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含晚年著作及资本论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收集了恩格斯在1890年至1895年这一时期，即在他的晚年所写的著作。

这几年属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历史的最后十年。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上一世纪最后十年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的垄断迅速发展，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加剧，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日益恶化。随着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加深，阶级斗争也普遍尖锐化了。无产阶级加紧集聚力量，全面地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搏斗。

九十年代前半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胜利及其更广泛的传播。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到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大体上已经完成了”（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14页）。愈来愈多新的队伍参加了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的行列。相继产生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了英国独立工党等等。俄国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无产阶级的时期，当时在俄国，正在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创造基础，这个党的建立是和列宁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这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流入无产阶级队伍，由于工人贵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机会主义倾向也有了相当的增长。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首先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即第二国际的最有影响的政党中，有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积极活动起来，这就是“左的”、宗派主义的派别和公开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派别，后者在十九世纪末具有修正主义形式——公然煽动修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原理。

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它不遭到歪曲和庸俗化，反对统治阶级利用机会主义分子分裂和从内部瓦解工人运动，这一切就显得特别重要，成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任务。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不可估计的意义。虽然恩格斯年事已高，他还是为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进行了紧张的和有成效的工作。他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了巨大的贡献。

在恩格斯一生的最后几年，他的科学活动的最重要部分，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再版《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同时，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1890年），接着又准备了《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1893年）。恩格斯专门给《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了序言，对那些企图破坏马克思的学者的声誉、诽谤马克思对科学不诚实并蓄意伪造文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了应有的驳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44页）。恩格斯为揭露这类捏造写了一部专门的著作，即收入本卷的《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这部著作揭露了攻击诽谤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的实质：替资产阶级辩护。这部著作表明，恩格斯多么热情地捍卫和爱护自己伟大朋友的名字和遗著。

恩格斯为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这一卷在1894年底出版。恩格斯认为这一卷是社会主义政党手中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第三卷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93页）。恩格斯在为这卷书写的序言中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这些人企图推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原理，胡说什么在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诸规律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26页）。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增补》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这部著作包括两部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

从收入本卷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这篇短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打算把《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作为马克思基本著作的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出版。但是，恩格斯的逝世，使这一想法，也象其他庞大的创作计划一样没有实现。

本卷中的一系列著作证明，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细心地观察了当时发生的经济过程，并且力求用某种形式加以概括。他非常敏锐地看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某些本质的变化。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意见。他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在保持和加强剥削实质的同时改变了组织形式，也就是说，他注意到股份公司，特别是“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的发展（见本卷第270页）。列宁强调指出，这个意见指出了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变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些指示非常宝贵，可以驳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的论断（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9页）。

恩格斯的《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指出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在美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们使小生产者破产并残酷地剥削劳动群众。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特别是美英之间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空前尖锐化是同垄断组织的进一步加强有关的。恩格斯预言美国和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斗争将趋于尖锐，对于德国说起来，美国的竞争“将比英国竞争更厉害得多”（见本卷第390页）。

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英国版序言和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美国和德国这些年青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竭力想把英国从世界市场排挤出去。他认为美国和德国是英国的可怕的敌手，这些敌手“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见本卷第315页）。恩格斯在这两篇序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各国对“自由的”销售市场的攫取已接近完成，并且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的增长。恩格斯写道：“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见本卷第322页）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些新的现象是使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尖锐化的源泉之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势必遭受新的、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震荡的原因。因此，在《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这篇短文中，恩格斯预言资本主义世界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经济危机在二十世纪初的发生，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一预言。

收入本卷的一系列著作表明恩格斯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热情宣传者。为《资本论》第三卷工作的完成和该书的出版，恩格斯给党报写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和《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两篇文章，向广大读者通俗地叙述了马克思这部天才著作各卷的意义。为了向工人阶级传播经济学知识，恩格斯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通俗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的德文版（1891年出版）。在校订这个供广大读者阅读的版本时，恩格斯对正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使1849年发表的该著的内容更符合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学说的发展。

本卷刊载的恩格斯为该版写的导言是供工人们阅读的严格科学的、同时又是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典范。恩格斯通过具体的例子说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全部奥秘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引导读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的对抗性质，阐明马克思所发现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对和相对贫困化的规律的作用。恩格斯强调指出，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暂短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见本卷第243页）。

在1890—1895年这一时期，恩格斯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问题。在一系列的著作和书信中，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庸俗化，同时他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原理：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关于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国家等等。恩格斯整理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反杜林论》第三版（1894年出版），对该书作了重要的补充，并写了序言，他满意地指出，《反杜林论》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到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页）。

恩格斯为整理出版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1891年出版），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他总结了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大量新材料，以及考古学和民族志学的资料。恩格斯专门为第四版写了序言，这篇序言还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单独发表。恩格斯在这里对原始社会的历史编纂学中的几个重要派别作了详细的批判性分析，并且特别指出了杰出的美国学者、自发唯物主义者摩尔根的学术著作的科学价值。

《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说明恩格斯十分重视俄国科学界在研究原始社会历史方面的成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对俄国著名的民族志学家和人类学家列·雅·施特恩堡根据对库页岛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社会制度和家庭关系的研究所做的发现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位俄国民族志学家的新资料光辉地证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叙述的关于有阶级以前的原始社会、关于氏族制度、关于群婚是氏族制度所固有的家庭关系形式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恩格斯为了保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九十年代重新出版的基本理论著作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这本书的德文第四版（1891年），并且校阅了该书的英译文，专门给英文版（1892年）写了导言。

恩格斯在导言中继续反对那些仇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他指出，以不可知论形式出现的妄想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的资料证明了世界的可知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即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说明了由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并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见本卷第346页）。

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宗教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他指出，摇摇欲坠的剥削阶级把宗教首先当作一种制止人民群众的革命志向并诱使他们离开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手段。恩格斯写道：“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见本卷第359页）

恩格斯认为，宗教的、法律的和哲学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反映，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同时恩格斯指出，宗教的偏见是很顽固的，同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相容的，是阻碍历史的发展，必须巧妙而坚决地予以反对的传统。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用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阐述了基督教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实质。恩格斯根据对大量史料的深刻分析，说明了基督教在产生三百年之后怎样从奴隶的和被释放的奴隶的宗教、从奴隶占有制社会危机下参加运动的被压迫群众的思想体系变成了剥削者的国家的宫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和社会上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恩格斯做出的结论是对古代历史、首先是基督教起源的许多问题进行科学探讨的基本出发点。

恩格斯总是把从事理论研究，同实际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能出色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决定工人阶级的策略，具体地考察工人运动的问题，揭示个别国家中工人运动的民族任务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国际目标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恩格斯仍然非常注意德国工人运动。他经常关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积极地为它的刊物撰稿。他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意见和指示，在很多方面也是给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提出的，它们涉及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共同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因此，登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的他的许多著作和论文也转载在其他国家社会党的刊物上。

恩格斯在《德国1890年的选举》和《今后怎样呢？》这两篇文章中评价了1890年2月2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结果，认为这是德国民主力量对俾斯麦所领导的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执政集团的一次巨大胜利。俾斯麦政府在选举失败后不久，俾斯麦就辞职了，然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就废除了。

恩格斯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的重要意义，他在前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以及《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指出：这些成就是非常法时期德国工人同反动派进行十二年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党运用了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活动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的灵活策略的结果。恩格斯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遵循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马克思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创办的《新莱茵报》所留下来的革命传统。恩格斯警告党防止对议会的幻想，他指出，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手中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武器。正如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指出的，议会斗争的意义在于，它使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检阅自己的力量，有可能利用议会作为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讲坛。同时，恩格斯不断地提醒党的领导人必须注意议会外的活动，必须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在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中、在农民、军队中加强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

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给德国党提出了是否应当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重新审查策略的问题。恩格斯认为，斗争方式的选择，要依具体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统治阶级行动的性质而定。恩格斯就这一点指示说：“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也试图利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见本卷第91页）但是在统治阶级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活动的道路，即“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见本卷第91页）。这些宝贵的指示证明：恩格斯坚决反对以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把工人阶级的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绝对化，他认为无产阶级可以按具体历史条件运用各种不同的夺取政权的方式和方法。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一系列文章反映了他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由于党在新的斗争条件下重新审查纲领和策略，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就大肆活动了。

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和《答保尔·恩斯特先生》等文章中，恩格斯坚决反对“青年派”的“左的”、半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因为它不考虑已经改变了的情况，否认议会活动的重要性，责备党信奉“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并且把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的策略强加给党。恩格斯认为，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杜林学说庸俗地结合起来的“青年派”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了“青年派”首领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一窍不通以及他们的教条主义。他写道：“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见本卷第94页）恩格斯认为忽视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冒险策略是危险的，并警告说，这样的策略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见本卷第81页）。恩格斯辛辣地痛斥反对派分子沽名钓誉和骄傲自大。这个反对派基本上是由不久前入党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嘲笑他们妄图在党内取得特殊地位，并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见本卷第82页）。这段话证明恩格斯对党的活动家提出了多么高的要求。

恩格斯的战斗性的论文以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反对“青年派”的坚决言论，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制服了这次“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

在这一时期，改良主义分子，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各社会党和工人党的主要危险。用列宁的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决心“利用合法性来抛弃不折不扣的口号和不调和的策略”（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页）。在德国，这些分子中为首的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首领福尔马尔。机会主义者们所攻击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福尔马尔和其他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谬论，为九十年代末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准备了基地。

为了回答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行以及威·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对他们的调和主义倾向，1891年恩格斯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哥达纲领批判》。这个文件对拉萨尔的改良主义教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其中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极重要原理。恩格斯在序言中叙述了促使他坚持发表这篇著作的原因（见本卷第105—106页）。原因之一是他想对机会主义分子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长期培养的拉萨尔个人迷信给以毁灭性的打击。恩格斯在决定发表这篇手稿时，知道他必须克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某种抵抗，马克思的批判当时是针对着他们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哥达通过了妥协性的纲领。但是恩格斯对党本身的力量充满了信心，相信党很巩固，能够经受住马克思对党的错误所进行的坦率批评。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上的考虑、党的利益、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高于一切。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内部思想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也有巨大的意义。收入本卷的恩格斯为这一版所写的导言，揭示了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作用，阐明了马克思从理论上总结公社经验从而对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作出了意义巨大的贡献。在导言中，恩格斯补充了马克思对公社的活动的经典式的论述。他以参加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为例，强调指出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由一个理论上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领导。按照列宁的说法，他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总结”，并以对公社以后二十年的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补充了这些教训。恩格斯坚决反对当时不仅在德国资产阶级中而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坚定分子中颇为流行的“对国家的迷信”。恩格斯指出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压迫性质和必须把它打碎这个结论的重要性，他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见本卷第228页）为了论证这个原理，恩格斯举出了美国的共和制的国家制度和两党制作例子，在那里，有“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见本卷第227页）。

针对所谓利用资产阶级国家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恩格斯捍卫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建立新的、根本不同于剥削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恩格斯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篇导言直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分子而写的最后一段中：“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229页）。

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国家的命运问题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思想。恩格斯继续发展了马克思和他提出的关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原理，他指出，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不是永久的，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仅仅存在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见本卷第228—229页）。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和他把自己称做共产主义者，而不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写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个词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见本卷第490页），在科学上不很确切。由此可见，依照恩格斯的思想，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沿着愈来愈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归根结蒂要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确立而完全消亡，而代之以非国家的社会自治形式。

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思想在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又有了新的创造性的发展。

上面提到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是一个极重要的文献，它反映了恩格斯为争取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为反对机会主义对这些原则的歪曲而进行的斗争。这篇文章详细地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草案初稿。这是党的执行委员会为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要通过新的纲领以代替1875年的哥达纲领）起草的。在批判草案的缺点时，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任务与目标，关于为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地方自治）的民主改造而斗争的意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道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以大量的篇幅来“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9页）。他坚决反对机会主义者散布的幻想：似乎在德国现存的半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下，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见本卷第274页）。草案中没有要求推翻德国反动的君主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必要前提；恩格斯认为这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性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274页）。恩格斯认为个别国家也可能通过和平道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使这种道路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恩格斯也提出了许多原则上很重要的想法。“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见本卷第273页）但是，恩格斯指出，在当时的德国和实行警察专制制度的其他国家，要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社会就必须用暴力“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见本卷第273页）。

恩格斯指出民主共和国是可以使德国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形式，它“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见本卷第274页）。按照恩格斯的理解，“民主共和国”这一口号就是争取占领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通道，争取创造一些有利条件，利用民主制度来确立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正如后来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在一定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完全现实的。与颂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相对立，列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恩格斯的这句话的。列宁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强调指出：“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2页）

恩格斯的著作《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定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没有考虑恩格斯几个极重要的意见。纲领中没有谈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没有要求推翻君主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说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没有完全克服机会主义的影响。

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篇导言，还在恩格斯在世时，特别是在他逝世后，就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按照机会主义精神进行的别有用心的解释。这个文件表明，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卓越的战略家和策略家。

恩格斯在导言中首先指出在马克思那篇著作中对1848—1849年革命的进程和经验所做的分析十分重要，然后就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总结后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验，首先是德国的经验。恩格斯在导言中强调指出，必须革命地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训练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善于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必须使前一任务服从后一任务。恩格斯在导言中又一次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策略方法和斗争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反动的统治阶级使用暴力，那就必须用非和平的革命活动形式代替无产阶级本来宁愿采用的和平的革命活动形式。恩格斯指出，如果反动的统治阶级自己破坏“致命的合法性”而使用暴力，那末社会民主党就应当利用“革命权”。那时它就会把自己的活动“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见本卷第327页）。(www.xing528.com)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成功的主要保证，是把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劳动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恩格斯认为群众在历史事件中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写道：“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见本卷第607页）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是为了反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第二国际其他党内产生的修正主义而写的。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企图利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讨论土地纲领草案的机会偷运一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所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经济稳定发展，剥削雇工雇佣劳动的农村富农分子渐渐长入社会主义，等等。促使恩格斯在报刊上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另一原因，是他想纠正法国社会党人的错误，因为法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土地纲领（1892年马赛代表大会通过，1894年南特代表大会作了补充）中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机会主义作了让步。

在《法德农民问题》和直接与这一著作有关的《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中，恩格斯详细地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法国社会党人的错误。他指出，法国社会党人为了迎合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幻想而答应保存他们的所有制，这在实质上和客观上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见本卷第561页）。恩格斯在批判分析南特纲领时，总结了马克思和他本人关于劳动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同盟军的观点，在论证社会主义政党对各个农民阶层的策略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初步地拟定了未来无产阶级国家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

恩格斯认为，必须分别对待农民，必须把广大劳动农民阶层，首先是农村无产者和小农——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盟军——吸引到社会主义政党方面来。他指出，为了夺取政权，社会党人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在那里成为一种力量（见本卷第566页）。社会主义政党在维护农民群众利益的同时，必须向农民解释他们在小农经济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真正处境，必须经常强调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给农村的劳动者展示摆脱贫困和剥削的前景。

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恩格斯写道：“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见本卷第580—581页）至于剥夺大土地所有者问题，恩格斯指出，如何剥夺，用不用赎买办法，这个问题“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见本卷第585页）。

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著作之一。列宁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英明的合作计划时，全面发展了这篇著作中的深刻思想。

恩格斯很注意法国的工人运动和法国工人党。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著作外，本卷中的其他许多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全力促进工人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巩固，帮助它的领导人盖得和拉法格在重要的问题上制定策略路线，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克服党的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倾向。

恩格斯把法国看作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稳固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579页），因此，他认为，法国工人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农村中加强社会主义宣传。恩格斯指出社会党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就是一件好事，同时他也批评了党的某些领导人想把重心转移到议会活动中去。恩格斯很重视在法国工人中宣传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为此，他每年8月18日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给法国工人的贺词，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

恩格斯在《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一文以及和法国《闪电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法国正在加强政治反动。他揭露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进行警察迫害的组织者，坚决斥责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些被反动集团和警察用来挑衅的恐怖行为。恩格斯指出，这种行为的真正意义是“要使居民惶恐不安，制造恐怖，从而建立反动统治”（见本卷第617页）。

本卷中的一系列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序言、《伦敦的5月4日》等等），表明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英国工人运动。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迫切任务是建立独立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他并且还揭示了阻碍这一任务实现的原因。他指出了旧工联的帮会式的关门主义。这些工联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中传播工人贵族的影响，因此，使工人对社会主义有极深的偏见，使资产阶级传统得以流行。其中有这样一种偏见，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和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见本卷第360页）。恩格斯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组织所特有的教条主义，是英国以及美国工人运动的弱点之一。

恩格斯认为，清除英国工人运动分裂状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克服社会民主联盟的宗派主义，克服以费边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影响。社会民主联盟的首领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正统教义”。而费边社，照恩格斯的评价，“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见本卷第633页）。

恩格斯相信，“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并使英国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工人党。因此，他认为在广大的工人阶层中，特别是在伦敦东头的无产阶级居民中组织社会主义宣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欢迎八十年代末展开的非熟练工人的运动和新的工联的组成。1890年5月4日伦敦举行的“五一”群众游行，证明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恩格斯指出，当英国建立了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它就能“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见本卷第383页）。恩格斯欢迎1893年独立工党的组成，希望它能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的大党。但是，改良主义分子很快就在这个党内占了上风。

收入本卷的给工人政党和组织的领导机关的信，给工人和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部的信，以及他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通信，反映了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年青队伍——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无限宝贵的帮助。

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给许多党代表大会的贺信，《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等），指出了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对一系列策略问题提出了忠告，并表示支持奥地利无产阶级为扩大民主自由、为争取普选权的英勇斗争。恩格斯认为，奥地利—匈牙利各民族工人投入无产阶级运动，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形成和发展。在《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的信中，恩格斯指出了工人政党在大国和小国产生的规律性。“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再一次证明，现代大工业要在任何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在产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且产生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见本卷第103—104页）

在保加利亚、波兰、捷克这些中欧和南欧的斯拉夫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恩格斯甚为满意；收入本卷的一些文章，如《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五一节致捷克同志们》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看到捷克工人和德国工人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他强调指出，必须以劳动者的国际主义团结来反对资产阶级挑起民族仇恨和纠纷的政策。在《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的序言（1892年）中恩格斯满意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波兰工人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年青的波兰无产阶级在争取波兰的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斗争中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和其他的一些著作（《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论反犹太主义》）中，阐述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说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指出了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一切表现对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危害。

本卷刊载了恩格斯的一系列关于意大利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文章：《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致意大利读者》（《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等。这些文章证明了恩格斯十分关心意大利状况和意大利劳动者反对政治经济压迫的斗争，也证明了恩格斯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和决定它当前的任务方面，给予了巨大的帮助。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写的序言、《1893年五一节致西班牙工人》这封贺信、《致英国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都表明他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的联系。

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活动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而大大地增加了。收入本卷的许多著作都说明了他为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国际联合，为扩大科学共产主义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影响进行了斗争。

恩格斯认为，根据第二国际巴黎成立大会的决定庆祝五一节，对于动员群众和巩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具有巨大的意义。他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1890年）序言中以自豪的心情指出，马克思和他在1848年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已为工人所理解，1890年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就是证明。恩格斯为庆祝这个无产阶级节日而发表的文章中（《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尽管如此。为庆祝1893年五一节给法国工人的贺信》等），号召国际无产阶级把每年5月1日的无产阶级力量的战斗检阅作为传统保留下来。他强调指出，这些检阅鲜明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任务和国内任务的一致。

《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等著作，表明了恩格斯在筹备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中所起的作用，表明了他反对机会主义分子，即法国的可能派、保守的英国工联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企图攫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恩格斯十分高兴地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反击各种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恩格斯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同时认为对无政府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的斗争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些倾向表现为假革命的高谈阔论、教条主义以及对实际情况采取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不愿考虑的态度。他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战斗”的政党、考虑“事实”的政党（见本卷第281页）。恩格斯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可笑的模仿”（见本卷第488页），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最终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有利于欧美各国的政府。

恩格斯在他的发言中经常指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在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制定共同协议的路线、进行个人接触、在社会主义报刊上互相撰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他强调指出必须严格遵守共同的决议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恩格斯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说：“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见本卷第480页）恩格斯不倦地号召加入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继承第一国际的革命传统。他要求社会主义者研究和运用第一国际的革命经验，并且希望第二国际更加丰富这一经验。

但是第二国际辜负了恩格斯对它的期望。如果说在它存在的最初几年，在恩格斯的忠告和批评的帮助下，它曾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组织，那末在恩格斯逝世后，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以及隐藏的机会主义者（中派）就开始日益得势，终于在1914年把第二国际导致可耻的破产。然而恩格斯在第二国际头几年在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活动还是有成果的。这有助于在第二国际各个党的队伍中培养真正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以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为首，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本卷中有许多著作是研究俄国，分析它的国内外政策，探讨它的革命运动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严酷的政治反动未能动摇恩格斯的信心，他相信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必然到来。这种信心进而变成了坚定的信念：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见本卷第52页）。恩格斯十分重视俄国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一代。恩格斯同“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维·伊·查苏利奇和格·瓦·普列汉诺夫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恩格斯十分赞赏地注视这些“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有很高的评价。恩格斯深刻地研究了“一个伟大而天赋很高的民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7页）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了在俄国酝酿着巨大的革命事件这一具有远见的结论。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对法国报纸《闪电报》记者的谈话和其他文章中，恩格斯认为改革后的俄国发展的特点是深刻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他指出，在俄国，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关系为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而来的，是农民的大规模的破产、他们的自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瓦解、农业生产的萎缩以及连年歉收等。恩格斯在揭示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的原因时写道：“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深刻的危机。”（见本卷第302—303页）恩格斯分析了俄国的现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见本卷第299—300页）

恩格斯在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写的跋中，更充分地阐述了他对俄国的观点。这篇跋深刻地分析了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的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特点。恩格斯批判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反科学的观点和幻想，同时也对俄国先进的社会思想，首先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了应有的评价，他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俄国有很多的贡献。恩格斯对七十年代的俄国革命家，对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勇敢战士深表敬意。他满意地指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已经有抛弃民粹主义观点并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物。

恩格斯对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自由民粹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民粹主义的思想家企图引证马克思的话（例如，引证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来论证他们的关于俄国特殊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关于俄国农民公社是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基层组织的观点。恩格斯探讨了俄国从克里木战争以来的经济发展，并指出，与民粹派的理论相反，“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见本卷第509—510页）。恩格斯重新叙述了马克思和他（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以及其他著作中）提出的论点：俄国已经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准备了土壤，这次革命将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他指出，俄国的革命将带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见本卷第510页）。

恩格斯紧密结合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前景以及“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1页）提供的条件，来考察沙皇俄国和其他强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问题。

恩格斯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反映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欧洲能否裁军？》、《德国的社会主义》这些著作中。他在这些著作中愤怒地揭露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宣布对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他竭力主张各社会主义政党制定防止侵略战争的共同的国际政策，反对侵略势力的阴谋（参看恩格斯1888年1月4日给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若·纳杰日杰的信）。恩格斯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日益增长，它成了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见本卷第481页），同时他也常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抵制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侵略政策的力量。恩格斯从保卫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立场分析了对外政策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忧虑地指出了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增长，常备军人数的增加，空前的军备竞赛，三国同盟（德、奥、意）和法俄同盟这两个军事政治侵略集团的形成。恩格斯分析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得出结论说，事件的进程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第二篇宣言中就预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以及德国对法国的掠夺将造成欧洲新的军事冲突，带来极有害的后果。恩格斯愤怒地揭发了德国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行为，他指出，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的一些统治者奉行兼并、军备竞赛、煽动沙文主义宣传以及迫害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使德国获得了“贪于侵占别国领土的坏名声”，也不是没有根据地使它受到了“全世界的憎恨”（见本卷第464页）。他也同样坚决地揭露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复仇主义者和沙文主义着。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国家集团，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错综交织并日趋尖锐（恩格斯认为，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也助长了这种情况），——所有这一切，根据他的意见，造成了爆发空前的世界规模战争的危险，无论大国或小国都将这样或那样地卷入这场战争。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将利用这场战争来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还要把它作为巩固反动制度、镇压革命运动、首先是粉碎社会主义政党的手段。

恩格斯关于未来战争将具有世界规模和巨大的破坏性的论断，是科学预见的真正典范。恩格斯关于英国必将参加未来战争的预言也是十分精辟的，他认为英国的参加甚至能够决定这场战争的结局有利于哪一方（见本卷第49—50、466页）。这里应当考虑到，在恩格斯生前，英德的矛盾并没有发展到象后来那样尖锐。当时在国际政治中居于首位的是法德的矛盾和俄德的矛盾。英国和俄国在近东和中亚的竞争，以及英国和法国在中非及其他地区的竞争，起着巨大的作用。直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才形成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的帝国主义性质，才形成了它们在已经展开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斗争造成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

恩格斯认为俄国的沙皇制度和它的外交是造成欧洲战争危险的主要侵略势力之一。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这篇应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请求为他们的杂志撰稿而写的战斗的揭发性的文章里，恩格斯指出，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反对俄国和欧洲革命的这个最凶恶敌人，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恩格斯回顾了沙皇俄国两个世纪来的对外政策，揭示了这种政策的反动趋向，证明沙皇制度是欧洲革命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扼杀者之一。恩格斯还揭露了沙皇制度的侵略意图，它在合并于帝国的地区实行殖民者和压迫者的统治方法，在外交中施展阴谋诡计，而西欧反动势力却对沙皇制度采取纵容的态度。恩格斯揭示了沙皇的对外政策的阶级本质，认为这种政策是同反人民的反动的对内政策有联系的。

恩格斯指出，不仅俄国的地主和商人，而且西欧的资产者也都关心维护沙皇制度这个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所以他认为，一旦俄国发生革命，欧洲各国的反动政府甚至准备用武力来支持这个专制制度。他预言：“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见本卷第56页）

恩格斯明白而准确地揭露了沙皇的外交和它的西欧伙伴们，但是他为了促使社会主义者重视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这一任务，有些地方不免过于夸大。例如，他有些过高地估计了外交对于一个国家历史的影响，西欧各国政府对沙皇制度的“妥协退让”，也过高地估计了在俄国外交界服务的外国人的作用。

恩格斯认为，俄国沙皇政府在九十年代仍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同时他也指出，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专制政府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地位已有所削弱，它对世界的影响已经缩小了。恩格斯认为，在克里木战争中沙皇政府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所遭到的失败，严重打击了它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加速了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危机。在俄国国内，威胁沙皇制度及其外交的革命力量已成长起来。“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见本卷第52页）

恩格斯号召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加强争取和平的鼓动，积极进行反战宣传，坚决反对军国主义，用这些行动来回答战争危险。恩格斯认为，为裁军而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而这就是“保障和平”（见本卷第437页）。他相信，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协同一致的积极行动，甚至在现存制度下也有可能迫使各国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限制军备和撤销战争计划。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这一组文章中，提出了关于缩减，然后废除常备军的建议，办法是普遍缩短服兵役的期限，随后则过渡到民兵制度。在这组文章中，恩格斯发挥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理论原理：关于急剧发展军事技术以及这种发展对战略和战术的革命化的影响，关于体育在军事训练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战争中重要因素的军队的士气的意义，等等。

恩格斯坚决维护和平事业，一贯为反对战争威胁而斗争，同时他也主张社会主义者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九十年代初应当采取这种立场，如果德国的民族生存由于法国和沙皇俄国的进攻而遭到威胁的话。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1891年秋）中分析了这个前景。恩格斯指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同法国联合起来战胜了德国，这就会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丧失它当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占据的先进阵地，这样就会使德国工人运动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是捍卫“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见本卷第296—297页）。同时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想方设法使这场战争具有真正民族解放的性质，应当象1793年法国雅各宾党人那样用革命方法来进行这场战争，抛开反动的统治集团，不仅要宣布放弃兼并，而且还要宣布解放被德意志帝国压迫的各个民族：波兰人，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等等。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必须区别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根据这种或那种战争的性质和类型来规定工人政党在这场战争中的策略。

列宁在许多著作中深刻地研究并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关于对外政策的见解。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制定了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对沙皇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说它是“反动势力的经常可靠的支柱”（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239页），他对恩格斯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著作评价很高，认为《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写成的重要的著作之一（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9页）。

列宁也赞同恩格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国和俄国1891年进攻德国时应采取什么策略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91年真的能够在反对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会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战争。”（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9页）列宁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使之免遭机会主义的歪曲和捏造，同时他也坚决反击了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企图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尤其是恩格斯在1891年的立场来替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向帝国主义政府的变节行为辩护。列宁写道：“这一切引证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8页）列宁认为“把1891年的国际形势同1914年的国际形势”相提并论和等量齐观是非常不合历史观点的。他写道：“1891年根本不存在帝国主义（我在我的小册子里竭力证明，它是在1898—1900年产生的，不是在这之前），也不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不可能是这样。（顺便提一下，当时也不存在革命的俄国；这一点很重要。）”“法国的凯撒制度＋俄国的沙皇制度反对非帝国主义的德国——这就是1891年的历史情况。”（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5、257、263页）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斯大林在《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这封著名的信中，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斯大林在评价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时，是从较晚时期的国际形势出发的，从而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形势和在帝国主义时代形成的形势混为一谈了。

恩格斯晚年的一些著作充满了这位马克思的伟大战友所固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必胜、国际无产阶级必胜的坚定信心。恩格斯强调指出，即使欧洲的反动统治阶级使人类卷入毁灭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也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灭亡。这场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见本卷第298页）。

恩格斯对俄国人民群众的巨大革命潜力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与他们的伟大解放使命：推翻沙皇政府和实现本国全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恩格斯的预见完全实现了。恩格斯逝世后不到七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列宁在确定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在世界革命发展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写道：“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40页）。

*　*　*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三篇恩格斯的文章：《德国1890年的选举》，《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和短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有两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在《附录》部分中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恩格斯的三篇谈话：对法国《闪电报》和《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以及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第一次发表了恩格斯亲自编写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目录的真迹复制品。

在编译收入本卷的著作时，参考了作者生前出版的原文版本和译本；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人地名和日期等方面的刊误和笔误，已根据事实加以核对和订正。文章标题从原文，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至第二十二卷中，凡是不同于全集第一版的著作标题已列表附于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