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1872年至1875年著作汇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3月至1875年4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巴黎公社成了世界历史新时期的分界线。“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引起的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各种变化，资产阶级民主日趋没落和转向反动，为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新的形势，向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任务。公社以后，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发展、无产阶级力量日益纯洁和团结的时期，即“大批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发展和成熟的时期”（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0页）。

七十年代初期，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的特点已经显露出来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规模扩大了。几乎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在北美和南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都有了第一国际的组织，它们促进了这个理论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的传播；在许多国家中已经有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在德国，领导斗争的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各国的年青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政治舞台，说明工人阶级在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参加国际的先进工人有组织地反击了巴黎公社失败后日益嚣张的反动势力，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有天才的洞察力，他们在这个急剧的历史转变刚刚开始时善于正确地估计客观形势，在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派别首先是同无政府主义的顽强斗争中，根据七十年代初期形成的具体条件，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细致地培养工人群众去迎接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任务已经提上了日程；他们继续不懈地致力于把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教育工人实行自己独立的、不依从于资产阶级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年中对许多有关纲领、策略和组织的极重要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把国际工人运动提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为以后在各国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继续为完成《资本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学说付出巨大的劳动。同时，马克思还不断地努力使《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学说尽快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财富。1872年3月底，《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彼得堡出版，它是这部科学共产主义奠基著作第一个外文译本。1872年夏天，《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在汉堡出版，法译本也从1872年到1875年陆续分册出版。德国、英国、西班牙的工人报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的个别的章节。马克思为了用欧洲许多语言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而付出的巨大劳动，对于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教育欧洲的革命无产阶级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这几年中写了许多著作，论述有关国家和革命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开始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以后他就写了两部杰出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十分注意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他们广泛地宣传这些经验，并力求使它成为劳动群众的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从巴黎公社社员英勇斗争的经验中吸取最主要的教训，这就是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型的——巴黎公社型的国家来代替它。公社社员的实践经验使马克思进一步补充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公社不仅是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而且它还指出可以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已被打碎的机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历史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在1872年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他们在新的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本卷第10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全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作了深刻的科学评价，这是他们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使这一思想深入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中去的手段。他们坚持不懈地向工人阶级阐明巴黎公社的历史实质。在这方面，马克思为国际会员和流亡的公社社员在伦敦举行的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的群众大会所写的那些简短的决议是很值得注意的。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将把巴黎公社看作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见本卷第61页）。

在这几年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作思想经常萦注于国家学说，萦注于研究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关于夺取政权的条件、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的问题。工人运动的政策、策略和组织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都与这些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成了检验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思潮的阶级本质，辨明其真正性质的试金石。正是在这些决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命运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在理论上战胜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几年在日益尖锐的反对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宗派分子的斗争中，继续捍卫并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这是消灭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的一个合乎历史规律的途径。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这部用生动的论战形式写成的著作，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派的，他们企图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溃疡随便涂上一点药膏，同时把它的资本主义基础当作圣物一样来保护。针对蒲鲁东分子米尔柏格和资产阶级慈善家扎克斯的空想的、反动的计划，恩格斯提出了以集体所有制原则根本改造社会为自己目的的革命无产阶级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恩格斯说，住宅缺乏现象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现象必然会愈来愈尖锐，只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解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时，才能解决住宅问题。

住宅缺乏现象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的表现之一。但是，正是因为剥削实质在这里是以最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因为深受住宅缺乏之苦的不仅有工人，而且还有其他各阶层的居民，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住宅问题提到首位，力图用这种办法引诱无产阶级离开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恩格斯揭示了住宅承租人和房主之间的一种平常的商品交易的性质，他指出，这种交易根本不同于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同时，恩格斯用工人读者容易了解的形式阐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极其重要的原理，在这里也象在其他许多著作中一样，他也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

恩格斯为了反对企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培植蒲鲁东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写的这部著作，对于用革命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教育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彻底批判了米尔柏格的文章，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开始的从理论上粉碎蒲鲁东主义的工作。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这一著作中所表述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具有特别的意义。在米尔柏格看来，城乡之间的对立似乎是“自然的”，要想消灭这种对立是一种“空想”。恩格斯在反驳他的这个论点时证明：随着剥削阶级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被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也将永远消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农业生产的密切的内在联系，将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所处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相关联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也得到了阐述，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文献之一。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是重大的问题）的解决，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自然要求将来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只有在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但是，马克思指出：“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见本卷第65页）

马克思根据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土地制度的特点的分析，指出了土地国有化的历史意义。对于英国来说，由于没有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存在着大土地占有制，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土地国有化已成为“社会必然性”。同时，马克思也揭穿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可能通过土地国有化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引起地租的增长，从而给占有者提供了靠生产者为生的新的方便。”（见本卷第66页）

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土地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那时“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见本卷第67页）。

马克思在发挥他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取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制度的特点、农民的状况、历史的传统等等。对于象法国这样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国家说来，社会主义改造可能有另一种道路。马克思在对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所作的批语中指出，为了保证工人革命得到劳动农民群众的支持，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见本卷第695页）

马克思不倦地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在根据具体历史条件、根据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对比创造性地解决不同国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问题方面，树立了榜样。马克思根据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作了重要贡献。他在1872年9月8日阿姆斯特丹国际会员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见本卷第178—180页）中提出并论证了下述论点：除了革命的暴力（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是确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的手段），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美国、荷兰，由于在这些国家中形成的一定的历史条件（当时没有发达的官僚和军阀机构），无产阶级可能“用和平手段”取得自己的统治。这一思想马克思早在五十年代就针对英国提出了，在这里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原理也是用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宗派分子和改良主义者的，前者鼓吹用“革命爆发”的方法立即“废除国家”，后者则硬说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唯一道路只有通过议会斗争。

列宁揭穿了机会主义者，他们企图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的这一结论解释为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9—220页）。马克思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暴力手段还可能有“和平手段”的结论，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不同于一切教条主义，它不仅要求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而且还要求估计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政治条件所产生的特殊的、独特的情况。

马克思在他对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所作的批语中，表述了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实现工农联盟的途径这些十分重要的思想。马克思在1874年摘录这部巴枯宁主义的圣经时，做了许多详细的批语，这些批语反映了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在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过程中的进一步发展。巴枯宁认为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社会革命”，而且革命必须从“废除国家”开始。针对巴枯宁的这些主观主义的和唯意志论的论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同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定历史条件有直接联系。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为这是消除或改造“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所必需的（见本卷第694页）。但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了革命暴力的临时的、短暂的性质：“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见本卷第701页）马克思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表面上维护“民主”，实际上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批评。他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取得政权，才能为绝大多数居民实现真正的民主。

本卷有不少文章和文件直接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后期的活动。这些文件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的各个方面的日常领导，说明他们坚决反对仇视科学共产主义的派别和集团，首先是反对那些图谋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的文件表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在巴黎公社全面提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关键问题上进行的。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这一斗争特别尖锐。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为了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夺取政权以及为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宗派分子，划清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的界限，同无政府主义原则也划清了界限。1871年11月无政府主义者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通告，提出了工人放弃政治活动的巴枯宁主义学说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思想，提出了否定纪律的主张和“自治”原则来对抗无产阶级的党性。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要求得以实现，工人团体就要崩溃和瓦解，工人阶级就会在资产阶级面前解除武装，就会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体系。巴枯宁的思想和国际的目的是毫不相容的，因此在工人阶级开始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聚集力量的时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就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是对巴枯宁主义的毁灭性的打击。这一著作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揭露巴枯宁主义是敌视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揭示一切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环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工人运动诞生和形成时期，宗派的产生有其历史的规律性；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成长，随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愈来愈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自己的特殊任务，宗派及其解决社会矛盾的离奇的方案就变成了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象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见本卷第3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巴枯宁宗派主义的特点：理论上的落后性和脱离群众性革命运动，教条主义和“革命的”冒险主义。和宗派集团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有自己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这样的组织就是国际，它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见本卷第3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国际同巴枯宁的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斗争的历史，并且指出，同盟企图强加于协会的纲领“不过是在响亮词句掩饰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见本卷第3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同盟在国际内部的破坏活动，指出了同盟为什么要攻击协会的总委员会——保证国际在各国的组织的统一行动的领导机关。如果实现巴枯宁主义者的要求，把总委员会的职能归结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的作用，无产阶级就要放弃建立自己的有纪律的、思想上统一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总委员会的职能问题方面进行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取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斗争。

在一系列和《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有关的文件中，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同无政府主义者的紧张斗争。1872年夏天，国际内部的这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对无产阶级党性的比利时蒲鲁东主义者、美国资产阶级改革派、英国工联主义者，同盘踞在国际的意大利、瑞士、尤其是西班牙组织中的巴枯宁分子串通一气；拉萨尔派也同巴枯宁分子结成同盟，一道攻击国际。

1872年夏天，西班牙成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的斗争舞台。巴枯宁的秘密同盟在西班牙根子最深。由于西班牙经济发展落后，西班牙工人阶级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还不能坚决地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决裂。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词句在正在破产并补充西班牙无产阶级队伍的小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共鸣。恩格斯在《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巴枯宁分子建立的支部里，“同盟的各种特殊理论——立即废除国家、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放弃一切政治行动，等等——在西班牙都被当做国际的学说来宣传”（见本卷第203页）。恩格斯是总委员会西班牙通讯书记，他把西班牙国际会员中的优秀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在他们的帮助下揭穿了巴枯宁分子的两面手法。他写道：“有些人指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虽然他们一次也不能指出总委员会有什么权威主义的行为，他们一有机会就鼓吹‘支部自治’、‘小组自由联合’，他们指责总委员会想把‘自己的正式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把国际变成一个有‘教阶制的’团体；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按教阶制’建立起来的、不仅实行权威主义制度，而且实行不折不扣的独裁制度的秘密团体；他们践踏了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自治；他们力图依靠这个秘密组织把巴枯宁先生自己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见本卷第129页）在国际内部有一个秘密团体，它有自己的特殊的、敌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的纲领，这一事实在国际的全体会员面前被揭露出来了（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恩格斯写道：“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秘密阴谋。”（见本卷第133页）

恩格斯为了团结西班牙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并对他们进行教育，为了揭穿无政府主义的实质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以后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奠定了基础。

在揭露巴枯宁分子攻击无产阶级的花招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还不得不进行清除国际各组织中企图利用国际工人协会达到自己目的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改革派分子的斗争。在马克思起草的1872年3月5日和12日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北美联合会的分裂的各项决议（见本卷第56—59页）、恩格斯的文章《国际在美国》，以及针对一批英国活动家和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企图利用总委员会的名义和威信来达到自己目的而写的总委员会的一个文件（见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中，反映了这场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必须进行国际内部的斗争，另方面又要对付资产阶级政客和卖身求荣的记者等等不断地从外面策划的进攻，这伙人企图歪曲和曲解国际工人协会的性质和意义，破坏它的领导人的威信。这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手腕，在报刊上宣传了国际的思想及其意义。为了驳斥议员柯克伦在下院的诽谤性演说，马克思写了一篇总委员会声明，以辛辣的讽刺笔触揭露了各国反动分子狼狈为奸，为消灭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不择任何手段。马克思指出，法国和西班牙的反动派的“功绩”“在不列颠下院贵族代表们的心中再合意不过地激起了崇高的竞赛精神”（见本卷第71页）。马克思在意大利民主报纸《玫瑰小报》上发表的《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中，揭露了资产阶级记者不惜用一切肮脏手段来诽谤无产阶级的领导人。

马克思愤怒地驳斥庸俗经济学家布伦坦诺，这个人企图“揭发”马克思伪造资料，并在起草《成立宣言》时使用这种资料。马克思在《答布伦坦诺的文章》和《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中，揭穿了一连串诽谤谰言的真正意图。

收入本卷的一批文件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的各国组织方面所做的巨大的、系统的和日常的工作。作为总委员会的好几个国家的通讯书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致国际各支部和国际个别活动家的正式信件和文件。在许多正式信件（见马克思《致鲁尔罢工的矿工》和恩格斯《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致费拉拉工人协会》、《致帕尔马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国际的组织结构，宣传了它的决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教育和团结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写了许多政论文章，这是他们在国际中所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极重要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寄出的文件和文章分别发表在德文的《人民国家报》和在美国用德文出版的《工人报》、英文的《东邮报》和《国际先驱报》、西班牙文的《解放报》、葡萄牙文的《社会思想报》、意大利文的《人民报》和《玫瑰小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恩格斯在1872年经常为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撰稿，这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罢工的文章（见本卷第31—83页）、关于爱尔兰国际会员声援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的文章（见本卷第210—212页）、关于西班牙状况的文章（见本卷第213—215页），和其他以《伦敦来信》为总标题发表的文章，使意大利工人了解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促使意大利工人阶级巩固国际联系和清除无政府主义影响。

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有关的文件和文章在本卷中占有很重要的篇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夏天为筹备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量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须彻底解决同巴枯宁分子斗争的问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通过了议程，确定了代表大会召开的期限（见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1872年9月2日至7日举行的海牙代表大会同1871年的伦教代表会议一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而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和积极参加下进行的，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巨大胜利。这次代表大会的注意中心是两个彼此紧密联系的问题：公开承认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武器和手段——是国际的纲领性原理；宣布发展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原则是建立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反映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

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的工作报告（见本卷第143—152页），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在巴黎公社以后所处的局势和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本质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很大的意义，他们力求团结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孤立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几乎对所有讨论的问题都发表了意见。收集在《附录》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发言的记录，反映他们为巩固国际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为清除国际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而进行了顽强斗争。

本卷发表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其中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其余的也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在总委员会各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代表大会的委托，审订了全部决议，并安排发表。在国际的共同章程中加进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见本卷第165—166页）的基本内容，在组织条例中也加进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条文，这一切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关于把巴枯宁派的首脑们开除出国际的决议，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七十年代初在欧洲形成的实际历史形势出发提出的建议，通过了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的决议（见本卷第175—177页）。本卷发表的恩格斯的发言论述了这一建议的理由（见本卷第730—731页）。

代表大会及其全部决议确定了工人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任务和前景。这些决议为最近的将来在各个民族国家中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工人运动中宣传海牙代表大会各项极重要决定而写的大批文章同代表大会的文件有直接的联系。其中包括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会员大会上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演说（《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演说的通讯记录稿》）、在意大利文的《人民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两篇文章《海牙代表大会（给比尼亚米的信）》和《再谈海牙代表大会》（《伦敦来信。二》）。新马德里联合会机关报《解放报》发表了《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一文，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巴枯宁派的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所作所为，再一次指出，空谈自治、各支部自由联合等假革命词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各个工人组织的瓦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代表大会的委托为国际全体会员而写的报告（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为题于1873年公布），总结了对巴枯宁派的斗争。根据大量具体历史事实写成的这部著作负有在国际内彻底粉碎巴枯宁派的任务。这部著作根据大量文件，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出自巴枯宁派之手的文件，完全证实在国际内部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揭露这个同盟的组织原则和思想原则是同工人运动的目的和任务直接对立的。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陈述了巴枯宁派在欧洲各国所进行的分裂活动，说明他们在协会内部的破坏活动同反动派从外部对协会的进攻是有直接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宗派分子给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同盟在俄国》这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枯宁的代理人在俄国进行的活动公诸于世并严加谴责，揭穿了同巴枯宁关系密切的涅恰也夫在活动中所使用的欺骗和造谣的手法，指出了巴枯宁和涅恰也夫的冒险主义活动给俄国革命运动所造成的危害。

在揭穿了巴枯宁分子的破坏活动并把巴枯宁派首脑开除出国际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上，继续进行反对巴枯宁分子的理论斗争。

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中揭露巴枯宁分子所鼓吹的关于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的蒲鲁东主义理论和立即“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理论上是毫无根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这些恩想实际上是要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面前解除武装，使他们注定要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顺从奴仆。在批判这些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同时，马克思论证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

列宁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研究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揭露修正主义者伪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行径时，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问题上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论战的理论内容和历史意义。列宁写道：“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3页）

恩格斯的著作《论权威》对所谓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作了深刻的批判，论证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也广泛地利用了这个著作。恩格斯揭穿了在产生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就“废除国家”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科学和反革命的实质。他无情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消灭任何权威的这种糊涂落后的观点。恩格斯写道：“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见本卷第344页）

列宁在分析恩格斯的这个著作时，着重指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的批判之间的全部原则性区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用这种批判掩盖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掩盖他们抹煞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并使之万世长存的意图。列宁写道：“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25页）

恩格斯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这篇重要著作中，通过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冒险主义策略的深刻批判，进一步批判地分析了他们的错误的理论学说。恩格斯这篇文章，是由于巴枯宁主义者想在187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实际实现自己的学说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而写的。确定工人阶级的任务必须依据一国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依据一国已有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无产阶级本身的发展水平，而这篇文章就是以严格科学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典范。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关于作为艺术的武装起义、关于无产阶级利用革命政权、关于以革命政府“自上而下”的行动补充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的学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恩格斯指出，在象西班牙这样一个在社会经济方面落后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首先取决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巴枯宁主义者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他们策略中最糟糕的方面之一。恩格斯指出，当时还左右着相当大一部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巴枯宁主义者力图实现他们的理论，虽然高谈“革命的漂亮词句”，但在实践上必然要听命于资产阶级。恩格斯最后写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见本卷第540页）

收入本卷的一部分文件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代直接参加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公开支持巴黎公社的国际的立场以及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使国际总委员会同各大工联组织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彻底决裂。根据伦敦代表会议决定于1871年10月成立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在1871—1873年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争取英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而斗争的据点。反对机会主义者、支持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斗争，就是他们壮大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反对自由派的工联主义的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不列颠委员会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通过委员会的委员进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领导了对混入委员会内部的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力吸引年青的爱尔兰工人运动参加国际。他们主张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国际爱尔兰组织，认为这种组织就是在将来建立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独立的爱尔兰工人政党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决地为克服英国资产阶级故意煽动的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仇视、为反对英国改良派首领所鼓吹的沙文主义观点而斗争。从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在国际总委员会1872年5月14日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英国工人。恩格斯在讨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的相互关系时所作的发言，是揭露大国沙文主义和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光辉榜样。恩格斯断言：“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在象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见本卷第87页）恩格斯在发言中所依据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极重要的原理，即宗主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不倦地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英国和爱尔兰工人，这项工作已收到了效果。在1872年11月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的关于爱尔兰和英格兰国际会员联合大会要求释放爱尔兰政治犯的那篇文章中，恩格斯已经能够宣称：“这是我们居民中的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第一次友好团结。工人阶级的这两个部分的互相敌视曾为政府和富裕阶级的利益很好地效过劳，现在它们互相伸出了手；这件令人可喜的事情首先是由于国际前总委员会的影响造成的，前总委员会一直在竭尽全力促使这两个民族的工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见本卷第212页）

列入国际章程的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给了机会主义分子以沉重的打击。因此，同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尖锐化了，这些改良主义分子于1872年12月分裂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许多文件，反映他们为团结不列颠联合会中的革命力量进行了斗争。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所写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和《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以及出自恩格斯手笔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的呼吁书，都揭露了被赶出国际的那些改良主义者的阴谋诡计。1873年6月召开的英国各支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获得了对改良主义者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它们巩固了这一胜利。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英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赢得了进一步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为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而斗争的阵地（见本卷第516—51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成就做了应有的评价，同时也揭示了由英国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运动发展的一般倾向。恩格斯在1874年2月写的《英国的选举》一文对于暂时盘踞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中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做了深刻的分析。恩格斯写道：“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见本卷第543页）恩格斯指出，近来英国工人大批参加政治斗争，“几乎是专门作为‘伟大的自由党’的极左翼在活动”。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迫切的任务就是组织强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各国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和特点，要求工人阶级的组织具有新的形式。第一国际作为联合无产阶级战斗力量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在横的方面不断扩展的国际工人运动了。生活提出了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在每个国家里成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一国际已经为这些政党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

欧洲各国反动派的继续进攻、英国工人运动暂时屈从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使国际的一部分组织脱离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巴枯宁分子的破坏活动，——所有这一切也使国际无法以原来的形式积极进行活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形式的问题。他们很清楚，国际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己经过时了，它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

对当时的条件所作的这种深刻而清醒的分析，也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73—1874年写给他们的战友的书信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左尔格、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书信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还指出了怎样建立与工人运动在新发展阶段上的任务相符合的新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1873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提出关于必须抛弃国际已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思想，他在这封信中着重指出，放弃象国际这样的组织形式并不是要停止国际无产阶级的合作。恩格斯在1874年9月12—1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总结了国际的活动，他写道：“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43—644页）；恩格斯预育，未来的国际将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恩格斯坚信，建立无条件地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际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第一国际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了非常巨大的历史作用。工人阶级在历史上能够第一次体验到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的有组织的行动的力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在顽强的斗争中，第一国际给马克思以前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学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学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培养了为将来建立各国工人政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干部。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奠定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斗争的基础。列宁指出，“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66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方面所进行的不倦的活动中，特别注意德国工人阶级，他们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在不久的将来将起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这首先是由于德国有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接触，帮助他们克服各种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性质的错误。社会民主工党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而斗争的支柱。

本卷收入了恩格斯专门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而写的许多文章。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工愈来愈明确了，关于这种分工恩格斯自己写道：“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论住宅问题》1887年版序言）恩格斯在1872—1875年写的许多光辉的政论性著作（如《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流亡者文献》等等）最初都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

本卷收入了1874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其中有恩格斯关于理论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意义的极其重要的意见。列宁认为这些意见是“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38页）。恩格斯在这里表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他认为，经常学习理论，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党的领导人的义务。恩格斯写道：“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见本卷第567页）恩格斯特别指出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在对序言的补充中还有关于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性质、任务和斗争形式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指示。恩格斯确定了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必须包括的三个彼此紧密联系的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见本卷第56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政党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广大劳动群众，因此必须彻底克服拉萨尔的宗派主义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克服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分裂并把社会主义者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同时不断地强调指出，应该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联合，不能对拉萨尔主义（他们继续不断地揭露拉萨尔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做任何思想上的让步。恩格斯的两个文件《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摘自给阿·赫普纳的信）》和《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批判了拉萨尔派对国际的态度，揭露了他们攻击海牙代表大会和新的总委员会的诬蔑性言论。

恩格斯的《帝国军事法》、《半官方的战争叫嚣》等文章对于使德国工人认清1871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侵略性的德意志帝国的反动实质有很大意义。恩格斯作为反对军国主义的不倦战士，揭穿了“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军国主义的真正代表，揭露德国资产阶级对俾斯麦政府采取怯懦的奴颜婢膝的行为（见《普鲁士“危机”》）。恩格斯说，对无产阶级的恐惧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主导原则。

在《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和《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德意志帝国的波拿巴主义性质，指出了德国的历史发展向德国提出的特殊任务：“于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年至1813年间开始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见本卷第563页）。恩格斯以普鲁士俾斯麦式的波拿巴主义作为例证，揭示了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的一系列特点。

在遗稿部分发表的《关于德国的札记》也是恩格斯的这一类著作。《关于德国的札记》扼要地叙述了关于从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恩格斯揭示了德国历史上的分裂的原因、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原因。由于德国各邦特别是容克地主普鲁士的统治阶级采取冒险主义的反人民的政策，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问题，所以德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没有完成各项资产阶级的改革。

收入本卷的许多文章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十分关注俄国和俄国革命运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密切注意俄国革命运动的一切表现，关心它的每一个步骤，高瞻远瞩地预言俄国革命的伟大未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很多时间研究了改革后的俄国的经济、土地制度和社会关系，以及在俄国新形成的各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研究俄国的文化，学习俄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见本卷第598页）。

在阐明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新趋向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恩格斯指出，使俄国革命形势必然高涨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群众性农民运动必然壮大，这是农奴制垮台后对掠夺农民的报答。恩格斯着重指出，标志着俄国革命运动的深度和力量的是“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革命俄国的卓越活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些文章反映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对俄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流亡者文献》这一著作的第三、四篇，特别是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批判了以彼·拉甫罗夫和彼·特卡乔夫这些思想家为代表的七十年代初俄国民粹主义的基本派别。恩格斯揭露了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历史观，认为他们根本不懂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原理。恩格斯对1861年以后的俄国社会关系作了总的分析，从而得出了结论：资本主义在俄国正在日益发展，因此农村中的村社所有制必然瓦解。他激烈地批判民粹派把农民公社理想化，讥笑他们忽视沙皇专制制度同地主、资本家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

恩格斯的这些批评意见为马克思主义文献全面地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打下了基础，列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这种全面的批判，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彻底粉碎了民粹主义。

恩格斯认为，关于波兰的未来这个问题也与俄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有直接的联系。《流亡者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纪念1863年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见本卷第628—631页），都提出了工人阶级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流亡者文献》中，恩格斯再次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见本卷第57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波兰人民反抗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解放斗争同俄国人民群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

收入本卷的著作、文件和材料说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从1872年初到1875年4月这段时期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基本方面，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过程。在反对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宗派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无产阶级先锋队在自己的活动中不但要有革命的原则性，而且还要清醒地估计现有的历史条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使迅速成长的工人运动认清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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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二十九篇文章和文件。其中有马克思的《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许多国际的文件、恩格斯在意大利《人民报》上所写的文章、他的发言《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帝国军事法》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记录等等。本卷新收入的文章中，有二十七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其中有六篇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收入了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恩格斯的手稿《关于德国的札记》。《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起草或审订的文件、他们在总委员会各次会议和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的活动的总委员会的文件。

在编译收入本卷的著作和文件时，参考了保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的版本和手稿以及作者生前出版的原文版本和译本；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人地名、日期等方面的刊误和笔误，已根据事实加以核对和订正。文章标题从原文，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