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转变与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收集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42年至1851年所写的书信。

本卷的编年期限包括马克思主义史的几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2—1844年），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1844—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活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革命经验所做的理论总结以及对无产阶级的策略的进一步研究（1849—1851年）。

收入本卷第二部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1844年写给其他人的信说明了他们在世界观方面所发生的根本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在1842年马克思给《莱茵报》撰稿并担任编辑工作时期所写的书信中，就已经表现出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学派，特别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态度。

这些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对那些只批判宗教并自称为“自由人”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严厉批判。年青的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作了否定的评论，批判他们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回避迫切的政治问题，蛊惑人心地炫耀那种只不过是发表不着边际的空论和唱唱高调的政治激进主义（见马克思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马克思在信中提出了与“自由人”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纲领。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中，特别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坚持这一纲领：对宗教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在人民当中进行进步哲学的宣传是必要的，但在政治方面，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深刻的和具体的批判，也是必要的。“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见本卷第433页）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是为先进的世界观而斗争的战士，他无情地批判反动哲学，特别是当时已经成为保守的君主制思想和宗教黑暗势力的代言人之一的谢林的观点。在本卷第一次全文发表的1843年10月3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年青的马克思指出，同谢林及其受到普鲁士政府官方庇护的哲学学派进行斗争，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因此，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见本卷第445页）。列宁对这封信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写道：在当时马克思“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5、356页）。列宁认为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马克思一经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他就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坚决批驳一切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掩盖两个哲学阵营矛盾的伎俩。

四十年代初期，马克思虽然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的很大影响，但同时却在自己的一些信中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点，以及它的直观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例如，他在1842年3月20日给卢格的信中说，他计划要写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同费尔巴哈发生矛盾，而在1843年3月13日给卢格的信中则说得更明确了：“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见本卷第442—443页）。马克思关于哲学同生活、同政治斗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意见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两年以后即在1845年秋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达的思想。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书信同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这些书信表明年青的马克思是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是用革命斗争方法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是人民群众利益的热情捍卫者。马克思没有德国激进主义者对君主立宪所抱的幻想，他对莱茵省的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提出了批评（见马克思1842年3月5日和20日、7月9日给卢格的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他显然同情被他称为新世界观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见马克思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

因此，1842—1844年的书信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时期已经完成了，他已经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

年青的恩格斯的观点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例如，恩格斯1842年6—7月给卢格的信就说明他是反对谢林及其信徒的反动的宗教神秘主义观点的。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进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会见时他们发现彼此的观点完全一致。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创作上的合作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共同的革命斗争。

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巴黎会见，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大量通信，这些书信反映了他们怎样共同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怎样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斗争。在五十年代，当时马克思在伦敦，而恩格斯则被迫迁居曼彻斯特，他们的书信来往特别频繁。在这段时期，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几乎每天都通信，经常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最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保存下来的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书信大都是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从他们巴黎会见后不久写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德国参加了革命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在这些信里，对国内状况作了清晰的评述。莱茵省资产阶级人士中反对派情绪的增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迅速传播，——恩格斯在自己的信中首先指出的就是这些。

四十年代德国的情况是，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还在自发地发展，一些观点极其混乱的人——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形形色色小资产阶级庸俗社会主义的体系和理论的创造者——打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在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认为必须尽快地全面制定革命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并在报刊上加以阐述和宣传。恩格斯在1844年10月初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见本卷第6页）

在1844—1848年的通信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创作计划的讨论占有显著的地位。通过恩格斯的书信可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著作，如《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写作历史。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紧张的理论活动，他们当时在基本方面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其他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俄国著作家巴·瓦·安年柯夫的信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文献，这封信同此后不久马克思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之一——有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非常清楚地叙述了他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信中深刻地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物质基础和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生产者的作用，以及作为历史的推动力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理论问题的发展同他们对马克思以前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进行的思想斗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指出，检验各种社会主义体系的试金石就是看它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对革命地改造世界和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全世界的历史作用。“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蒲鲁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蒲鲁东的观点不仅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半无产阶级分子中，特别是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安年柯夫的信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哲学和社会经济学的观点的体系所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小资产者……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见本卷第488页）。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认为他完全不了解历史进程的规律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进行从四十年代开始的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在他们1851年所写的书信中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它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见马克思1851年8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的通信中指出了蒲鲁东的哲学和经济学观点的空想性质和贫乏，严厉批评了他针对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所提出的关于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按照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怜计划。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在1851年8—10月写了一篇对蒲鲁东的书的批判性评论，马克思打算利用它写一部驳斥这个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预言家的长篇论战性巨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1848年的书信还反映了他们同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庸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其他派别的斗争。恩格斯寄往布鲁塞尔给马克思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说明恩格斯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中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解释工作。他日复一日地在长期的争论中，驳倒了对手的论据，并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批驳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观点、蒲鲁东主义和魏特林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在1848年1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这些思想之所以传播，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发达和落后，当时的无产者同小资产阶级的环境还保持着联系。在一次以格律恩的支持者完全失败而告终的争论中，恩格斯简要地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的立场。“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见本卷第71页）列宁在1913年根据这些信说明恩格斯的活动时，写道：“这样，还在六十七年以前，就在巴黎奠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62页）

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形成，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同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建立和加强了联系。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46—1847年所写的书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欧洲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他们的目的是使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互相接近，对不成熟的、乌托邦的和宗派的观点进行斗争，为在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上建立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自然地成了各通讯委员会的中心。恩格斯从巴黎寄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连串报告工作的信（1846年8月19日、9月16日和10月23日）以及马克思1846年5月5日给蒲鲁东的信都专门报告了这些委员会的建立和活动计划。

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给马克思的信表明，在组织通讯委员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他们1847年8月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参加这个协会的工人进行政治教育，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同无产阶级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具有何等的意义。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协会里作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名讲演。

四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的影响日益加强。1847年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参加下，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民主协会。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47年10月26日给海尔维格的信，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这个很快就成为团结民主力量的国际中心之一的组织的活动中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宪章派左翼领导人哈尼以及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民主团体“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由这个协会组织的伦敦国际大会（见恩格斯1847年11月14—15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47年12月9日给安年柯夫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捍卫以及他们同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都对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中期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盟员的观点的进步有很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3—1844年起就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和亨·鲍威尔保持联系。同时，恩格斯在1846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的混乱的观点和动摇的立场也作了批判（见恩格斯1846年9月18日和12月底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效仿法国布朗基派的密谋团体建立起来的正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抱否定态度（见恩格斯1846年10月23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1847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确认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正确性的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邀请，同意加入同盟，同意在他们两人所宣布的原则的基础上参加同盟改组工作和制定同盟纲领。1847年的书信中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关于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改组了正义者同盟，新的同盟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建立新的同盟支部的资料（见马克思1847年5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1847年9月28—30日和10月25—26日给马克思的信）。

恩格斯在1847年底写的有关筹备召开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书信有很大的意义。恩格斯在10月26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起草了一份应当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纲领草案。这就是《共产主义原理》，即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的初稿。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的信中把写作《共产主义原理》的计划告诉马克思。恩格斯在这封信里不满意起草这个文件所采用的教义问答形式，建议马克思选择另外的叙述形式：“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见本卷第123页）。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封信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正当的”（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62页）。恩格斯的这封信说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对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提出多么高的要求，在纲领里，要扼要而清楚地表述工人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要宣布和科学地论证工人阶级的伟大的目标并且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文件中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阐述）的写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49年革命前的全部创作活动的顶峰。这一著作在1848年初出版标志着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的书信在本卷占有重要地位。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如果说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了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原理，那么在革命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确定无产阶级在各个革命阶段的策略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是这几年通信中的很少一部分。但是，我们所掌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就提供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这一时期活动的极其丰富的材料。

1848年3月（当时马克思住在巴黎，恩格斯住在布鲁塞尔）的信表明，他们两人非常注意法国和德国的革命发展和欧洲其他国家对革命的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各主要阶级在革命事件进程中的立场时指出，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情绪日益增长，无产阶级新的革命发动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在1848年3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里资产阶级又极端无耻和反动起来了，但是有一天会够它受的。”（见本卷第137页）恩格斯在1848年3月28日给他的妹夫艾·布兰克的信中也说，“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见本卷第501页）。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期间，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进行了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的斗争，这两个人在巴黎组织了德国流亡者的武装军团，企图率领武装军团攻入德国，从外面把革命输入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这种冒险策略（见恩格斯1848年3月26日给艾·布兰克的信），提出了自己的与此完全相反的计划，他们主张先进的德国工人，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单个地回到德国去参加革命战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上述计划的不妥协的立场（在马克思1848年3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3月18日的回信以及其他的信中也表现了这种立场）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决反对任何关于革命能够“输出”的思想。

恩格斯回到德国后，在1848年4—5月写的信中估计了德国当时的形势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状况，根据恩格斯后来的论证，这些因素对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制定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策略路线有决定性的影响。恩格斯在1848年4月25日和5月9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同年4月15日和5月24日给艾·布兰克的信中，指出了德国资产阶级及其首领——领导普鲁士政府的自由派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的反革命立场，他还指出了组成普鲁士和全德立宪会议左派党团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他们被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吓破了胆。另一方面，德国工人的政治积极性激发起来了，但是德国工人运动还是自发的，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封建君主制的反革命势力逐渐活跃，没有遇到革命力量方面的有力反击。1848年5月底，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的形势做了准确的评述：“在柏林，康普豪森无所事事地消磨时日，而反动派、官僚和贵族集团却愈来愈猖狂，因而激怒了人民，人民起来造反了。康普豪森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直接引导我们走向新的革命。德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见本卷第508页）

由于德国社会经济的落后，由于德国工人的力量薄弱和无组织性所造成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个国家当时还不具备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首先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即真正无产阶级一翼。直到1849年春天，由于德国和欧洲的情况改变和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列宁在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同孟什维克论战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规定了所有进步的德国民主派的行动纲领，同时又不与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混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战友出版的《新莱茵报》在宣传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在动员人民群众为争取彻底解决德国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列宁认为这个报纸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60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反映了他们在战友和朋友的支持下为保证报纸的出版所进行的巨大的组织工作。从马克思1848年11月中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849年2月3日给该报编辑之一恩·德朗克的信中可以看出，作为报纸主编的马克思不得不为报纸的出版进行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经常遭到资产阶级股东对报纸的革命方针的不满，不得不克服巨大的物质困难和普鲁士当局的阻挠。马克思在书信中指出了出版报纸的巨大的政治意义，认为它是党的事业：“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见本卷第147页）。

《新莱茵报》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巨大的声望远远超出了莱茵省和德国的范围。马克思1848年11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1849年1月7—8日从瑞士寄给马克思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捍卫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英勇参加者，表现了《新莱茵报》战斗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马克思本人在本卷第一次发表的文件中，即1850年6月30日给为纪念这次起义两周年而召开的伦敦流亡者会议的主席的信中，就是坚持了《新莱茵报》的这种国际主义。“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见本卷第561页）

本卷发表的、没有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恩格斯的书信和文件，向研究者提供了有关恩格斯1848年10月底到1849年1月中在瑞士的活动的有价值的和相当新的材料。恩格斯由于警察的迫害不得不离开德国，在瑞士各城市，特别是在洛桑和伯尔尼居留期间，同当地的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在1848年12月25日左右以中央委员会（瑞士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领导机关）名义给斐维联合会的信表明，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工人联合会先进分子反对地方主义倾向和分散主义的斗争。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委托由他起草的告三月同盟理事会书，反映了恩格斯为实现一切民主力量的行动统一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对这个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组织及其动摇和怯懦的政策作了尖锐批判。这个文件中表现的思想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三月同盟》和《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是一致的。

1849年6月初，由于德国反革命的进攻，《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之后，马克思前往即将爆发革命事变的法国。马克思在1849年6月7日从巴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同法国的民主派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保持经常的联系。恩格斯在1849年7—8月所写的一批信中谈到他加入一支志愿部队，积极地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恩格斯1849年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同年8月24日给沙贝利茨的信和8月25日给魏德迈的信）。恩格斯在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认为，特别有意义的是在他经过整个战役和参加四次战斗之后，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都不能再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编辑们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战斗了。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期间的通信反映了他们作为革命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的活动，表明他们总是站在人民群众斗争的中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活动，和以往的年代一样，经常遭到警察迫害，遭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集团的诬蔑和诽谤。收入本卷的无产阶级领袖的书信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材料。(www.xing528.com)

还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封建专制的普鲁士当局就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不让他留居德国。普鲁士的警探和暗探严密地监视他流亡中的活动，普鲁士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阻挠马克思和他的家庭在欧洲任何国家留居。由于普鲁士当局和法国反动分子的勾结，马克思在1845年1月被逐出法国。1848年3月初，马克思（以及他的妻子）在遭到非法逮捕之后，又被逐出暂时栖身的比利时。从恩格斯1848年3月所写的信中可以看到比利时激进的民主界由于比利时当局的这种专横行为而掀起的愤怒浪潮。

恩格斯的革命活动也遭到警察的监视和迫害。1846年底，内务大臣命令巴黎警察局长驱逐恩格斯，因为他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共产主义宣传（见恩格斯1846年12月给马克思的信）。1848年1月底，根据基佐政府的命令，恩格斯被逐出法国。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49年留居科伦期间，他们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不断遭到警察和法院的迫害。结果恩格斯不得不在1848年9月离开德国，流亡国外，而为了继续出版报纸留在科伦的马克思则经常有遭到逮捕的危险（见马克思1848年11月中和11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48年12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

1849年8月，在马克思留居法国期间，第二共和国政府在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到摩尔比安一布列塔尼的一个沼地去。马克思在1849年8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把这个手段叫做“变相的谋杀”。

1849年8月底，马克思不得不移居伦敦，在这里一直居住到逝世。然而马克思住在英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1850年5月，由于在德国逮捕共产主义者，由于普鲁士政府策划对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审判，普鲁士当局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把马克思逐出英国（见马克思1850年6月8日和6月27日给魏德迈的信）。恩格斯也不得不流亡英国，因为在德国他将由于积极参加德国西南部的武装起义而受到普鲁士当局的惩治（见马克思1849年8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国际反动势力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迫害一直继续到以后的年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1851年期间所写的书信反映了他们在反动时期的活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保存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教育和在政治上锻炼他们，捍卫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立场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使它不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马克思在伦敦流亡期间，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改组了同盟和他所领导的同盟中央委员会。1849年11月恩格斯来到伦敦，他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正如本卷发表的书信所表明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恢复业已失掉的联系方面，在把革命分子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849—1850年的书信，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4月给魏德迈的信，提供了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活动的材料，这个委员会曾积极促进工人运动的真正革命者的联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团结具有重大意义，他们在这个时期对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一翼——宪章派之间的联系予以极大的重视。这个时期的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支持革命的宪章派活动家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这个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帮助他们出版机关刊物、支持他们对阻碍宪章派进一步发展的内部的改良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派别作斗争。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对宪章派先进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对哈尼和琼斯的影响日益加强。1850—185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卓越的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和诗人厄内斯特·琼斯的友谊更加巩固了，在哈尼于1851年初转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阵营之后，琼斯成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传播者。恩格斯在1851年7月9日给德朗克的信中指出：“同哈尼相比，琼斯却根本不同，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现在他正在英国人中间宣传《宣言》。”（见本卷第584页）

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1849—1850年的书信中，为创办机关刊物而进行的斗争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刊物将继承《新莱茵报》的战斗传统，将促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巩固。马克思还在1849年8月23日，即他从巴黎动身去伦敦的前夕寄给在瑞士的恩格斯的信中就邀请自己的朋友去英国，以便共同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1850年1—11月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就是这样的刊物。这个杂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著作，这些著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事件，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并发展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为出版杂志花费了多少精力。他们要求在德国和瑞士的战友和朋友们协助推销杂志。马克思在1849年12月19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要求他在《新德意志报》上刊登关于杂志出版的广告。马克思在1850年1月10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谈到关于逐渐把杂志变成双周刊和日报的计划，并请他尽快地筹集继续出版这个刊物所需的款项。

无产阶级政党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占有很大的篇幅。

1850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在欧洲各国，由于经济的高涨和反动制度的加强，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发生革命。因此，他们认为必须修订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改变斗争的方式。新的情况要求在集聚力量方面，在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准备无产阶级革命家干部方面进行细致和耐心的工作。但是，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不顾客观的历史条件，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线。由于这些分歧，在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分裂，其中大部分中央委员会成员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

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斗争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揭露工人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的派别活动曾使无产阶级离开它所面临的任务——为未来的斗争集聚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激烈反对维利希的假革命计划，维利希在1850年秋季提出了利用普奥冲突动员后备军的机会，立即在德国西部发动革命的冒险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反对玩弄革命的阴谋，辛辣地嘲笑了维利希的徒劳而有害的计谋（见恩格斯1851年7月9日给德朗克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写的书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说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接近起来并且实际上变成他们的附庸。马克思在1851年2月28日给海尔曼·贝克尔的信以及其他一系列的信中通过这个集团的政治演变的例子指出，派别性和宗派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滚到反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并导致在思想上依附于资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保持独立性和纯洁性。当时这种影响的传播者之一就是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的通信中才尖锐批判各种各样的流亡者集团——卢格、金克尔、海因岑、司徒卢威、路易·勃朗等集团。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揭露了这些集团的无谓的辩论和争吵、用革命的词句进行蛊惑人心的投机等假革命活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的活动使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受到严重的危害，妨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只能导致无产阶级组织丧失自己的独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们图谋诽谤无产阶级革命家并消除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在本卷中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1851年8月和12月给法兰克福的出版商艾布纳尔的两封信，对流亡者集团的活动及其冒险勾当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写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时部分地利用了这两封信中的材料。

马克思在批判流亡者首领之一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时，发展了关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原理。他在1851年9月11日给魏德迈的信和9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坚决地谴责了马志尼忽视受地主剥削的意大利农民的利益和拒绝吸引农民群众参加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马克思强调指出，只有全体劳动人民广泛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够使这个斗争具有真正的力量和规模并保证它取得胜利。马克思在上述给魏德迈的信中指出，“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见本卷第604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下半年所写的许多书信中讨论了来自德国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的消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被捕的同志的命运表示担心，他们看到，维利希一沙佩尔宗派集团和其他流亡者集团的冒险计划容易使警察当局实现各种挑衅和捏造所谓“共产主义者的阴谋”案件（见马克思1851年5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步骤在报刊上组织文章，揭露普鲁士当局的所作所为和维护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见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49—1851年的通信表明，他们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们把这种发展看作是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1848年以前马克思的理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从哲学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1848—1849年是确立政治思想和确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在五十年代则把发展经济学说提到了首位。马克思一面研究经济文献，一面继续创立他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经济理论，在四十年代他就曾经打算写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1846年8月1日给列斯凯的信）。他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马克思同恩格斯在1851年的通信说明了马克思在为他的科学著作收集和整理材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正如在通信中所看到的，他深入地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的历史以及当时各国特别是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在这个时期，使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和理论，以及经济危机。例如，马克思在1851年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首次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作了批判，提出地租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而在2月3日的信中则向恩格斯详细地叙述了有关货币流通理论的思想。恩格斯同样也研究了经济问题，竭力帮助马克思解决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他在1851年2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马克思告诉他的那些有关货币流通问题的新见解使他非常感兴趣，他准备认真考虑。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经常同恩格斯就英国和其他国家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现象交换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革命后在工业中出现的“繁荣”是暂时性的；他们还预见了经济危机的到来。

1851年，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史。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促使恩格斯去研究军事问题，首先是武装起义的策略问题。1850年底，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系统而认真地研究军事。恩格斯在1851年6月19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对促使他研究军事的原因作了如下说明：“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见本卷第576页）恩格斯的信表明，为了研究军事学术的历史和理论，他搜集了多么广泛的文献资料。

从军事观点来看，恩格斯1851年9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封信里他批判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霍夫的文章《未来战争概论》。这封信里分析了在发生新的革命事件时欧洲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的大致对比。恩格斯在信中还提出了关于革命军队的组成特点及其战斗行动的性质的重要思想。

在恩格斯的一系列信中对十九世纪中叶著名军事著作家（纳皮尔、萨瓦里）的著作和许多统帅（如威灵顿）的活动作了评价。

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通信中反映出他们多年来创作上的合作。马克思经常给恩格斯出题目，要他写新著作。在这方面，恩格斯写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过程是很好的例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写出这些特写的。马克思在1849年8月1日左右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一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篇抨击性文章。”“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见本卷第156—157页）恩格斯立刻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并且在1849年8月24日就通知出版商雅科布·沙贝利茨说，他在写关于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回忆录。

恩格斯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合作的另一个光辉例证。1851年8月初，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查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马克思当时忙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于是在1851年8月8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给这家报纸写一篇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年底前恩格斯为《论坛报》写了这组文章的前三篇文章，署名马享思，在该报上发表（其余几篇文章是在1852年写的）。恩格斯在写这部著作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此外，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同样，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构思也无疑是受恩格斯1851年12月3日的信的影响而产生的。这封信对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作了一针见血的评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他们的科学活动和革命活动的不可分开的联系，他们每个人对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本卷中的书信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袖和导师。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书信表明，他们认为对党的干部进行理论教育和培养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认为必须利用暂时的革命低潮来进行这项工作（见恩格斯1851年7月9日给德朗克的信）。恩格斯在1851年7月20日左右给马克思的信中对来自德国的关于成立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的消息表示高兴，因为在这些同盟支部中成长着党的新干部，即党的未来的“总参谋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清楚地表明，从他们开始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时起，他们的周围就有一批朋友、战友和同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所依靠的正是这些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在革命的年代和在反动统治的艰苦岁月，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活动都是同他们一道齐心协力进行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中，威廉·沃尔弗（鲁普斯）占有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他保持了多年的亲密友谊。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威廉·沃尔弗作了高度评价：“必须使鲁普斯抛弃过分谦逊。这个出色的人是必须推到第一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见本卷第124页）。在革命的年代里，威·沃尔弗是《新莱茵报》的编辑部成员并且是这个革命机关报的最杰出的撰稿人之一。威·沃尔弗在1851年夏季来到伦敦以后，坚决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宗派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的阴谋的斗争（见马克思1851年7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流亡国外期间同在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马克思1847年3月7日给丹尼尔斯的信以及其他的信中可以看出，同马克思有多年旧交的丹尼尔斯在科伦共产主义者当中起了领导作用。马克思同这个革命家和卓越的学者就许多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作用问题交换意见。马克思在1851年5月给丹尼尔斯的信中写道，“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见本卷第575页）。1851年6月，普鲁士警察局逮捕丹尼尔斯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颇为不安（见马克思1851年6月16日和7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851年10月4日和8日之间给丹尼尔斯的妻子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提供了关于他们的朋友和同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参加《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斐迪南·沃尔弗、恩·德朗克、格·维尔特和斐·弗莱里格拉特的重要材料。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1850—1851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在划清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之间的界限的时刻，德国的革命诗人维尔特和弗莱里格拉特支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见马克思1850年1月1日给弥勒-捷列林格的信和马克思1851年5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

在1848—1851年的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约·魏德迈的通信占有很大的篇幅。魏德迈在四十年代中期一度醉心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到1848—1849年革命前，已经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战友。恩格斯在1851年8月1日左右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魏德迈是最可靠的、经过考验的党内同志之一。“对魏德迈，可以相信一旦有必要他马上就能回来。”（见本卷第313页）马克思对魏德迈同样也作了高度的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支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教育和训练他们，同时也象他们的书信所表明的，对他们当中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进行严肃批评。

马克思1850—1851年的书信以及在附录中发表的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信，描绘了马克思和他的家庭在伦敦流亡期间所遭到的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和种种苦难的情景。经常的物质生活困难，因欠房租可能被赶出门外，流落街头，债主逼债，孩子生病和夭亡——所有这一切有时使马克思的生活十分窘迫并妨碍了他的科学研究。另外还有来自周围的许多敌对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诽谤和中伤，这些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势不两立的（见马克思1851年8月2日给魏德迈的信，燕妮·马克思1850年5月20日给魏德迈的信）。

书信中的材料清楚地表明，在艰难困苦的流亡条件下，恩格斯多年来久经考验的友谊在马克思和他家庭的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马克思贫困交加时，恩格斯表现了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马克思能够继续进行经济研究，他又回到了父亲的办事处，又应付了好多年“该死的生意经”。列宁指出：“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全部通信是这两位革命思想巨人在几十年中结成的深厚友谊的极好的证明。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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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一封信；其中有些寄给各种组织的信按其性质应当发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应年代写的著作的全集中；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得到和发现这些材料时有关的全集己经出版，所以编入本卷。许多新收入全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曾译成俄文在苏联杂志上发表过。另有一些书信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编者在这些信的末尾都作了说明。

一些新收入本版的文件是1843—1844年期间的。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马克思就出版《德法年鉴》杂志一事给弗吕贝尔的信和给《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以及马克思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信中有关于马克思1844年夏季同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联系的重要内容。恩格斯1848年12月底以瑞士德国联合会总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两封信，提供了有关恩格斯生平中很少有人研究过的时期的新材料。马克思1850年7月17日给布林德的信很有价值，这封信提供了关于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新资料。

收入《附录》部分的材料，是对本卷中发表的书信的补充，具有革命历史和传记资料价值。在这些信件中，有一些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的委托写给恩格斯和魏德迈的信。《附录》部分还收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施拉姆受马克思的委托1850年1月8日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以及马克思1845年留居比利时期间所写的呈文。其中一些材料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和部分编入全集第一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7—1841年青年时代所写的信，没有收入本卷。这些信的大部分在1956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信按其性质和内容来说，同收在《早期著作选》中的著作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