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至1872年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这段时期的主要事件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导致建立巴黎公社的1871年3月18日的无产阶级革命。公社是一条历史分界线，它揭开了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这就是资产阶级统治一切和趋于衰落、无产阶级逐渐聚集力量和准备进行决定性的阶级搏斗的时代。

收入本卷的著作所属的时期，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及其革命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成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国际组织，它在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拥有许多支部。它七年来的活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宗派的胜利。巴黎公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伟大生命力，使国际的原则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使它深入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识中。马克思根据这种经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作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出发，对他们的著作中初具轮廓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补充了一些新的重要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贡献，对国际工人运动以后的全部发展具有无法估价的意义。

本卷所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文章、声明和寄给报社的信件，大部分是跟他们领导国际的活动直接有关的。1870—1872年对于国际工人协会说来，是为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而进行顽强斗争的时期，这种斗争是在工人组织受到警察迫害和国际受到反动报刊百般攻击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到这个历史时期时说道：“自从我们上一次在巴塞尔举行代表大会以来，两场大战——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在这两场战争以前就已经爆发，曾同这两场战争同时进行，而且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的还有第三场战争，——这就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43页）

鉴于1870年7月在欧洲发生了对国际说来是严重考验的战争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普法战争情况下的策略。他们帮助德法两国工人根据战争的性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来确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进程中保持了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没有被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宣传所迷惑。

本卷第一篇文章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这篇宣言以及本卷所收的马克思在1870年9月写的第二篇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态度的最重要文件。这两篇宣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侵略战争、为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斗争的有力证明。

在第一篇宣言中，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统治阶级谋取私利是掠夺战争的社会原因这一重要原理。马克思证明，发动侵略战争也是为了镇压革命运动，首先是镇压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他揭示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这场战争归根到底是从事军事冒险的波拿巴法国和支持波拿巴独裁的欧洲各国的反动剥削制度的产物。马克思写道：“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coup d'état〔政变〕的修正版。”（见本卷第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德国方面说来，战争在第一个阶段是防御性的，因为它在客观上是反对拿破仑第三企图阻止德国完成统一。他们首先从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来评价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波拿巴主义一且获得胜利，就会给德国和法国的工人运动造成莫大的危险。恩格斯在1870年8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3卷第41页）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指出俾斯麦政府的反动性质，说明普鲁士统治集团的政策也是要挑起军事冲突，战争从一开始就可能变为从德国方面说来是侵略性的战争。在第一篇宣言中，马克思特别指出德法两国工人利益的一致，并号召他们为反对两国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而共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中，详尽地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战争中的策略路线；他们指出，必须把德国统一的民族任务与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在战争中迫求的王朝目的区分开来（见本卷第282—284页）。

在法国正规军被击溃、第二帝国被摧毁、1870年9月4日在法国建立了共和国以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容克地主政府也公开走上了兼并和掠夺的道路。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就是侵略性的战争。由于条件改变了，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确定了德法两国无产阶级在战争第二个阶段的任务。

在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主要打击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侵略意图。马克思揭露普鲁士政府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虚伪借口。他指出，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企图千方百计援引历史来论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也是荒唐的。

以后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在第二篇宣言中的深刻预言：由于德国统治阶级的侵略政策，普法战争将孕育着未来的新的欧洲战争，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对法国的劫掠以及他们对法国领土的兼并，必然会使法国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德国。

第二篇宣言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任务：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争取与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警告德国工人，德国的统治阶级想把对路易·波拿巴军队的胜利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利用这个胜利来巩固自己国内的统治。在谈到法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时，马克思号召他们利用在推翻第二帝国后所造成的条件来巩固自己阶级的组织，以便进一步展开争取劳动者解放的斗争。

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也和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一样，是马克思深刻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对当前事变作天才的创造性分析的杰出典范，根据这种分析做出的结论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极其重要。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在这几部著作中表现了作者的这样一种惊人的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6页）。

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中，马克思表明，军国主义和掠夺战争是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根本矛盾的。反对这种由剥削制度产生的战争，就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侵略性对外政策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基础。马克思在这两篇历史性文件的头一篇中，以他对未来的非凡的洞察力论证了这样一个结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将导致消灭任何战争，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将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国际主义原则之一。马克思写道：“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愦的归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见本卷第7—8页）

伦敦《派尔-麦尔新闻》发表的恩格斯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文章，在本卷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散篇军事评论形式写成的这些文章，在内容上彼此有密切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所以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在本卷中作为一部单独的著作来刊载，以作者本人给这一系列文章中的大多数文章所起的篇名《战争短评》作为总标题。

《战争短评》是恩格斯的杰出的军事著作之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军事事变的光辉范例。尽管按照《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所规定的条件，《战争短评》的内容应该仅仅限于军事问题，然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越出了这个范围。恩格斯在考察有关普法战争的军事问题时，使许多篇文章充满了尖锐的阶级政治内容。《战争短评》按其政治倾向性是与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有密切联系的，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中实质上宣传了国际在战争的不同阶段上的策略。

恩格斯细心地注视战事的发展，善于以惊人的洞察力通过枯燥简短的战报看出真实的情况。他能精确地测定军队运动的方向，确定正在进行的战斗行动的性质及其对以后战争进程的影响。恩格斯在军事科学各方面拥有渊博的知识并能巧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在许多场合他能科学地精确地预言军事事变的发展及其结局。例如，根据关于法国和普鲁士军队集结的初步情报，恩格斯揭示了法国和普鲁士指挥部的秘密军事计划，并且对未来的战事作了预测，这一预测在战争进程中得到了证实。在麦克马洪的军队在色当投降（1870年9月2日）之前一个星期，恩格斯不仅预见这次投降，而且还大致确定投降的地点。在战争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他不止一次地预先确定了这种发展的方向，并且推测出个别的事件。

从战争一爆发，恩格斯就根据对法德两国武装力量状况的分析，预见了第二帝国的失败。按照总委员会第一篇宣言中所宣布的无产阶级策略路线，恩格斯集中注意力说明波拿巴法国的冒险军事计划，揭露其军事组织、战略和策略的弱点。在阐述这些问题时，恩格斯把他在以前的著作（《欧洲的军队》、《美国新百科全书》的一些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和第14卷）中提出的关于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斗素质取决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原理具体化和深刻化了。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战争的这个最重要的原理出发，恩格斯对法国军事上的失败作了详尽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指出，第二帝国的军队首先由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受了失败，法国在军事上的溃败不是偶然的，是腐朽透顶的波拿巴制度瓦解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写道：“军队的组织到处都显得不适用了。一个高尚而勇敢的民族眼看着自己为了自卫而作的一切努力白费，这是因为二十年来它听凭一群冒险家主宰它的命运，而这些冒险家已经把行政机关、政府、陆军、海军，实际上把整个法国都变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源泉。”（见本卷第83页）

恩格斯把波拿巴的将军们批评得体无完肤。他指出，他们的战略和策略漏洞百出，他们不能控制军队和协同行动，军队的供应恶劣、军需机关贪污腐化。他认为，波拿巴制度在战争时期继续对军队发生致命的影响；法军指挥部的错误愈来愈严重，因为他们在行动时往往不是考虑军事方面，而是要考虑挽救第二帝国的威望。恩格斯指出，波拿巴政府由于害怕巴黎的人民群众，不肯把前线急需的军队派往前线，这些军队留驻首都以防革命危险（见本卷第60页）。

在分析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时，恩格斯的结论是，这支按照在军事上比法军较有效的编制制度组成的军队，也是寡头政治的工具。恩格斯指出，被人虚伪地描绘成“武装人民”的普鲁士军队，实标上带有反人民的性质；它的组织反映了资产阶级容克地主政府想掌握一支驯服的武装力量，对内镇压起义，对外实行掠夺。

恩格斯的许多言论涉及军事上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他十分重视大量军队机动作战的优点，防御工事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首都设防的意义。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中，从普法战争以前的战争经验中援引事例，作了广泛的历史对比。在考察1870年的巴黎防御战时，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回溯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的历史，称赞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顽强精神和建造防御工事的工程师们的高度技巧（见本卷第153、233—234页）。

在法国正规军被击溃、第二帝国垮台以后，普鲁士的掠夺意图完全表现出来，这时恩格斯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加强法国国防，建立新的军队和组织游击斗争抵抗侵略者。恩格斯深刻同情法国人民反对普鲁士侵略者的斗争，批评国防政府和它委派的军事将领（其中有不少波拿巴派将军）不善于组织有效的抵抗来对付入侵的敌人，批评他们随着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而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投降意图。恩格斯认为，带有消极性质的巴黎防御战之所以屡战不捷，法国军队在帝国垮台后之所以遭到其他许多失败，是由于法兰西共和国未能利用法国的一切可能条件和资源来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尽管统治阶级的冒险政策使法国濒于民族毁灭，但是恩格斯指出，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法国人民仍然应该继续斗争，如果能把一切潜力动员起来，如果对普鲁士人的抵抗带有真正人民的、全民族的性质，这种斗争是会得到胜利的。恩格斯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支持法国人民抵抗侵略者，他为重新组成的法国军队拟定了抗击普鲁士军队的具体计划、战略和策略，并指出他们的军事行动必须配合游击队的斗争。

恩格斯阐述了在法国开始的游击斗争的特征，指出真正的人民抵抗的威力是不可摧毁的。他揭露普鲁士指挥部采取野蛮的作战方法，疯狂轰击斯特拉斯堡，放火烧毁法国乡村以及其他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他特别愤怒地抗议普鲁士人残酷迫害法国游击队员（自由射手）。在《战争短评》中，恩格斯认为应当承认游击队员有权利作为交战的一方，应当承认采取游击战形式的人民抵抗是正当的作战方法。

在《战争短评》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及其阶级原因、目的和性质的学说，作了重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普法战争作例子，教导无产阶级把民族解放战争，为抗击外国入侵而进行的防御战争同掠夺的、侵略的战争区分开来。恩格斯的巨大功绩是：他提出并解决了关于全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关于人民战争、关于游击运动、关于动员人民力量对付侵略者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法国在战争过程中的情况。他们要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帝国崩溃后出现的一切机会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看到法国的阶级斗争必然进一步尖锐化，群众可能进行革命的发动。他们对法国无产阶级提出警告：只要是普鲁士军队还驻在巴黎城下，起义必定要失败。但是，当巴黎工人在首都用无产阶级起义来回答梯也尔政府想解除他们武装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欢欣鼓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评价巴黎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捍卫公社是各国工人最重要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从巴黎爆发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通过国际动员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来支援公社。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公社看作是国际的精神产儿，是国际的原则的实际实现，认为公社的建立是工人阶级的巨大成果。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中，经常报道公社社员对勾结在一起的凡尔赛人和普鲁士军队进行英勇斗争的情况（见本卷第667—668、671—678页）。马克思给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写了几百封信，向他们解释公社的历史意义。他利用一切机会同困守巴黎的公社社员建立联系，给他们以帮助。马克思从巴黎公社一产生起，就细心搜集有关它的活动的一切材料——报纸上的报道和文章、自己的战友们从巴黎寄出的信件，并且在巴黎革命还在进行时就着手分析和总结它的教训。

在本卷占主要地位的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法兰西内战》，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根据对巴黎公社的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作为总委员会致国际在欧洲和美国的全体会员的宣言，是直接在巴黎革命事件发展时期写的，目的在于使各国工人阶级了解公社社员英勇斗争的本质和意义，使这一斗争的经验成为全体无产阶级的财富。

《法兰西内战》对产生巴黎公社的历史条件作了天才的分析，充分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性质及其活动的本质。马克思无情地描绘了敌视公社的资产阶级法国的情景，勾画了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嘴脸，这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因出卖民族、可耻地与外敌勾结、用野蛮手段血腥地镇压工人阶级而臭名远扬。马克思阐明了资产者的“爱国主义”的真实价值，并且指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思想总是要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总是要和征服者一同镇压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在描绘凡尔赛反革命政府的头目们——梯也尔、法夫尔、皮卡尔、杜弗尔和其他主张疯狂镇压的人们，在描绘消灭法国无产阶级精华的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方面，马克思达到了现实主义技巧的真正高峰。这位最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刚劲有力的笔写出的宣言《法兰西内战》，把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是革命激情与最精确和深刻的科学分析相结合的典范。

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使马克思证实了他最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所做的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是正确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3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继续发展这一原理，考察剥削者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和“阶级统治机器”的特征，他得出的结论是，巴黎无产者只有走上了消灭压迫者的国家机器的道路，才能够取得政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本卷第356、35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前，即历史上没有试图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实例时所写的著作中，并没有关于无产阶级应当以什么来代替被革命打碎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的答案。巴黎公社的经验使马克思对革命学说作了新的贡献。他丰富了这个学说，具体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才能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及其作为建设新社会工具的历史使命。关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列宁写道：“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1—412页）

尽管巴黎公社存在的时期很短，马克思从中发现了历史上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始的、刚刚萌芽的但是已经相当清楚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了公社的阶级性质及其国家形式的实质。他写道：“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见本卷第361页）新型的国家，巴黎公社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马克思的这个结论，就是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革命理论所作的新贡献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巴黎公社中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性质和组织原则。他指出，废除作为压迫者国家的工具的警察和旧常备军，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即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这种措施对建设新国家具有重要作用。他阐述了公社的这样一些特点：公社的全部公务人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以作为公社公务人员的、由选举产生的法官来代替先前为剥削者利益服务的旧法庭。马克思也谈到了公社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所实行的社会措施，以及公社在剥夺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资本主义所有制方面所采取的初步措施。他指出公社想方设法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使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以剥削为目的的教会财产。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与压迫者的国家作了对比，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作了经典的阐述。他不仅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这种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较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有了，而且还指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不能作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马克思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公社型的国家比议会制共和国更优越，他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见本卷第358页）。他指出，只有这种政权组织才能保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那些改造社会的革命任务。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些结论有巨大的意义，他指出：“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1页）(www.xing528.com)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继续研究和探讨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马克思用巴黎公社作例子来说明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完全符合劳动农民的利益；他坚决相信，如果没有凡尔赛人在巴黎和外省之间建立的藩篱，法国农民无疑会站到公社方面，因为公社的政策是符合他们的迫切需要的。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中有一些重要原理涉及到无产阶级制度下的国家集权制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中央政府的职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十分重要的，他坚决驳斥企图把公社反对压迫者国家的斗争看作是什么地方分权和分立主义倾向的表现的那些谎言。他表明，在全法国建立公社制度，将意味着以真正的民族统一来代替那种借助剥削者的国家机器来实现的虚假的国家统一（见本卷第359—360页）。

在《法兰西内战》中论述公社活动的篇章，充满着对人民群众革命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对工人阶级英雄气概的高度赞赏。马克思把公社的巴黎同“?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的凡尔赛的旧世界作了对比，从而表明了使法国首都面貌一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改造力量。《法兰西内战》歌颂了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的巴黎工人阶级。“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见本卷第369页）

除了《法兰西内战》，本卷还刊载了这部著作的两种草稿——《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这两种稿本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因为其中有些材料补充并解释了《法兰西内战》。马克思竭力使他这部著作的定稿简短明了，具有宣言的形式，草稿中的许多地方在定稿中只作了简略的叙述，有时甚至完全删去了。

虽然初稿和二稿中的个别段落是提纲式的札记，其中大部分都具有完整的文字形式，其语言与《法兰西内战》一样鲜明有力。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中利用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活动的实际材料，这两种稿本证明马克思进行了庞大的工作，证明他对公社社员的革命创造的研究抱有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

在这些草稿中，论述巴黎公社社会经济措施的一些原理，比《法兰西内战》中相应的地方更详细一些。这些草稿对公社之前那段时期的革命运动作了说明，更详细地考察了关于国家集权制问题和公社对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对它的一切行动作了不附带任何理想化色彩的确切而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评价。在初稿和二稿中，马克思详尽地分析批判了巴黎革命政府所犯的加速公社失败的错误，并要求无产阶级今后的革命斗争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

马克思批评了公社社员对反革命分子疏忽大意和缺乏应有的坚定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是有组织的和强有力的，应该拥有为镇压反革命所必需的手段。马克思警告说，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还可能遇到“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他强调指出，必须竭力巩固无产阶级国家。这样，反革命势力的图谋就注定要破产；这种图谋“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见本卷第594页）。

在初稿和二稿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剥削者的国家机器的原理有较详细的论述，这是对《法兰西内战》的宝贵补充。马克思在初稿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写道，“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见本卷第593页）。马克思发挥了这个原理，天才地描述了在实现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所要进行的大量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质。他指出：“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见本卷第594页）接着马克思又指出，通过公社的组织，即巴黎公社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立即沿着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向前大步迈进。在这个思想丰富的理论概括中，已经包含一系列关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学说的基本因素。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这一学说。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型这一天才结论，列宁全面地采用了，他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条件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发现了无产阶国家的苏维埃形式，并创造了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的国家形式的严密而完整的学说。列宁捍卫了马克思关于必须碎压迫者的国家机器并以巴黎公社型的国家取而代之的原理，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企图歪曲、伪造或者干抹杀这些原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表明，机会主者和修正主义者拚命攻击这些原理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是克思关于国家的革命学说的本质。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们这一学说，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所抱的态，从以下这件事实可以看出来：德国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掌这部著作的草稿而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发表它。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各国政府组织了反对国际和工人组的总进军。所有各国都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加强了警察迫。反动报刊企图损毁国际的名誉，破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劳动人民的影响，它们刊载各种各样的伪造文件，散布捏造的谎。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无产阶级揭反动派的阴谋，继续为团结和巩固无产阶级组织而斗争，把新的动者队伍吸引到国际方面来。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若干文件，说明他们为领导各的国际支部进行了顽强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指导总委会的工作，同时又花费许多时间帮助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成立的国际支部，在各支部和总委员会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组织产阶级的互助（见本卷第320、506—509页及以下各页）。

本卷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照例作为总委员会正式文件发的给各家报纸的许多声明（《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给《工人报》、《舆论》、《高卢人报》、《真理报》等报的声明）。这些文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陷害，为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目的并在劳动人民中破坏它的威信，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各报编辑部的一系列声明和信件中，令人信服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在与工人运动进行斗争中所采取的伪造手段。马克思起草的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见本卷第411—415页）就是专门揭露资产阶级外交在巴黎公社时期的阴险的挑拨作用的。这个文件撕破了资本主义美国“民主”的外交代表的假面具，戳穿了他反对公社的卑鄙阴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卡尔·布林德》一文的草稿和恩格斯的《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也是为揭露工人运动的敌人而写的。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进行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反对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的斗争，这些人是反动集团的应声虫，卡尔·福格特就是反动集团的直接代理人。

恩格斯在《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一文和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见本卷第418—420、687—689页）中，批评了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他企图用攻击公社和国际的方法来阻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传播。

巴黎公社是国际历史上的转折点。巴黎公社加速了工人运动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宗派主义改良主义流派之间的分野。公社证明了宗派主义的教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并且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性质。巴黎公社成了考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投入资产阶级阵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无情地鞭挞了工人运动的各种叛徒。在恩格斯所写的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以及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中（见本卷第398—399、403—404页），揭露了工联机会主义领袖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的立场，他们同统治阶级一样对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充满恐惧，公开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本卷发表的总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决议（见本卷第321页），也可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纯洁无产阶级组织的队伍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托伦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宁愿在凡尔赛议会中保有议员席位，而不愿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

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文件，在本卷占有主要的地位，这次代表会议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团结和组织国际无产阶级力量而斗争的重要阶段，载入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

伦敦代表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及其活动，都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会议草拟一系列决议案（见本卷第438—439页），制定代表会议的工作纲领，确定它的主要任务并指导主要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在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中说道，代表会议将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在组织上巩固国际，这种巩固是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情况下所必需的，同时还要采取措施来阻止巴枯宁主义者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的统一（见本卷第693页）。

伦敦代表会议自始至终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巴枯宁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是所有遭到破产和被粉碎了的小资产阶级流派的突击队（这些流派的残余当时仍继续攻击总委员会）。巴枯宁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破坏性的典型代表，对一系列罗曼语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罗曼语区）有重大的影响。他们在巴黎公社以后拚命攻击国际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在国际的队伍中进行分裂活动。

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活动的发言，说明总委员会为制止同盟的破坏活动曾采取了措施。这个同盟的领导人虽然声明解散同盟，但实际上在国际内部保存了这个秘密的巴枯宁组织。巴枯宁派由于不敢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公开反对总委员会，就宣布这次代表会议“没有资格”审查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各支部中所引起的分裂问题。马克思在报告中和在他起草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中驳斥了巴枯宁派的这种企图，并且指出，伦敦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禁止在国际内部建立分立主义的宗派团体的决议与巴枯宁的同盟有直接的关系（见本卷第458—45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巴枯宁派实际上反对建立这种政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及其形式和策略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论证了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政党的思想。后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有条件实际实现这一任务，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由他们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进行了大量活动，正如马克思在1871年11月23日给波尔特的信中所说的，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32页）。巴黎公社（它的错误和弱点首先是由于法国工人没有战斗先锋队，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效卓著的活动，在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成功。

由于这些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在伦教代表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政党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起草的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中，规定了建立这种政党的任务，这项决议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见本卷第454—456页）。这项决议（它的基本部分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列入国际的共同章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原理之一已被接受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原则。伦敦代表会议的这项关于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打击了各种宗派，反映了工人运动的客观要求，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规定了方向。1871年以后的时期中，工人运动是循着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发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发言，证明他们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恩格斯在一篇他本人亲笔记录的发言摘要中指出：“……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见本卷第449—450页）

在马克思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无产阶级政党活动的方式的重要思想。马克思说：“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见本卷第700页）马克思指出必须利用资产阶级议会作为进行无产阶级鼓动的讲坛，他要求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现有的一切可能条件，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来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既要抛弃密谋式的冒险策略，也要防止无产阶级的斗争迁就机会主义，防止改良主义。

在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的会议记录中，英国的工联主义受到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批评工联主义的行会局限性和闭关自守，批评只代表工人阶级贵族上层的所谓旧工联脱离工人阶级群众。同时，马克思又警告不要对工联采取宗派主义的忽视态度，并且提出了通过加强工会与国际工人协会联系的方法把工会变成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强大斗争中心。马克思非常重视那些与群众保持联系的工会组织，并要它们把争取工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低级的阶级斗争形式提高到积极参加争取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斗争。

收入本卷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其他代表所提出的决议案在许多场合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言中所提出的原理作为依据的；伦敦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负责的对决议案的最后定稿工作，也是由他们进行的。

伦教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是针对宗派主义的，目的在于加强国际的队伍的内部团结和纪律，保证它的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做到既要有集中的领导，又要发挥各支部和联合会的主动性。这些决议深刻地表述了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这些思想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由马克思起草并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具有巨大的意义。根据农民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工人阶级同盟者的作用这个论点，马克思建议在农民当中展开革命宣传，制定具体措施，把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见本卷第454页）。

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出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新的标准版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拟定的新版章程和条例是以马克思1864年写的临时章程文本为基础的，包括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对章程和条例所做的修正和补充。这样，过去所通过的反映国际组织原则的发展的全部决议和决定，第一次被纳入一个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准备了这一文件的英文版、德文版和法文版，于是，右派蒲鲁东主义者以及巴枯宁主义者就不能利用蒲鲁东派刊印的被歪曲的章程（它把关于政治斗争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这个最重要的原理加以曲解）来进行宣传了。

本卷中有一系列著作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后同巴枯宁主义进行的斗争。巴枯宁派在伦敦代表会议后公开反对代表会议的决议。1871年11月瑞士的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所通过并发给国际所有各支部的所谓桑维耳耶通告，完全反映了巴枯宁派所宣传的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教条，反映了他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否定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巴枯宁派在桑维耳耶通告中再一次企图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原则。他们号召废除一切纪律、成立“自治的支部的自由联盟”、把总委员会降低到“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地位。在国际遭到诽谤性攻击时期发表的巴枯宁派的桑维耳耶通告，受到反动刊物的热烈欢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枯宁派的破坏组织的分裂活动以及他们的宣传严重地阻碍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和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国际提出了一项任务：彻底揭露和粉碎工人运动中的巴枯宁主义。

恩格斯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中表明，巴枯宁派的分裂策略、关于放弃政治的说教、关于建立一个作为“未来社会的原型”的国际工人组织的空想宗派主义理论，给工人阶级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巴枯宁主义的教条旨在取消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武器——组织。针对这些教条，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实现这些原则，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一致行动就有了保证。

在国际和巴黎公社时期，在资本主义反动派和内部敌人——巴枯宁派和其他宗派主义、改良主义派别的代表——攻击国际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组织进行了斗争，这个斗争的丰富的经验对国际无产阶级说来是不可估价的财富。列宁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基本原理，建立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完整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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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二十六篇文章。其中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见《马克思的遗稿》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卡尔·布林德》这篇文章的草稿，恩格斯的《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以及许多新闻简讯、国际的文件、发言记录等等。本卷新收入的文章中，有十一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其中有四篇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

《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一些发言的报道、马克思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由于这些发言记录和报道不完整，这些文件没有收入本卷正文。以恩格斯的记录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收入正文。《附录》部分还收入了马克思与纽约《世界报》记者的谈话记录、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写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部的信、马克思参加起草的1871年11月5日总委员会的决议。所有这些文件都是说明国际的领导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的补充材料。

在编译收入本卷的著作和文件时，参考了保存下来的各种不同的版本和手稿以及作者生前出版的原文版本和译本；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人地名和日期等方面的刊误和笔误，已根据事实核对，并加以更正。文章标题从原文，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