）。恩格斯以爱尔兰为例在这里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见本卷第55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书信中揭露了英国殖民者这时在中亚和远东国家积极进行殖民扩张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例如，马克思在1857年3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嘲笑英国殖民军的假“勇敢”，英国殖民军之所以在波斯和中国的掠夺战争中赢得廉价的“胜利”是靠他们的技术优势。他谴责英国殖民者野蛮炮轰中国广州的和平居民。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揭露英国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一个卑鄙来源，是向中国私贩鸦片，他着重指出，鸦片成了英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有力地批判了1858年的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是英国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强加给中国的。马克思写道，这个条约“从头到尾都是侮辱”（见本卷第348页）。

书信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十分关切，他们认为这次起义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真正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就起义期间的军事行动的进程、起义者的力量和策略、起义的前途以及其他问题交换意见，这些问题在他们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有关这个题目的大量论文中也详细地谈到了（见马克思1857年7月6日、7月14日、9月23日、10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57年9月24日、10月29日给马克思的信及其他许多信）。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认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中国太平军的强大的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加剧世界经济危机和促进未来欧洲革命的一个因素；由于这些运动的发生英国工业的销售市场缩小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和资金受到了牵制（见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见本卷第25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对德国非常注意。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未能解决的基本历史任务日益提上了日程，这就是消灭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封建残余，消除德国的国家分裂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用革命民主的方法，即通过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来实现这一任务。因此，他们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时期都密切注意德国的状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这个国家迅速发展，它的工商业活动大大扩大，尤其是生产异常迅速地增长，工业股份企业和银行股份企业的数量日益增加。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为五十年代特征的投机热潮（它起源于波拿巴法国）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为自己找到了非常适宜的土壤（见马克思1856年9月26日、10月30日、1858年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普鲁士的对内政策和在未来革命中德国可能出现的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交换了意见，把批判的火力对准普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他们揭露普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幻想君主立宪，无力对普鲁士君主制度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一心想同普鲁士容克地主联合（见马克思1856年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58年3月17日写信给马克思：“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无论如何是变得更坏了……显然德国的米歇尔在1848年的艰巨奋斗之后，还没有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见本卷第293页）

相当多的书信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危机的革命后果在波拿巴法国最有出现的可能（见马克思1857年1月20日、12月8日和25日，1858年3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58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波拿巴主义这个依靠军队维持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这个时期，他们在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许多论文中对波拿巴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毫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波拿巴主义的特征是：在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看风转舵，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提出虚伪的民主口号，向民族解放运动的献媚讨好，其实在维护上层剥削分子的利益。到五十年代末，波拿巴主义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它的社会蛊惑加反动统治方法的政策，已为欧洲其他国家统治集团所仿照。波拿巴主义竭力招募和利用欧洲民主派中的不坚定分子，分裂欧洲革命运动的营垒；它已成为对未来欧洲革命的严重威胁。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和波拿巴主义作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

有关法国的书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危机发展的进程中十分注意观察第二帝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变化。他们认为“这个破产的国家”已经普遍腐化了（见本卷第227页）。

在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一些书信中，有很大的篇幅分析了与第二帝国政府有联系的、在欧洲许多国家有分支机构的动产信用公司的交易所的诡计和投机勾当（见马克思1857年4月9日、5月8日和22日、7月11日、12月8日和25日，1858年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无产阶级的领袖仔细研究了波拿巴政府在对内政策方面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见恩格斯1857年8月25日和1858年4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指出了法国社会各阶层中逐渐增长的反政府情绪。恩格斯在1858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马克思注意巴黎工人对波拿巴制度不满的事例。恩格斯指出，“随意流放和逮捕，也象工人区和大规模的国家工场一样，没有什么效果”（见本卷第290页）。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谈到索恩河岸夏龙的部队所发生的风潮时，详细地分析了作为波拿巴专政支柱的波拿巴军队的状况，并得出结论：“即使在军队里也只有上层的代表才是真正倾向波拿巴的”（见本卷第291页）。1858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所谓“议会反对派”的自由资产者中的反政府情绪也在增长。

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希望相反，1857—18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没有引起直接的革命爆发，但是它是欧洲社会政治积极性新的觉醒的前奏。危机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在欧洲的发展，促进了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在1858年2月22日写信给恩格斯时指出了这个事实，他写道：“就整个来说，危机象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见本卷第27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1858年下半年的许多书信里谈到了欧洲的普遍的政治活跃的征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这封信对西欧一些国家以及俄国在欧洲日益增强的新的革命高涨的前夕的形势作了深刻的结论。马克思在1858年11月29日的信中对恩格斯的《一八五八年的欧洲》一文评价很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95—699页），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都存在着社会政治生活活跃的征兆。恩格斯还指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第一个从欧洲社会在五十年代所经历的严重的政治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这时也密切注意在俄国开展的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运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支柱。同时他们经常盼望俄国本身发生革命运动，并且密切注视俄国社会中反政府情绪的细微表现。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迎接证明俄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信号。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见本卷第347页）。马克思还把加强废除农奴制的斗争同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后果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写道，这次战争“毕竟显然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见本卷第347页）。在1858年4月29日的信中以及以上提到的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表示希望，在俄国开展的反对农奴制的斗争将为国内的运动奠定基础，而这个运动将根本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并结束沙皇政府的反革命的对外政策。马克思在1858年4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我认为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内历史的开端，这段历史能够挡住俄国传统对外政策的道路。”（见本卷第313页）这一形势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必然会对欧洲的革命运动产生有利的影响，尤其是将调动德国人的革命首创精神（见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

所以，在1858年的下半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欧洲面临的局势是：不是革命就是战争，只能有一种抉择。欧洲的一些反革命政府，首先是法国的波拿巴政府，在1859年开始的以法国和皮蒙特为一方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的战争中找到了出路。

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封信中，就这次战争的有关向题交换了意见。要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1859年战争应采取什么立场，的确也不容易，关于这一点列宁后来指出：“矛盾错综复杂：一方是压迫意大利的欧洲最反动的君主国，另一方是包括加里波第在内的争取解放的革命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同反动透顶的拿破仑第三并肩携手等等。”（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8页）(www.xing528.com)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制定明确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策略，这一策略是根据对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的估计，并服从主要的任务——尽力发展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保证以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和意大利（见马克思1859年5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马克思1859年11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信里揭露了拿破仑第三及其集团的真正目的。他们认为，拿破仑根本不是想解放意大利，而是企图借助于战争中的轻易胜利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获得声望，蛊感性地利用“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这一口号，从而攫取意大利的一部分领土，巩固它在欧洲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各邦站在奥地利方面参加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战争是必要的。马克思1859年5月1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至于‘各邦政府’，那末显而易见，从一切观点来看，即使为德国的生存着想，也应当要求它们不保持中立，而象你所正确地说的那样，要保持爱国的立场。”（见本卷第413页）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认为，德意志联邦的各邦参加反对法国的战争将会引起与拿破仑第三订有密约的沙皇俄国的干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沙皇俄国的参战将会把德国和意大利，以及法国本身的革命力量调动起来，迫使德国的统治阶级公开暴露它的政策的反革命本质，最后造成波拿巴制度的崩溃和欧洲各个反人民政府的垮台，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包括中欧被压迫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斗争）的发展。在德国，这种形势将使主张用民主的方法，即废除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的君主制和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共和国的方法来实现国家统一的人占优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859年战争的书信，是他们在同一时期写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的极有价值的补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能够比他们在资产阶级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在德国合法出版的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萨瓦、尼斯与莱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47—299、633—680页）中更直率地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问题上，在统一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问题上的立场。

收入本卷的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热情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以自己固有的全部革命毅力即使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仍不停地为团结无产阶级力量，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需的和主要的条件）而斗争。列宁写道：“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富有田园风味的’……‘极沉闷的’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将临的气息，而使无产阶级觉悟到他们所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0页）

1856—1859年是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的困难时期，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中的困难时期。大多数政治流亡者，包括马克思在内，这时都在为生存而斗争。马克思家庭的极端穷困，每天为最必需的东西焦虑，经常要应付“最无聊的生活琐事”，所有这些在这一时期严重地影响马克思的健康和他的工作。此外，由于1858年1月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之后反动派活动的加强，政治流亡者在英国领土上居留的安全又受到威胁。警察对政治流亡者，首先是对马克思加强了监视，对他的通信暗中进行检查（见马克思1858年3月2日和5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1858年3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

收入本卷的书信鲜明地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间的友谊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显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精神支持和无私的物质援助的决定作用。在这段时期恩格斯仍然不得不从事“该死的生意经”，以便使马克思能够继续研究革命的理论。

革命的低潮时期难免不使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遭受损害。他们中有一些人由于坐牢致病（罗兰特·丹尼尔斯）或者由于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格奥尔格·维尔特、康拉德·施拉姆）而牺牲了。另一些人受到长期经济繁荣的影响和政治停滞的侵蚀而脱离了革命斗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时同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接近分裂主义冒险主义集团首领维利希的阿道夫·克路斯断绝了关系（见恩格斯1857年1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他们在许多信中尖锐地嘲笑了他们以前的《新莱茵报》的同事恩斯特·德朗克，此人“打算自己出资开办企业”，象商人那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见恩格斯1856年11月17日、1857年3月11日和1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57年3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在他们周围结成了一个由坚定的革命者和同志组成的坚强核心。即使在这个艰苦的时期，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廉·沃尔弗（鲁普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约瑟夫·魏德迈、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皮佩尔、彼得·伊曼特等人仍然是这两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忠实战友。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关心的是保持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核心，对他们加以领导和培养，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战友们提出一项任务——利用旷日持久的反动时期加紧政治锻炼，深入钻研理论。“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在回忆流亡伦敦这些年的生活时是这样描述马克思的（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1页）。

从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看出，即使在反动统治的艰苦年代马克思也没有和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失去联系。1856年2月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代表古斯达夫·勒维对马克思的访问（马克思在1856年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名字在莱茵省工人中继续享有着多么崇高的威信和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些联系交换意见，这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在反动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对德国工人运动的策略的看法。例如，马克思坚决要求莱茵工人（起义计划已在他们中间酝酿成熟），不要举行地方性的、过早的孤立的起义。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德国工人当然感到需要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因此应当“从军事观点出发，准确地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见本卷第30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了各国无产阶级一致行动的必要性，号召德国工人无论如何要支持巴黎的无产阶级，如果那里发生起义的话。马克思告诉古斯达夫·勒维：“如果巴黎发出了信号，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去冒一切危险，因为那时，即使遭到暂时的失败，也只能产生暂时的不良后果……”（见本卷第30页）

对于德国革命运动的前景，马克思在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基础之一的重要的理论原理。马克思指出，要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必须和农民结成联盟。马克思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见本卷第48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谈到了欧洲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应起特殊的作用。他们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准备，迎接未来的革命战斗。正如通信的材料所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的宪章派能在这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五十年代宪章运动已经丧失了群众运动的性质，只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而继续存在。但是，甚至在五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希望：拥有自己的机关报《人民报》、并以著名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一部分还有影响的革命的宪章主义者，能够成为在英国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能够领导英国的工人运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宪章主义者左派提出了如下的任务：掌握革命的理论（这是宪章派一贯所缺少的），向英国无产阶级的队伍灌输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如马克思在1857年11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马克思一直劝告宪章主义者要根据已经形成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改变策略，也就是不要挖空心思、白费劲地去寻找种种机会在“沉寂时期”来公开宣传人民宪章，而应该直接在工厂工人群众中加强宣传。马克思1857年11月24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琼斯“首先应当成立一个党，为此他必须去工厂区”（见本卷第211页）。

但是，从书信中可以看出，在1857—1858年琼斯越来越表现了思想上的动摇和政治上的不坚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密切注视，对他在政治上的失策，力图独自领导组织（这引起了宪章派中一般成员的不满），思想上对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让步和日益表现出妥协的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见马克思1856年4月10日，1857年11月24日、12月22日，1858年1月14日和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1858年8月4日和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这个时期的书信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多么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琼斯解释他的立场的错误，把他引出迷途，维持他作为工人领袖的威信。

马克思在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对琼斯的行为以及自己对他的态度作了总的评价：“我已经同厄内斯特·琼斯决裂了。尽管我一再提出警告，并对他准确地预先谈到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将毁灭自己并搞垮宪章派，他仍然走上了试图同激进资产者达成协议的道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他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的危害却非常大。当然，错误将会被纠正，但是大好的行动时机却错过了。你可以想象，一支军队，在会战前夕它的将领投到敌人方面去了，会是什么状况。”（见本卷第551页）

由于琼斯政治上的演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关于在五十年代整个英国工人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重要的政治结论。他们认为在工人运动中出现革命倾向的同时出现了暂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五十年代这表现为英国工人阶级中有许多人在政治上十分消极（见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和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这种新现象的经济根源在于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这种地位是靠英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空前的发展和繁荣而取得的。恩格斯在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长期的繁荣起了极大的败坏作用”（见本卷第225页）。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这一结论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恩格斯写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见本卷第344—345页）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后来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明显表现出来的这两种倾向以后，他们以英国为例“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这段时期内”（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0页）仔细地考察了这两种倾向。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认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之所以取得暂时的胜利，是因为英国对工业和殖民地的垄断，这种垄断地位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用超额利润来收买英国工人的上层，即工人贵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机会主义策略的斗争，是他们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一页。对拉萨尔的尖锐批判在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都有反映。在1856年3月5日和7日，1858年6月7日等一些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拉萨尔的这些特点；过分虚荣，自吹自擂，奢侈享乐，专横独断，向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献媚讨好，对工人，尤其是对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拉萨尔和他们曾有过联系，他的行为使他们非常怀疑）则高傲轻慢。恩格斯在1856年3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他始终是一个需要提防的人……他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相信过拉萨尔”（见本卷第32—33页）。

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和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就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写的信也很有意义，这些信批判了拉萨尔对农民运动的性质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了拉萨尔这个剧本的一些可取之处，它描写了1525年农民战争前夕弗兰茨·冯·济金根和乌尔利希·冯·胡登领导的小贵族反对大封建主的起义；同时也指出了它的根本性的缺点：按马克思的说法是，拉萨尔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见本卷第574页）。拉萨尔的这一错误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完全低估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在拉萨尔看来，农民和资产阶级一起“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这些观点的批判，是同他们指责他对1848—1849年革命失败原因的看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拉萨尔从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念出发，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正是无产阶级没有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列宁在《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中特别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拉萨尔剧本的这方面的重要意义（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7页）。

在以上提到的几封书信中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意见。这些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中反映现实的最深刻的方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859年的书信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们批判拉萨尔对1859年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因为拉萨尔的态度同他对如何统一德国的看法有密切的联系。拉萨尔低估了群众的民主思想，不相信自下而上，即通过调动劳动群众和居民中民主阶层的革命首创精神的方法来统一德国的可能性，实际上他赞同自上而下，即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方案。所以，他要求德意志各邦不要于预战争，以便使拿破仑第三能够打败奥地利——普鲁士在通过王朝来统一德国时候的主要对手。拉萨尔在他1859年春出版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叙述了他的这些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拉萨尔的策略对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危害（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一度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特别宣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批判拉萨尔的立场（见马克思1859年5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59年5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由于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马克思后来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批判了拉萨尔的观点。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如何对待1859年战争的问题上同拉萨尔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列宁写道：“拉萨尔在当时，也象他向俾斯麦献媚的时候一样，是机会主义者。拉萨尔设法使普鲁士和俾斯麦胜利，使德意两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于是拉萨尔就动摇到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反对拿破仑，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9—120页）

在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欧洲的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重要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经常进行反对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的斗争。他们的通信无情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假革命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的“大人物”——卢格、海因岑、赫斯、梅因、路德维希·西蒙、金克尔等人——的政治冒险主义、自我吹嘘和革命空谈（见马克思1856年2月29日、8月1日和9月22日，1858年1月7日、11月2日、24日、29日和12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同时马克思也辛辣地嘲笑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的“革命制造者”——费里克斯·皮阿、塔朗迪埃等人，他们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寻找机会来发动各种喧嚣叫嚷的政治示威，发表空洞的大言不惭的政治小册子等（见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1857年1月20日、1858年8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

在社会政治生活普遍活跃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同时设法同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论坛的报纸建立联系。因此他们在1859年5月至8月参加了伦教的德国工人报刊《人民报》的出版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该报撰稿，他们抱着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对重新展开活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涨时期有自己的机关报来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马克思在1859年5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叙述了《人民报》的创办经过，指出他和恩格斯所以要参加这个报纸的最重要的理由：“这样的时刻也可能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那时十分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见本卷第418页）。从1859年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人民报》的编辑和负责人。书信揭示了马克思为了把该报变为宣传无产阶级政党观点的讲坛进行了不倦的活动。

在1859年期间马克思还打算利用其他的机会来取得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的论坛。他1859年3月28日写信给拉萨尔说：“时期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见本卷第569页）

这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同邀请他撰稿的维也纳《新闻报》编辑弗里德兰德进行商谈的原因。本卷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1859年5月16日给弗里德兰德的信（见本卷第580页），提供了有关这次商谈的情况。

书信中还有些材料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7年4月至1859年底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经过。马克思是在1857年春天接到《美国新百科全书》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位编者查理·德纳的邀请，参与这个进步的美国出版物的撰稿工作的（见马克思1857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在马克思家庭的这个困难时期，对通讯员采取无礼态度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借口危机给它造成了经济困难，把给马克思的稿酬实际上减少了一半（见马克思1857年3月24日和1858年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给《百科全书》撰稿，首先认为这是补助马克思家庭生活的来源（参看恩格斯1857年4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同时他们也利用《百科全书》——在资产阶级出版物的条件和百科辞典的有限篇幅所容许的范围内——宣传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他们给《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的内容以及大量引用的材料，他们在信中彼此传递内容丰富的摘录，这就证明他们给这个出版物写文章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由于发表在《百科全书》上的文章没有署名，所以书信是确定文章作者的非常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材料。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记主要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军事史和军事技术的条目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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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七封信。其中一部分曾用原文发表，其余的都是第一次发表，编者在这些信的末尾都作了说明。

在新收入本卷的信中，马克思在1856年6月21日给他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的信具有特别意义。这封信揭示了马克思的崇高形象，他的纯洁和伟大的性格，以及他对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封信中所表现的马克思关于个人与社会、精神与日常生活的和谐结合的思想，关于爱情、友谊、忠诚的思想都具有深刻的哲学和伦理学的意义，都是可以同伟大的思想家、世界文学的杰出代表的言论相媲美的。

在本卷中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的信还有：1856年8月8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1856年6月21日给埃恩赛德的信，1859年5月16日给弗里德兰德的信，1859年9月26日和10月8日给贝·瑟美列的信；此外还有恩格斯1857年9月11日或12日给马克思的信。

在本卷《附录》部分中收入了燕妮·马克思的一些书信，大部分是受马克思委托写的。其中有五封信是第一次发表的。在《附录》部分中，燕妮·马克思的信描述了在流亡时期马克思和他的家庭所度过的艰苦生活。这些信是关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活动和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补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