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全集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收集了马克思在1862年1月至1863年7月这一时期写的《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

《剩余价值理论》这部著作是篇幅浩繁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这部手稿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直接继续。1861—1863年手稿共二十三本（编有通贯全稿的页码：1—1472），全稿篇幅约二百个印张。这是整个四卷《资本论》的第一个经过比较系统整理的稿本，虽然只是草稿，而不是完成稿。《剩余价值理论》在这部手稿中占的篇幅最大（约一百一十个印张），整理得最细致，是《资本论》最后一卷即第四卷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草稿。这一卷不同于三卷理论著作，马克思把这一卷称作自己著作的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

马克思开始是按照他在1858—1862年拟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提纲来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1858—1862年的许多书信和1861—1863年手稿中已经谈到他的这部著作的结构，根据他的阐述，这个提纲可以列表如下：

这个表说明，马克思最初想把《剩余价值理论》当作历史附论，放在他关于《资本一般》的理论研究部分中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问题的那一篇里。这个历史附论应当成为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一篇的结尾，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论商品的一章用历史附论《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来结束，论货币的一章用历史附论《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来结束一样。

马克思最初的意图就是这样。但是在实现这个意图的过程中，关于马克思以前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附论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意图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而是就利润、地租和利息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所研究和批判的理论的材料本身就要求扩大研究范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剩余价值观点的批判，必然要同对他们的利润、地租、利息等等概念的分析交错在一起。另一方面，马克思不仅全面而彻底地批判这些错误理论，针对这些理论，他还正面详细地论述了他自己创立的、引起全部经济科学的伟大革命变革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部分。

为了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和结构的全部特点，还必须注意以下情况。当马克思着手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时，在《资本论》的三个理论部分中，以书面形式多少经过整理的只有第一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而且连这一部分也很不完整（1861—1863年手稿的头五本笔记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至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确切些说，这两部分的若干篇——还只是1857—1858年手稿中的初步的、片断的草稿。这份手稿已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39年用原文发表，由编者加了一个标题：《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Rohentwurf）》（《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因此，马克思在整理他的著作的历史部分时，不能简单地引用理论部分某某页，而必须立即正面研究由于批判分析以往所有的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理论问题。

所有这一切，就使历史附论《剩余价值理论》的篇幅增加了许多。在篇幅浩繁的1861—1863年手稿中，属于历史部分或历史批判部分的是第Ⅵ—ⅩⅤ本和第ⅩⅧ本，以及在第ⅩⅩ—ⅩⅩⅢ本中的一些历史性评论和札记。

第Ⅵ—ⅩⅤ本和第ⅩⅧ本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正文，写于1862年1月到1863年1月。在第Ⅵ—ⅩⅤ本的封面上，马克思还为正文编写了目录。这个目录对于了解马克思这部著作的总的结构、内容和计划，有巨大的意义。本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册一开始（见本卷第1册第3—6页）就是这个目录。1863年春夏写的最后几本手稿中的历史批判性的评论和札记都是正文的补充。

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研究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于是马克思就想把全部历史批判材料分出来作为《资本论》的专门一册，即第四册。最初，马克思在《资本一般》那一篇的范围较窄的提纲中拟出了三个部分：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见前面所列的马克思著作的最初提纲），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这种分三个部分来分析的方法越来越显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分法是如此重要和深刻，以致按照最初提纲，有些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一般》这一篇中论述的论题（如资本的竞争、信用、地租），也逐步包括到这里来了。在《资本论》的三个理论部分（它们逐步吸收了政治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问题）形成的同时，马克思越来越确信，历史批判的研究应该单独出一册、即《资本论》第四册。

在写完1861—1863年手稿大约一个月以后，马克思在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手稿：“……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4页）这里所说的“历史部分”就是指《剩余价值理论》，可见，当时马克思已经把它当作自己著作的一个专门部分即历史部分来考虑了。可是，从他制定的《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见本卷第1册第446—448页）中可以看出，在1863年1月，马克思还打算把这个历史批判材料分别归入他关于《资本一般》的各个理论研究部分。

在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中，在1863年5月写的第ⅩⅫ本里，有一个关于配第的详细的历史批判性的提要，附有说明性的标题：《历史方面：配第》，这个提要证明了马克思打算批判地彻底弄清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这个提要，同它的前文或者后文都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显然，这是马克思为他的著作的历史批判部分准备的。在这个论配第的提要中分析了配第在价值、工资、地租、土地价格、利息等等方面的观点。对配第的经济观点作如此广泛的概括，表明马克思在1863年5月就已经有一种想法，四年以后他在1867年4月30日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信中谈到他的《资本论》的结构时才明确说出这种想法：“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4页）马克思当时打算把《资本论》第二、三册作一卷出版。

我们在马克思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见到他第一次直接提到《资本论》的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马克思在谈到他写作《资本论》的进程时对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5页）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论》第四册还要“写”呢，上面引用的他在1863年8月15日写的信中不是说“历史部分”已经写好了么。1863年和1865年的说法不同，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内即1863—1865年重新加工和改写了所有三册理论部分，而第四册——“历史文献”部分——仍保持1862—1863年所写成的那种最初的形式，因此需要重新加工，以便与《资本论》前三册的新的文稿相适应。

从马克思1877年11月3日给济格蒙德·肖特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后来也认为《资本论》的历史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写好了的。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在谈到他写作《资本论》的情况时说：“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5页）这里把历史部分称作第三部分，是因为如上所述马克思本来想把《资本论》的第二、三册合成一卷作为第二卷出版，而把研究“理论史”的第四册作为第三卷出版。

马克思在信里说他“最后着手”第一卷，他所指的是在1866年和1867年上半年写成的这一卷的最后的、准备付印的稿本。1861—1863年手稿头五本中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草稿，后来他又进行了十分认真的改写，作了许多增补。1861—1863年手稿中包含《资本论》未来第二、三卷草稿的那些篇章也进行了加工。这样一来，在篇幅浩繁的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才是最重要的，这一部分篇幅最大，分析也最透彻。因此马克思在给济格蒙德·肖特的信中说，他写作《资本论》是从最后部分即历史部分开始的，因为马克思认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只不过是关于资本的学术著作的一个绪论，而在1866—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写成之后，作为初稿的1861—1863年手稿头五本的内容，他就不再考虑了。

马克思写他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从最后部分开始，这是有深刻原因的。六十年代初，马克思已经在原期上制定了他的经济学说的许多基本原理。但是，当时经过系统整理而定稿和发表的，只有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内容的最初绪论性的两章：即论商品的一章和论货币的一章。马克思称作整个著作的“基本的一章”，即关于资本的研究，仍然是1857—1858年的初稿，完全没有划分章节，没有整理。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给拉萨尔的信里写道：“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5页）但是，对马克思说来，要想完成他的经济学说并给积累起来的大量材料一个合适的科学形式，就必须同以往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全面地划清界限。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对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所写的一切东西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和全面深刻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当马克思在1861年8月着手写作他的著作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一篇——论资本的一篇的时候，他很快就停止阐述他的剩余价值的学说（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基石），而开始精心写作与此有关的历史附论《剩余价值理论》，这个历史附论扩展到这样的规模，竟成为1861—1863年全部手稿的基本部分。

在1861—1863年手稿中，这个历史部分，对经济科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仅进行历史的批判研究，而且还进行了理论分析。历史的批判研究揭示了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衰退过程。马克思曾对他的亲近的朋友说过：“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见本卷第1册第367页）。马克思指出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功绩，同时也对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他们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具体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非常巧妙地揭露了错误的经济学概念的方法论根源和阶级根源，为我们树立了应该如何同敌视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和理论进行斗争的卓越范例。

在对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历史批判的分析的同时，从理论上研究并解决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怎样得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这个或那个组成部分，第二，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在这里往往比后来写的前三卷《资本论》发挥得更详细（例如关于生产劳动、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的不可避免、关于绝对地租和土地国有化、关于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等等）。

这一切使《剩余价值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不仅对于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而且对于创造性地研究许多现实经济问题，同现代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都有深远的意义。

现代庸俗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一系列反科学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受到毁灭性批判的那些反科学观点的翻版。例如：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所谓资本主义可以没有危机地发展、非生产消费能起拯救作用这些反科学的理论，所谓人民群众无法免于贫困、地球上人口数量同自然资源不相适应的状态无从消除这种仇恨人类的理论以及各种各样庸俗的价值理论等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中用简练而概括的形式表述了他全面深刻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得出的基本结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马克思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就大大改变了。自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17页）。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面衰退时期，经济学家中出现个别人物，他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十九世纪中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马克思指出，这种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框框里的企图是白费心机的，证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因此，马克思特别着重指出了“俄国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功绩，认为他在《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已作了出色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8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评论，写于1860—1861年，就是说，同马克思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时间大致相同。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全部经济著作中贯串着一个思想，就是必须创立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他把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称为“资本家的理论”，与此相反，把新的政治经济学极其明确地称作“劳动者的理论”。

只有革命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才能创立标志着经济科学根本革命变革的新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也只有马克思才能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资本论》这座宏伟大厦的同时，写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历史，写出他的天才著作的历史批判部分《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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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能够把《剩余价值理论》手稿整理好付印。马克思逝世后，这部手稿，同他的其他所有遗稿一样，转到他的忠实朋友和伟大战友恩格斯的手中。于是，恩格斯把整理付印和出版马克思的遗稿，首先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资本论》的后三册，当作他终生最主要的事业。

恩格斯最初在1883年5月22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和1884年2月16日和8月24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了《剩余价值理论》手稿。恩格斯在上述的后一封信中谈到他同《资本论》出版者迈斯纳达成了协议，将顺序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册、第三册和作为全书最后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

恩格斯在1884年8月22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较为详细地谈到了《资本论》的这个结束部分。在这里我们读到：“……《理论史》也基本上写完了，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在1860—1862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里，正如我好象在这里告诉过你的那样，《剩余价值理论》约占四开纸五百页，其中确实有很多要删去，因为这些后来改写了，但剩下来的还是不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04页）

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所写的序言（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85年5月5日）中，详细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情况以及恩格斯准备用什么形式把它出版。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理论》是1861—1863年写成的巨大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主要部分，然后接着说：“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恩格斯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写的许多信中，多次提到他打算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就着手准备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这时他已经完全不再坚持表示要删除《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包含的理论附论了。

恩格斯最后一次是在他1895年4月10日写给斯蒂凡·鲍威尔的信中提到《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在1895年还以为他能够出版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但是，恩格斯未能把《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准备好付印，他在写了这封信以后不到四个月就逝世了。恩格斯只是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纠正了作者的几处他所看到的笔误。

从前面所引的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具有重大意义，认为它就是《资本论》的第四册或第四卷。但是从这些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在1884—1885年曾经想从这部手稿原文中删去“已经在第二、三册中详尽阐明了的许多地方”。

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对待恩格斯的上述想法呢？

要从《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中删去许多地方，只有马克思的伟大战友和在一定意义上作为《资本论》的合著者恩格斯才有这种权利。为了使手稿在删去这些地方以后余下的部分不致于成为彼此不相联系的片断，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写，并且还要另外补写一些新的段落把它们联结起来。要对马克思的原文作这样的改写，也只有恩格斯才有这种权利。

还有一个理由说明必须把上述的“许多地方”保留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恩格斯要删除这些地方的想法仅仅是他最初的、在他还没有详细研究《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之前的想法。从恩格斯给《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可以知道，恩格斯在直接准备付印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有时重新考虑了自己最初的想法和打算。例如，恩格斯最初想自己来改写《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因为在马克思手稿中这一篇是尚未完成的。恩格斯在他写的序言中说，他至少有三次试图根本改写这一篇，但是，最后打消了这个想法，决定“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页）。由此类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恩格斯认真着手直接准备付印《剩余价值理论》的话，他也会把手稿中的理论附论保留下来的。尤其因为马克思在其中的一些附论中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对于例如《资本论》第三卷——特别是地租一篇——所阐述的理论是重要的补充，所以上述的设想更是合乎情理的。

《剩余价值理论》手稿所包含的理论研究，受到列宁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谈到《剩余价值理论》，并且对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中的历史批判内容和纯粹理论内容都给予同样高的评价。列宁特别高度评价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发挥的关于地租性质的观点的那些篇章（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104页，第13卷第165—166、253、275—276、277—278页）。列宁指出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的意义”（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93页，并参看第13卷第278、297—298页，第15卷第145页，第16卷第117页等等）。列宁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绝对地租的基本原理，并且指出这些原理证明在《剩余价值理论》出版前几年他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说明是正确的（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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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理论》手稿在1905—1910年由考茨基分三卷第一次出版，其中第二卷又分成两册。这个版本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这部精彩的著作；这部著作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其中包括俄文。但是，考茨基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质量上有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其中某些地方简直是严重错误的。(www.xing528.com)

考茨基根本不考虑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应当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也就是说，他没有遵照恩格斯本来的想法，也不考虑手稿的内容和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直接说过他是从历史部分开始写作《资本论》的。考茨基宣称，《剩余价值理论》不是《资本论》的第四卷，而是同《资本论》“平行”的著作，还说什么这部著作缺乏任何内在的计划和条理。考茨基根据这个极端错误的立场，随心所欲地对待马克思的手稿。他不懂马克思著作的独特结构，也不懂为什么这部著作要把历史批判研究同对经济问题本身的正面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马克思写在自己稿本封面上的这部著作的目录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各个章节的外部的和内在的次序，考茨基对这一切一概置之不理，随心所欲地改变马克思著作的结构，把原文的各部分毫无根据地重新编排，把这个版本的第一卷、特别是第二卷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剪裁。

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开头有一个简短的总的评论，批评以往所有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同它的特殊形式即利润和地租混为一谈；还有短短的一章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后者最早意识到不可能从交换中得出利润。这一章是研究重农学派学说的一个导论，重农学派最早尝试通过分析生产过程来说明剩余价值。然后，马克思便转而研究亚当·斯密的学说，以后又回到重农学派，对他们的学说中证明他们是比后来的亚当·斯密更深刻的研究者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对魁奈的著名的《经济表》进行了考察。《剩余价值理论》最初几章的这种次序，是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矛盾曲折的发展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前进一步，在另一些问题的解释上却倒退一步。

考茨基粗暴地破坏了马克思给各章编排的这种次序。考茨基在他的版本的开头安排了取自1861—1863年手稿最后几本中的四个片断；他把马克思在手稿第Ⅵ—ⅩⅧ本中所作的连贯的阐述，同取自第ⅩⅩ—ⅩⅩⅢ本中的补充草稿混在一起；他从正文中删掉了与批判分析斯密和魁奈的观点直接有关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把它们作为特别附录，不作为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研究而单独加以编排。

考茨基在他的版本的第二卷中更加肆无忌惮地把原文作了重新安排。这一卷被考茨基任意分割成单独的两册，并且，《李嘉图的利润理论》这一章，在马克思手稿中包含着对李嘉图平均利润率及其下降原因的观点的结构严整、次序严密的批判，而考茨基把这一章分成两半，一半放在上半卷而另一半放在下半卷，彼此相隔三百五十页正文。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在地租理论上的错误给李嘉图的利润学说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因此，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把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分析放在《李嘉图的利润理论》这一章之前不是偶然的。考茨基不理解这一点，把正文任意重新剪裁，想使它依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用的说明次序；而《资本论》第三卷不是对李嘉图的观点进行历史批判的研究，而是系统地阐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

考茨基在许多场合把手稿正文任意划分章节，而不充分注意马克思的论证进程。编辑加上的标题往往限于简单列举名目，或带有非常一般的、抽象的性质，一点也表示不出某一问题是从什么方面来考察的，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某一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揭露某一观点的什么错误。有时，考茨基加的标题可以使读者产生完全不正确的观念，象理查·琼斯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似乎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要素。而考茨基在给《剩余价值理论》各卷所写的序言中，则根本模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区别，只字不提马克思在经济科学中完成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而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恰好为此提供了许多鲜明而具体的资料。

在考茨基的版本中有许多毫无道理的删节。被删去的部分，有的篇幅不大，也有的篇幅相当大。总计被考茨基删去的篇幅不下于五、六个印张。有些被他删去的部分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例如论拉姆赛的一章中关于工人阶级状况随着资本的积累不可避免地要恶化的那一段（马克思手稿第1098页）和论舍尔比利埃一章中关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中可变资本绝对减少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手稿第1112—1113页）。

对马克思手稿的笔迹的辨认，考茨基也是非常粗心大意的。这种情况发生在考茨基身上尤其不能原谅，因为当时恩格斯曾教过他怎样辨认马克思的一些难认的笔迹。甚至在马克思手稿写得相当清楚的地方，考茨基由于粗心大意，在抄写马克思原稿时也造成了严重的错误和歪曲。例如，在论李嘉图的积累理论的一章中，对《Prozes》〔“过程”〕一词（马克思手稿第703页）的辨认就是一个重大错误。马克思是说：“……把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就会明白，如果用于补偿不变资本的各要素的生产者不向生活资料生产者购买他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因而，如果这个流通过程实质上不是生活资料和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那末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就不能购买机器或原料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手稿中明明写着：《Den allgemeinen Prozess betrachtet…》〔“把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可是，考茨基在自己的版本中，用《Profit》〔“利润”〕一词代替了《Prozess》〔“过程”〕一词，从而就使马克思的很清楚的思想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了。

考茨基不仅在辨认手稿笔迹方面犯了严重错误，而且他把手稿中的一些英文和法文译成德文时也有许多地方译得不确切，此外，他还加进了某些不正确的编辑插话，对马克思原文作了没有根据的、错误的“更正”。

为了说明考茨基作的“更正”，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在论李嘉图利润理论这一章的末尾，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关于从殖民地贸易中所取得的高于宗主国的利润对平均利润率、并相应地对生产价格发生影响这一问题的观点，他写道：“……由于高额利润……会有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比平均利润水平低时更高于这些商品的价值，而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则比利润低时低于它们的价值的程度要小些。”（马克思手稿第694页）考茨基不懂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是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他把马克思的这句话“更正”如下：“……由于高额利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比平均利润低时更加超过它们的价值，而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则降得更加低于它们的价值。”这里，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下述重要思想：从掠夺殖民地而得来的高额利润使宗主国的平均利润率提高，从而在宗主国引起生产价格的普遍上涨。

考茨基除了在抄写手稿原文时犯有不能原谅的粗心大意的错误，还自作主张地用另一些术语代替马克思的一些术语。例如，考茨基用《Produktionsmittel》〔“生产资料”〕代替《Arbeitsbedingungen》〔“劳动条件”〕，用《Arbeitsmittel》〔“劳动手段”〕代替《Arbeitsinstrument》〔“劳动工具”〕，用《Produktionspreis》〔“生产价格”〕代替《Kostenpreis》〔“费用价格”〕和《Durchschnittspreis》〔“平均价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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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的版本有这样多的重大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需出版《剩余价值理论》的崭新版本，1954—1961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了这样一个版本（第1册1954年出版，1955年再版，第2册1957年出版，第3册1961年初出版）。

《剩余价值理论》的新版以马克思的原稿为基础，详细核对了手稿中的字迹，许多地方作了重要的订正。为了确定正文的内容、编排和章节划分，参考了前面提到的马克思草拟的目录。

新版分三册，因为这部著作篇幅很大，同时也是根据它的内容分的：第一册主要说明李嘉图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第二册论李嘉图，第三册论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

《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主要是对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在经济学史上有两大功绩，（1）他们最早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2）他们最早试图描写在全国范围内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马克思研究重农学派的经济观点时，揭露了他们所固有的也是后来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固有的局限性：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形式。他还揭露了他们对剩余价值的解释中的两重性，在他们的著作里，剩余价值有时表现为纯粹的自然赐予，有时表现为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农民的剩余劳动的产品。

马克思也揭露了亚当·斯密学说对重要的经济范畴——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劳动等等——的解释中的矛盾和两重性，亚当·斯密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起源的看法有时是正确的、科学的，虽然他不能在他的理论中彻底贯彻这条科学的路线。马克思批判分析了斯密的理论，十分巧妙地揭露了其中包含的庸俗因素，这些因素后来发展成为追随斯密的庸俗经济学家的辩护性理论。为了批判把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收入的所谓斯密教条，马克思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特别是详细研究了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马克思分析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同时也仔细考察了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庸俗化的过程。此外，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这种或那种概念的方法论根源，而且也揭示了它们的阶级根源。

《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主要是对李嘉图经济理论的批判分析。李嘉图的理论体系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顶点。李嘉图竭力根据劳动价值论来理解和说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在李嘉图的观点中，地租理论起很大的作用，而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李嘉图错误地把价值和生产价格（或者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费用价格”）等同起来。李嘉图体系的这些特点，使马克思在分析这个体系时只好先阐述为什么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是错误的。马克思先写了《插入部分》，批判分析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后者企图（虽然没有成功）论证被李嘉图所否认的绝对地租的存在。

马克思指出了李嘉图在理论上的巨大功绩，同时也指出了李嘉图方法的原则性缺点。李嘉图没有能把平均利润率规律同价值规律联系起来，在他的利润理论中存在着庸俗因素，他把莱一生产部门内的市场价值形成过程同费用价格形成过程混为一谈，把剩余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混淆起来了。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理论错误，揭露了他的观点的阶级局限性，发挥了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观点，关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及其变化原因的观点，关于资本积累过程和积累的经济效果的观点，关于危机问题的观点等等。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研究了从左右两方对李嘉图体系的批判，右方是代表土地贵族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利益的马尔萨斯，左方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李嘉图学派。马克思叙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过程；并指出，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本身、它的根本原理和它的基本范畴都被庸俗化了。

在论马尔萨斯的一章中，马克思指出了马尔萨斯为非生产阶级的挥霍辩护，把挥霍看成防止生产过剩的手段的言论是荒谬的、极端反动的。在论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中，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衰退过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拒绝李嘉图体系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陷入毫无结果的烦琐议论，无耻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得出十分庸俗的理论和观念。在论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一章中，马克思指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功劳的，同时也指出，他们不能克服李嘉图理论的资产阶级前提，他们企图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没有根据的。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的最后三章是对拉姆赛、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的观点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批判了他们关于资本和利润源泉的庸俗观点，并且指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具有暂时性质的观点的某些萌芽。第三册的最后是一个长篇的补充附论《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庸俗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作了精彩的分析。

前面已经说过，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研究大大超过了最初设想的范围，并且在1861—1863年手稿的最后几个稿本中，关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又写了许多补充的评论和札记，因此，这些评论和札记自然收入第一册的附录，作为对最初按范围较窄的提纲所写的正文的补充。在第一册的附录中，还列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研究（取自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Ⅺ本），这是对《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这个历史批判性的一章的重要补充，此外还有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的札记（取自1861—1863年手稿第Ⅴ本），1863年1月写的《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取自手稿第ⅩⅧ本）。

在第二册的附录中，有马克思写在手稿第ⅩⅠ、Ⅻ和ⅩⅢ本封面上的几段简短的补充札记，它们是同第二册所考察的许多问题有关的。

作为第三册附录的是上面提到的长篇附论《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这个附录基本上是理论性质的，但是在历史批判方面也是很有意义的。把它作为附录是因为马克思在第ⅩⅣ本封面上写的《剩余价值理论》最后几章的目录提纲中，对《理查·琼斯》一章加了一个注：“这第五部分结束”，即论资本的生产过程一篇的最后的、历史批判部分（《剩余价值理论》最初是作为这一篇的最后部分，即第五部分来写的）结束。在目录提纲中紧接着还写了“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这几个字，在第ⅩⅤ本的目录中又补写了：“庸俗政治经济学”（见本卷第1册第6页）。马克思用“补充部分”这个词意思是指正文的插话或正文的补充。因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就是死抓住收入及其源泉的拜物教形式的外观，所以这全“补充部分”就成为全卷最后对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研究的补充。

《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全文是照马克思稿本中的次序排列的。个别地方根据作者本人的指示作了必要的次序更动。例如在第Ⅶ本中，马克思在论述斯密的生产劳动的观点，并提到斯密观点的庸俗化者热尔门·加尔涅的时候，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插入部分。插入部分开头这样说：“在分析加尔涅的观点之前，我们要在这里附带地[即以补充部分的形式]就前面引证过的小穆勒说几句话。这里我们要说的话本来应放到后面论李嘉图剩余价值理论的地方去谈，而不在这里谈，这里我们还是考察亚当·斯密。”依照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和马克思后来编的第ⅩⅣ本的目录，本版把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补充部分移至《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论李嘉图学派的解体那一章，马克思在那里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辟了专门的一节。另一个更动次序的例子是：在第Ⅹ本中有一章论英国社会主义者布雷（手稿第441—444页），篇幅不大，没有写完；可是，在后来编的《剩余价值理论》最后几章的目录提纲中（在第ⅩⅣ本封面上），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布雷》这一节移到《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一章；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指示，手稿第441—444页论布雷那一段就移到论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的一章。

全文章节是依照马克思编的目录和手稿中几个地方的指示划分的。至于各个标题，本版利用了：（1）马克思编的目录中的标题，（2）马克思所编《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计划草稿中同《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某些部分有关的标题，（3）《剩余价值理论》原文中已有的为数不多的标题。但是，这一切合在一起，也只在手稿各篇各章必须加上的全部标题中占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标题，是由编者根据手稿有关部分的全文，尽量利用马克思使用的术语和说法加上的。编者加的标题——同一切由编者加上的文字一样——用四角括号标出，以便同马克思本人加的标题相区别。因此马克思手稿中有时使用的四角括号则改用大括号。

四角括号中的罗马数码是指马克思手稿稿本的编号，阿拉伯数码是指手稿页码。此外，如果原文没有任何移动，那末手稿页码只在手稿每页开头出现一次。如果原文不是连续印出，次序有某些更动，那末手稿页码在该片段的开头和结尾同时标出（如果从一个稿本转到另一稿本，则标出稿本编号）。

在准备新版时，为了提供一个既确切同时又好读的《剩余价值理论》译本，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手稿原文有许多地方在文字上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思想往往表述得非常简略，它们还只是草稿。为了找出确切的词句来表达手稿的本来思想而又不掺杂任何其他意思，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虽然马克思的大部分手稿是用德文写的，但是他往往有时也利用英文和法文的用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则完全改用英文或法文。把手稿译成俄文时，必须把这一切统一起来，使马克思用不同语言表达的思想在俄文译本的文字中得到同义的、尽可能确切的表现。

在翻译手稿的过程中，发现并校正了各种笔误，以及不确切的数字和引文。核实了实际材料、资料来源，订正了术语。

《剩余价值理论》新版的这三册都附有全部索引资料，包括注释、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马克思引用的著作俄译本索引和人名索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照1954—1961年俄文版的编排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原文版（1956—1962年柏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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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卷分三册出版。它本质上和基本上是翻印1954—1961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单行本的全文和索引资料。本卷和单行本不同的地方是在文中仅仅对某些细节作了更动。

在某些地方，对编者加的标题作了订正。对译文作了某些订正和修辞方面的改进。补充了一些新的注释，有些原来的注释作了改写和补充。

对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作了补充。人名索引中，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他各卷一样，在每个人名之后附有简介。

在本卷第三册末尾附有全卷（三册）的名目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