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55年所写的书信。

收入本卷的书信相当于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开始并延续到五十年代末的欧洲政治反动时期。这时警察专横制度统治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残酷的镇压。资本主义经济总的来说处于高涨的时期。但是，经济繁荣具有不稳定的性质。1853年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在英国，生产有所下降。在地平线上开始出现逐渐临近的、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迹象。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此起彼伏，通过罢工、闹风潮，有时也通过起义的形式进发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发展自己的学说，耐心和坚持不懈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揭露欧洲反动派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几年坚定不移地相信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和信件中揭露欧洲各国统治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指出它们内部虚弱和必然崩溃。他们对于准备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力量的形成过程有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向读者表明，他们在这些年代的活动是广泛而多样的。他们在书信中对种种事件和活动家的态度往往比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表现得更充分、更尖锐。在书信中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研究。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表明：两位伟大的学者和革命家怎样通过生动地、创造性地交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极重要的原理，怎样运用这些原理分析具体的历史现象而把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一思想武器磨炼得更锐利和更完善。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特别是1852年的书信，也象全集第二十七卷的材料一样，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理论上总结1848—1849年革命经验所作的巨大工作。最卓越的科学共产主义著作之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马克思在1852年头几个月内写成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用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工人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一结论，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论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原理。通信说明了这部著作的创作和发表的经过。马克思在事件发生后，在1851年12月到1852年3月立即写了这部著作。从通信中可以看出，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密切注视法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进程和后果。马克思1852年1月20日给恩格斯的专门论述这一事件的信，以及恩格斯1月22日、3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1852年1月23日和30日给魏德迈的信，按其内容来说，都与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有许多内在的联系。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在理论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封信里马克思不仅集中地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经验，而且还综合了他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革命结论，阐明了他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的无阶级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这一学说的实质。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作了对比，并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见本卷第509页）。列宁对这封信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评述：“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资产阶级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页）

在书信中有相当多的地方谈到《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写作情况，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1848—1849年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书信表明，马克思很重视恩格斯的这组文章，在寄往《纽约每日论坛报》之前，马克思先看过并给以高度的评价。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对经济学说的研究成为马克思的科学活动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是党的首要的政治任务。恩格斯直截了当的指出，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新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运动新高潮即将来临）开始之前，马克思必须完成他的经济著作。他在1853年3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应当结束你的《政治经济学》了，往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全部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见本卷第230页）

在五十年代前半期，马克思在制定自己经济学说的各个方面，在积累和分析与自己著作有关的经济资料以及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注意观察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他们分析统计资料，证实了他们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是有周期性的，经济繁荣是暂时性的，新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必将在一定条件下对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见马克思1852年4月30日给魏德迈的信、1855年1月23日给拉萨尔的信，以及恩格斯1852年8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和1852年2月27日给魏德迈的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仔细地研究了英国这个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从他们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的经济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典型意义。正是首先依据对英国商业和工业状况的分析，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规律性，预见新的经济危机必将来临（见马克思1853年1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很注意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上面提到的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以及马克思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就对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观点作了评论。在这些信中，马克思揭露凯里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因为凯里认为，阶级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常存在的重要前提，并竭力用这些虚假的论点来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凯里为资本主义辩护，竭力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由剥削制度本身造成的社会贫困说成是派生的现象，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例如，“大工业集中化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克思在阐述凯里的观点的矛盾和他的方法论的缺陷时写道：“为了避免他认为应当由英国负责的资产阶级工业的影响，他作为真正的美国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在美国本土人为地加速这种发展。”（见本卷第270页）马克思对凯里和其他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们企图证明在保存资本主义的基础的情况下可以消灭它的社会弊病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也坚决反对社会科学中的唯意志论，反对经院式的学理主义，反对忽视客观经济规律。例如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不了解社会发展真正推动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真是白费心机，他说，“象赖德律、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却立即推动一切”（见本卷第303页）。

为了更进一步地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过程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注意各国和各民族过去的历史。他们研究历史是因为他们想要从历史根源上弄清当时的许多事件和现象。这对于锻炼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正确立场来对待这些事件并在出版物中全面评价这些事件都是很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的通信反映了他们对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的书信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概括性的结论和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譬如马克思在1855年3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对他当时研究的古罗马史作了下列结论：“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见本卷第438页）列宁在他的《〈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一书中特别指出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马克思1854年7月27日写信给恩格斯，评论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一书，这封信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这封信中，马克思依据梯叶里的这部书的资料，考察孕育在封建主义内部的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马克思指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他们一产生就同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对立，这明显地表现为中世纪城市反对封建领主的解放斗争。

马克思的这封信对评定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对梯叶里的评价，也是对承认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过程中阶级斗争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复辟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整个学派的评价。但是马克思通过对梯叶里的观点的批判，揭露了甚至是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优秀代表们所固有的缺点。马克思指出了梯叶里的功绩，称他是“‘阶级斗争’之父”，同时又揭示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马克思认为，梯叶里和其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不能彻底阐明阶级矛盾的物质根源，不能克服关于只是封建社会才有阶级斗争那种狭隘观念，不能弄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和性质。马克思指出：梯叶里错误地把“第三等级”本身描绘成同封建阶级——贵族和僧侣相对立的一个统一的阶级，而没有注意到当时在“第三等级”内部，剥削者上层——资产阶级和被剥削的群众之间的矛盾已经成熟，这个矛盾在推翻封建制度后已经公开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写道：“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生的对立’的‘历史根源’，那末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见本卷第382页）马克思的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和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对阶级斗争的不同的看法，揭示了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甚至在全盛时期也是矛盾的和前后不一致的。

马克思在他的信中指出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作为资产阶级同盟军的农民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尤其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作用。他指出：梯叶里“违反愿望地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他们在1789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见本卷第382页）。列宁特别注意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他指出：“法国资产阶级一旦决定同农民并肩前进，就取得了胜利。”（见列宁《〈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1959年俄文版第7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后是他们的伟大事业的继承人列宁在创立和论证劳动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一学说时都利用了马克思的关于人民群众在社会革命变革中的作用，关于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这些最重要的结论。

由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各国加强殖民主义扩张，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矛盾日益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心已成为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政策牺牲品的东方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恩格斯在1853年5月26日左右和6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了如何科学地分析圣经和可兰经中关于东方人民的资料，揭示了伊斯兰教的产生以及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征服地的建立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为唯物主义地解释东方宗教运动提供了钥匙，他们指出，东方社会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冲突都被宗教斗争所掩盖，而这些冲突是由于生活物质条件的变化，由于从游牧向定居过渡以及通商道路的改变等引起的。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特别注意英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殖民地——印度。根据对印度史和其他东方各国（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关于中世纪东方各国的发展特征的经典性论点。马克思写道：“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见本卷第256页）恩格斯补充和发展了这个原理，他指出，东方土地私有制发展这样缓慢，特别是在封建主义以前的时期，这首先是由于必须进行人工灌溉所造成的，而实行人工灌溉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办到。后一种情况使许多东方国家的土地和灌溉工程最初大部分归国家所有，而残酷剥削人民群众的封建国家也总是要关心维护灌溉系统的。恩格斯指出：“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见本卷第263页）

弄清了东方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能揭示为什么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期的东方各国的历史发展比较缓慢。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自成为一个特殊的闭关自守的小天地的小村社与外界隔绝，公共工程集中在专制国家手中，这是印度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所特有的，这种情况决定了“亚洲这一部分的停滞性质”（见本卷第271页）。大批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封建国家的手里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东方各国的发展。敌人的频繁入侵给水利灌溉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而由于水利灌溉在东方的特殊作用也就使整个生产力遭受巨大的损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一切就是那些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一度达到过高度文明发展水平的国家落后的原因，这一切也促使这些国家成为依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书信中愤怒地谴责欧洲的首先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东方国家推行的殖民主义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通信中的一系列评述和意见，补充了他们揭露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一些著名文章。例如，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统治的有害后果，这种统治的结果是“印度的农业完全衰落了”（见本卷第263页）。马克思在评述这种统治时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见本卷第271页）

本卷中的书信表明，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象在前一时期一样，仍然是军事科学、军事学术史。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就他感兴趣的军事问题同马克思和魏德迈交换意见，这些书信反映了他在军事和战争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及在这方面的科学计划和写作计划。马克思对负责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刊写通讯来阐述军事事件的恩格斯的军事知识评价很高，并且经常向“曼彻斯特的陆军部”——马克思对自己的朋友的诙谐的称呼——请教（见本卷第299页）。而马克思自己也常常对恩格斯的军事研究工作给以帮助，特别是为恩格斯的军事题目的论文（例如《欧洲军队》一组文章）收集材料（见本卷第448—449页）。

恩格斯的军事研究是同日益迫近的革命的任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特别重视1848—1849年革命战争的历史，想写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书。恩格斯在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在下次革命到来之前还能有时间至少把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局仔细地研究一下，并加以论述。”（见本卷第588页）但是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此，恩格斯的那些评论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批判分析1848—1849年革命军队的军事行动的成功经验及其错误和失策的书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见恩格斯1852年7月6日，1854年6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尤其是关于大陆军队可能入侵英国和关于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时期伊德施太特会战的评论是很有意义的（见恩格斯1854年5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和1852年1月23日给魏德迈的信）。他对拉萨尔提出在多瑙河战场展开军事行动的计划也有批评意见（见恩格斯1854年3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恩格斯对许多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作家——克劳塞维茨、维利森、若米尼、纳皮尔等的评价，对于了解作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评论家的恩格斯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见恩格斯1854年5月9日和6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1854年3月30日恩格斯给《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的信表明，他对军事文献的要求是多么高，他提出要准确地和客观地叙述军事事件、细心地选择和核对所引用的材料来源的可靠性。恩格斯的这一时期书信中关于战争史和军事学术的评论，反映了无产阶级卓越军事理论家的观点的重要发展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兴趣还包括语言学，即研究欧洲和亚洲的语言。例如，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由于研究西班牙历史，他就着手研究西班牙语，阅读塞万提斯、卡德龙和其他西班牙古典文学作家的原著。恩格斯在这些年代里主要是研究斯拉夫语，首先是俄语。他在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自己这个冬天在斯拉夫语言知识……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到年底就能多少懂得一些俄语和南斯拉夫语。”（见本卷第583页）恩格斯在1852年3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明了促使他研究斯拉夫语的原因，说明他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出于科学兴趣，而且也是为了革命活动的实际任务的需要（见本卷第37页）。这几年，恩格斯还研究了东方语言，其中有波斯语，在这方面恩格斯表现出卓越的语言学才能。从恩格斯对魏特林空想的“未来语言”所作的讽刺评语中，也可看出恩格斯对待语言学问题的态度。这个评论说明，恩格斯坚决反对把语言学的规律和社会学的规律混淆起来（见本卷第265页）。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反动年代里，他们多么重视时评工作，他们认为政论文章是反映无产阶级对重大政治问题的观点的手段，使社会舆论起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影响。书信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发展当时处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报刊作了巨大的努力。即使在可以公开出版工人刊物的英国和美国，由于大量的财务开支、高额的印花税等等，工人刊物的出版也是有很大困难的。185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支持宪章派革命一翼的领袖厄·琼斯所出版的《寄语人民》杂志。马克思在1852年2月20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对这个杂志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从这个刊物上可以找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现代史”（见本卷第49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琼斯1852年5月开始出版的《人民报》写文章，并且还促使他们的战友（埃卡留斯、皮佩尔等人）给该报撰稿。许多书信都表明，马克思曾大力帮琼斯编辑这份报纸。马克思向他提供国外消息专栏的文章，帮他解决财务问题（见马克思1852年8月19日、9月2日、9月23日和1853年11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魏德迈打算在纽约出版无产阶级的周刊《革命》给予热情支持。他们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寄往纽约。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论英国的文章就是专门为《革命》周刊撰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给《革命》周刊撰稿是党的重要任务，并竭力鼓励他们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琼斯、皮佩尔、埃卡留斯、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参加撰稿。燕妮·马克思在1852年2月13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丈夫为您几乎向这里我们所有的一切共产主义笔杆子征了稿”（见本卷第490页）。但是，由于缺乏资金，《革命》周刊未能连续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魏德迈和克路斯打算把寄给《革命》周刊的材料在其他报纸上发表出来，认为及时发表这些材料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1852年5月10日左右给克路斯的信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如果不准备好反击，我们就会经常放马后炮。”（见本卷第526页）许多书信反映了马克思通过克路斯和魏德迈利用1853—1854年在纽约出版的工人报纸《改革报》进行革命的共产主义宣传。马克思通过克路斯和魏德迈影响报纸的方针，从伦敦组织通讯稿寄去（见马克思1853年4月17日、6月14日、10月中、11月中给克路斯的信）。

但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工人报刊只能对很少一部分读者发生影响。在大多数国家，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报刊。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利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此外，在那些年代里，撰稿工作是马克思的唯一的收入来源。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给克路斯的信里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自己给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立场，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给我们的敌人写东西，不是给他们帮忙，而是完全相反。这是我们同他们开的最厉害的玩笑”（见本卷第59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1年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工作在1852—1855年期间一直继续着。马克思是该报的正式撰稿人，所以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该报写的文章都是由马克思署名寄给编辑部的。马克思在他认为是维护美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意见，是灵活性与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性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经常地迫使该报宣传与它的编辑的观点直接对立的思想（见马克思1853年6月14日和1854年5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组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促进了报纸的声望和威信的提高。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都引用他们的文章（见本卷第269、278—279页）。恩格斯就克里木战争进程写的、发表时没有署名的军事评论，被广大读者认为是著名军事专家写的（见本卷第318页）。该报编辑部不止一次地正式承认写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绩。例如，在1853年4月7日该报发表了马克思在1853年4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援引过的一篇文章，编辑部尽管表明它不赞同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但又认为，马克思的通讯是当时“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最有教益的来源”之一（见本卷第239页）。但是《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的文章仍然采取随心所欲的态度，编辑部常常对文章任意增删加以歪曲，并经常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马克思在1854年4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论坛报》最近又把我的所有文章当作社论，而我的名字则只摆在一些废物下面……此外，用你的军事文章来自吹自擂已成为‘合法化的’现象了。”（见本卷第345—346页）马克思的抗议毫无结果。《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完全按照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习气行事，残酷剥削它的通讯员。马克思为报纸付出紧张的劳动，得到的却是微薄的稿酬，并且还要等待几个月才能领到。(www.xing528.com)

1855年，马克思除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还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这在他的时评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这家报纸同自由派有联系，尽管还有书报检查的刁难，但是在当时德国出版的所有刊物中它的立场还是比较进步的。1855年9月11日马克思在给《新奥得报》编辑埃尔斯纳的信中写道：“我深深感到，您的报纸，在困难的条件下和您所处的狭隘范围里，办得很巧妙、很有分寸，能够使明眼的读者读出言外之意。”（见本卷第628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是同德国读者直接见面的唯一机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的创作合作在他们的时评工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从他们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政论著作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这些书信清楚地表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撰稿工作中经常给予帮助。这种合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承担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关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同时又把马克思最初用德文为该报写的通讯译成英文。1853年1月，马克思第一次用英文给报刊写文章，而在这以后不久恩格斯就非常赞扬这些文章的文学成就了。恩格斯在1853年6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请接受我的祝贺，英文不仅写得好，而且很出色。”（见本卷第252页）当某些情况（党的工作、科学研究、疾病或家庭的不幸）妨碍马克思的撰稿工作的时候，恩格斯非常关心地接受马克思的请求，经常代他写定期通讯。在给报刊撰稿过程中，两位朋友之间按照个人在当时的直接的科学兴趣的范围形成了特殊的责任分工。一般地说，马克思在这些年代里专门写关于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内外政策、工人运动、殖民地问题、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事件的文章。恩格斯除了写军事题目的文章，还写了关于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各民族的命运、瑞士的状况、泛斯拉夫主义等问题的文章。有一些通讯实际上往往是两人合写的著作。书信表明，许多文章的提纲，有时是文章的内容，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配合商定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1855年1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这封信中有关于阿伯丁联合内阁活动的详细材料，后来恩格斯用这些材料写了《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还有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可以说是他们有关文章的部分基础或全部基础（见本卷第329—33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的许多重要材料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的补充。例如，马克思在许多书信中不仅对英国的经济状况而且对英国的政治状况作了深刻的评述。这都是马克思这几年写的许多通讯的主题。马克思研究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对英国的各主要政党作了评价。他指出了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的瓦解过程（见马克思1852年7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1852年7月20日和30日给克路斯的信），并且还指出，自由贸易派——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反政府态度是不一贯的，他们害怕工人阶级，并准备同贵族妥协。关于自由贸易派，马克思在1852年2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任何进一步争得的民主成就，例如无记名投票，当然都是他们仅仅在必要时对工人所作的一种让步。”（见本卷第26—27页）马克思在许多书信中指出，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选举权利的英国选举制度是反民主的（见马克思1852年7月20日给克路斯的信）。马克思在抨击文章《帕麦斯顿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中，通过英国寡头政治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揭露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寡头政体的政策，这两篇抨击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经过，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通信中也有反映（见马克思1855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1854年4月6日和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特别重视。他们注意观察英国无产阶级群众的每一个重要的行动。在他们的书信中，关于1853年下半年大规模开展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关于宪章运动的宣传，以及1855年夏天工人反对英国议会的反人民法案的强烈示威都有生动的描述（见马克思1853年9月30日、1855年6月26日和7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对波拿巴法国的评述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书信深刻地揭露了第二帝国的反人民制度的本质和特点，清楚地勾画出贯穿国家整个经济生活和笼罩所有政府部门的交易所的投机倒把的情景，描绘了政府为了蛊惑性目的实行可疑的社会措施，对一切反政府分子进行粗暴的警察恐怖的情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指出，拿破仑第三的冒险政策是对欧洲和平的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政体是不稳固的，它必然要崩溃。他们早就看出路易·波拿巴政府的经济政策终究要引起经济混乱，使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的后果更加严重。马克思在1852年10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为了使这一次商业危机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厉害，波拿巴比任何人都有办法。”（见本卷第16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波拿巴政体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恩格斯指出法国农民已对波拿巴感到失望（见本卷第585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法国无产阶级是有能力推翻第二帝国的主要力量。例如，马克思指出，由于巴黎面包价格较低，法国工人大量流入法国首都，“这就使革命大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见本卷第303页）。马克思在1853年3月25日给克路斯的信中提到相当数量的巴黎工人参加著名革命家拉斯拜尔的夫人的葬礼，这次葬礼实际上变成了反对波拿巴的示威，他写道：“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见本卷第580页）。

由于克里木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时评和书信中相当重视欧洲各国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马克思在1853年11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高兴的是，偶然的机会促使我更深入地去熟悉二十年来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忽略了，可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和什么人打交道。”（见本卷第30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这个角度分析国际政策问题。他们希望，大国之间在所谓的东方问题上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将超出欧洲各国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冲突的范围，将导致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他们认为，反对沙皇制度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欧洲革命战争最终将引起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将消灭欧洲的反人民的制度并解决由于1848—1849年革命失败而没有解决的任务。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只有人民革命才能真正地解决东方问题，即解决受土耳其压迫的各民族的命运问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批判西方列强在克里木战争中所追求的狭隘的自私目的，以及旨在制止战争蔓延和阻碍人民运动发展的战略。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而欧洲战争必然成为现实。”（见本卷第608页）

马克思在1853年3月10日的信中揭示列强在东方问题上冲突的原因时，要恩格斯注意：“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意义”（见本卷第226页）。马克思在另外一封信中指出了在克里木战争中作为同盟国的英法之间的深刻的矛盾。他指出，其中英国首先力求消灭俄国海军力量并从俄罗斯帝国手中夺走克里木、高加索等地，从而在这个地区和海上建立英国的独霸统治。同时，保存俄国在陆地上的实力以对抗其他大陆强国，对英国也是有好处的。“相反，对于法国，从俄国海军力量……被消灭的时候起，真正的斗争还只是开始。”（见本卷第396页）马克思指出，波拿巴法国的政策取决于它的上层统治集团企图称霸欧洲，使所有与它竞争的强国（包括英国在内）受它操纵，通过对近东的掠夺政策和向邻国扩张领土的办法加强第二帝国的实力。

针对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在东方冲突中暴露出来的掠夺目的，马克思提出了解决东方问题的真正革命的和民主的纲领，其要点是让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独立，在巴尔干成立各个独立国家。“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崩溃”，——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见本卷第226页）。恩格斯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西欧外交界提出的关于专制暴虐的土耳其帝国的完整性的论点是“陈腐呓语”，是“陈腐的外交谎言”（见本卷第22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策略，包括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这个时期的书信表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俄国沙皇制度的激烈的反对者，他们把这个制度看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是扼杀欧洲革命运动的主要刽子手之一。书信中有些材料揭露了沙皇制度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和沙皇政府的外交阴谋。他们指出，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摆脱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在欧美的报刊上揭露沙皇制度为了达到侵略目的，企图利用解放运动和这些民族对俄国人民的真诚的好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揭露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反动本质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俄国专制制度对外政策的工具（见本卷第416、444、625页）。

在这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的国内状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更加明确了。例如，1853年恩格斯坚决反对在流亡的波兰贵族和小贵族集团中酝酿的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脱离俄国并入波兰的计划：“至于波兰过去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这边的各个省份，那末，我是再也不愿听这些事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那里的农民全都是乌克兰人，只有贵族和一部分平民是波兰人，而且对那里的农民来说，就象1846年在乌克兰的加里西亚的情形一样，恢复波兰就等于原封不动地恢复旧的贵族统治”（见本卷第584页）。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本国的内部革命力量上。恩格斯在指出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对俄国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时写道：“在彼得堡发生一次贵族资产阶级革命，并接着在国内发生内战，是完全可能的。”（见本卷第58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在国外出版的俄国革命书籍，他们在通信中也谈到了亚·伊·赫尔岑1853年在伦敦创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见本卷第269页）。但是，由于赫尔岑与敌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小资产阶级流亡集团接近，并且发表某些错误的乌托邦思想（通过俄国的农民公社来“革新”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非常警惕。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的通信中有时才对他提出十分尖锐的意见。

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兴趣促使马克思去研究外交史。他在1852—1855年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对资产阶级贵族的外交家作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和评价。例如，马克思对法国作家兼外交家沙多勃利昂的《维罗那会议》一书作了详细的分析，痛斥这个反动分子和阴谋家促使会议通过干涉西班牙的决议（见本卷第401—406页）。在另外一封信里，马克思揭露了在七年战争时期英法两国外交的卖国性质（见本卷第396—398页）。对英国资产阶级贵族的寡头政治的对外政策的揭露，构成了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篇抨击性文章的基本内容。在书信中，某些结论也同这篇抨击性文章有内在的联系。马克思揭露帕麦斯顿是“牺牲了波兰”、“出卖了意大利和匈牙利”的疯狂的反动分子（见本卷第613页）。马克思在揭露这个“真正英国大臣”时往往采用某些夸张的说法。因此，决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马克思说的帕麦斯顿是沙皇俄国的代理人这句话。但是马克思对帕麦斯顿所做的评语却深刻地准确地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贵族外交家和沙皇俄国外交都有共同的反革命意向，他们都仇恨革命民主力量。马克思指出，在镇压革命运动时，西方欧洲的政客宁愿依靠沙皇制度。

在书信中还有一些直接的论据驳斥了那种庸俗的论点，即所谓马克思和亲土耳其分子乌尔卡尔特这个著名的英国的反动政论家和外交家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嘲笑乌尔卡尔特把苏丹土耳其理想化，认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见本卷第221—222、324—325、346—347页）。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他是个浪漫的反动派，十足的土耳其人，想用土耳其的方式……来改造整个西方。”（见本卷第615页）马克思在1853年曾向克路斯提供材料，让他在美国报刊上揭露乌尔卡尔特的反动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的人民运动极端关注。他们把人民运动首先看作是即将爆发的新的革命的征兆。他们对1853年2月的米兰起义就是这样评价的。关于这次起义马克思指出：由奥地利人建立的“掠夺制度”，“把意大利变成了‘革命的火山口’，而这是马志尼用他演说的全部魅力也从来没有能够达到的”（见本卷第217页）。马克思特别关心1854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发展。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和他给恩格斯的信中揭示了185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同时还分析了西班牙人民从反对1808—1814年的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过去的革命运动史（见本卷第388页）。

1852—1855年的书信提供了大量材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家方面的实践活动，以及他们在这些年代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所作的斗争。在反动时期，当大多数革命活动家被迫从欧洲大陆各国流亡到英国或美国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保存和在思想上教育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首批干部所进行的斗争具有特别的意义。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们的关怀，对他们的朋友和战友的经常的关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他们，吸收他们参加革命的时评活动，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理论研究。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向战友们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畏缩消极、张皇失措、苟安心理稍有表现，都要给以坚决的斥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流亡美国并在那里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大量工作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魏德迈和克路斯的通信，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克路斯和魏德迈的活动经常给予帮助。在许多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他们提供了实际的建议，详细地阐述了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帮助他们在业已形成的环境下采取正确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普鲁士警察捏造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组织者的斗争，是他们在1852年进行的党的活动的鲜明的一页，这在许多书信中都有反映。1851年5月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活动家被捕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一连好几个月都在竭力使社会舆论注意普鲁士当局的这一专横行为。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设法打破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报刊用以包围科伦被监禁人的“沉默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官方的报道，同科伦的拥护者保持经常的联系，按时向朋友们报道关于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审讯进程。1852年10月至11月，在科伦陪审法庭进行审理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营救党的同志的活动特别紧张。在这两个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专门营救科伦案件的被告人。在本卷附录中发表的燕妮·马克思1852年10月28日给克路斯的信（见本卷第648—651页）里，描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友们在这些日子里所做的大量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驳斥检查机关对被告人提出的公诉的材料送往科伦。他们还向辩护人寄去各种文件和证件，证实这个案件是别有用心的，揭露案件是如何用一整套卑鄙的警察奸细行为、捏造伪证而炮制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战斗性的抨击小册子的创作历史。马克思认为发表和推销这本揭露整个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著作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在1853年3月25日给克路斯的信中写道：“这在目前能给我们最可爱的普鲁士人以最能触到痛处的打击”（见本卷第578页）。

在科伦法庭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做出判决以后，马克思通过克路斯在美国筹款以便援助被判罪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及其家属。1852年12月7日马克思把他写的关于筹款的呼吁书寄给克路斯，他写道：“这里不是象金克尔之流那样用革命的名义进行乞讨，而是执行党的一定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是每个工人政党应尽的光荣职责。”（见本卷第564页）

在科伦案件以后，在欧洲继续进行秘密的组织活动已经不适宜了。1852年11月19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11月17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上根据他的提议通过了关于解散同盟的决定。但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通过其他形式继续进行党的活动，团结无产阶级队伍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书信特别表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停止活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同各国——英国、德国、美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代表保持联系，他们帮助当时为数不多的各种工人组织的领导者，协助出版工人的机关刊物。他们认为保持阶级的独立性是工人组织的最重要的任务。“工厂工人必须绝对保持自己的队伍”（见本卷第290页），这就是马克思对1853年找他商量问题的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克莱因的建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当时在英国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物质前提已经完全成熟（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参加了工联的无产阶级等等），因此他们认为，改组和巩固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扩大它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就可以实现这一任务。书信中的大量材料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帮助琼斯和宪章派的革命的左翼其他代表人物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开展宪章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宪章运动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谴责宪章派的另一个首领哈尼转向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当时在宪章运动内部的斗争。他们对琼斯的活动评价很高，当时琼斯坚决反对改良主义分子企图使宪章运动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恩格斯在1852年3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决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见本卷第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琼斯在英国工人中所进行的鼓动工作，特别是他在曼彻斯特工人议会（1854年3月）上所表现的首倡精神，对他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品格给予应有的评价。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他进行批评，因为他在后来由于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改良主义倾向的发展，开始表现了不坚定和动摇。例如，1855年马克思谴责琼斯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关系过分密切，批评他参加了他们的“无谓的喧嚷”的大会，使宪章派的整个事业受到损害。当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关于琼斯这样写道：“当他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的时候，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我警告过他，但是没有用。”（见本卷第433页）

恩格斯在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动时期的任务。他认为必须进行理论上的准备，从过去的战斗中吸取教训，清除党的队伍中的一时得势的和异己的分子。在谈到为建立政党而斗争的前景时，他相信，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家将从革命青年中得到补充，在新的条件下，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将表现得更加成熟和坚定。恩格斯预言：“……我们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说来，现在将比上次有威力得多。第一，在人员方面我们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所有旧日的废物——沙佩尔、维利希及其同伙；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终究是壮大了；第三，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德国的年青一代（仅仅科伦案件就足以为我们保证这一点）；最后，我们全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不少东西。”（见本卷第58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谴责工人运动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变节者。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50年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实际上变成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附庸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集团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猛烈谴责这个集团的首领维利希，因为他抱着顽固的教条主义者的态度，完全忽视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维利希的冒险主义的革命儿戏给予致命的批判，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给工人运动带来了危害并且使工人运动的参加者遭到警察的镇压（见马克思1852年8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9月3日给克路斯的信）。维利希在报刊上诽谤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马克思就写了《高尚意识的骑士》这本讽刺的小册子。

同以往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无产阶级革命家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捍卫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的纯洁性和策略观点的独立性。他们坚决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流亡集团和组织，因为这些集团和组织把政治活动变成了追逐个人名利、进行无谓争吵和阴谋倾轧的活动场所，降低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抨击性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严厉批判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金克尔、卢格、海因岑等人。流亡者“已经完全破产”，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没有成果的和喧嚣一时的活动的结局（见本卷第217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决反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的策略中占优势的阴谋和冒险成分，以及他的不顾意大利劳动人民物质利益的社会纲领的狭隘性。他们尖锐地谴责匈牙利革命者科苏特向波拿巴集团献媚，批评费·皮阿和在英国的其他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无谓的行动（见本卷第143—144、220、367—368、542—543页）。

书信中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有价值的传记材料，有助于了解无产阶级领袖的生动形象、他们在这些年代里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的无可比拟的友谊的鲜明特点。书信给我们描绘了马克思一家在流亡期间所过的极端困难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写的，他经常感受到一切“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物质上的极度贫乏、非常缺钱、债主逼债。他在1853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见本卷第300页）正如许多书信所明确表明的，马克思的家庭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无私的援助，就会不止一次地遭到无法维持的危险。马克思的爱子埃德加尔的死，对马克思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恩格斯的友谊也帮助马克思度过了这些悲痛的日子。马克思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见本卷第442页）这些书信再现了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英勇形象，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全人类幸福的未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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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五封信；其中有九封信是第一次发表的。此外，与第一版相比，许多书信更完整了。在本卷第一次发表的文献中，马克思1855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补充了他们的通信的空白。新收入全集的马克思在1852—1853年期间写给克路斯的一组书信是以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书信摘录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这些书信具有很大意义。这些书信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1849年革命以后流亡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活动所进行的具体领导。收入本卷的马克思1852年8月27日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伊曼特的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斗争。在全集中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1852年9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的附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翻译工作的态度。

在本卷《附录》部分中收入了马克思委托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写的信，以及克路斯给魏德迈的信中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阐述了许多我们没有找到的马克思给克路斯的信的内容。在《附录》部分中，有七篇文献是第一次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