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六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9月至1870年7月，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至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这一时期的著作。

由于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活跃，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以及欧洲一系列国家革命高潮的逼近，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广泛展开革命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训练国际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阶级搏斗。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为完成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经济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同时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方面也进行了不倦的、非常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他的全部党和政治的活动的顶峰”。

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国际的活动，经常协助马克思领导这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他的理论工作的课题是研究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和军事问题，探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从1869年起，恩格斯特别注意研究爱尔兰的历史，为的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对当时非常尖锐并具有政治意义的爱尔兰问题的国际主义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代里的活动是科学共产主义所特有的革命理论与革命政策相结合、与阶级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收入本卷的著作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多方面的科学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国际中的活动，同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斗争有密切的联系。本卷有许多关于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见本版第23—26卷）的材料。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以后，间隔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自己的经济研究工作。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所写的大量手稿，是他准备写的著作各个部分的最初的系统纲要，诚然这只是草稿，并且还没有完成。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以他所固有的高度的科学责任心不断吸收了新的材料，使这一科学著作的布局和结构更加严密完整，添写了一些章节，并对已写成的章节一再进行修改。

1863—1865年，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的三卷新稿本。1866年1月，马克思着手《资本论》第一卷付印的最后准备工作，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1页）。《资本论》的写作耗费了马克思的大量精力，与此同时，他还得用很多时间从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还要克服贫困和疾病的折磨。1867年4月，马克思把准备好的第一卷手稿带给汉堡的一位出版商。同年8月16日最后一个印张签字付印。

《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科学共产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见本卷第263页）

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奠定基础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资本论》中表述得最完备、最严整、最经典。

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说，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起了根本的变革、真正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摆脱了剥削阶级的局限性和自私偏见的阶级——的思想家，才能够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规律，并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科学共产主义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深刻、最全面的论证。这一不朽的创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所有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资本论》成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中的强大和不可摧毁的理论武器。

收入本卷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有一些是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有关的：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恩格斯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以及他为《资本论》的出版而写的书评等等。

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两年，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扼要地和通俗地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说的原理。同时这部著作也是利用革命理论的结论来确定工人运动的实践任务的卓越典范。

《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直接针对国际会员韦斯顿的错误观点在国际总委员会中所作的一篇报告，同时它也打击了蒲鲁东主义者和拉萨尔派。拉萨尔派根据拉萨尔关于工资的“铁的规律”的教条，否定工人的经济斗争，否定工会。马克思在报告里坚决驳斥了这种要无产者在剥削他们的资本面前消极和温顺的反动说教。他揭示了工资和剩余价值的经济实质，证明资本贪求最大限度的暴利，如果工人对它不进行反抗，“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见本卷第168页）。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根据自己的经济学说，从理论上论证了工人经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并且指出，必须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工资、价格和利润》这部著作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趋势是，把工资、劳动力价格降低到最低限度，即降低到等于维持工人和他的家庭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是注定的和连续不断的，它不断遭到工人的抵抗和坚决反对。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在工业周期的不同时期，这种趋势表现得时强时弱。

本卷发表了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而给工人报刊、民主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写的许多书评，这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术界和报界对马克思的天才著作蓄意保持的沉默，同时也是为了在群众中普及这一著作。恩格斯给资产阶级报刊撰写匿名书评，“从资产阶级观点”评论这本书，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利用这种“作战方法”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表对这本书的意见。

恩格斯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写到第十三节《机器和大工业》（第一版是第四章第四节）为止。这篇著作有助于了解《资本论》中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

马克思的《剽窃者》一文，揭露了拉萨尔派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庸俗化。他们几乎逐字逐句地抄袭《资本论》中的个别原理，歪曲这些原理，不提作者的名字。

马克思在《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中回击了资产阶级学者，他们为了贬低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这部伟大著作的世界历史意义，后来一再企图把《资本论》的这些或那些原理说成是马克思的前辈或同代人原来已经有的。

本卷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反映他们在国际中的活动的文章和文件。

六十年代中的历史形势，有利于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宣传的国际无产阶级统一和战斗团结这个伟大思想。1857—18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随之而展开的欧洲各国的罢工斗争，使工人清楚地懂得，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的各民族队伍必须兄弟般地团结起来。随着经济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也提高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法兰西第二帝国危机的逼近，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统治阶级准备干涉美国援助奴隶制的南部而进行忘我的斗争，在英国的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欧洲无产阶级深切同情的1863—1864年波兰起义，——所有这一切有助于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政治斗争，使各国无产者要求一致行动的愿望日益迫切。

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取得成就，不仅仅是由于当时所形成的历史形势，而且也由于马克思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大会上成立了国际；恩格斯说，在出席大会的人们当中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98页）。

马克思是国际的真正组织者、领袖和灵魂。他起草了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它的许多呼吁书、声明、决议、报告和其他文件，这都是国际的光荣历史的重要记录。马克思是国际的领导机关——总委员会、国际工人运动的战斗司令部的实际领导人。马克思依靠恩格斯的帮助，亲自或通过自己的战友（当情况不允许他亲自出席时）来指导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工作，制定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为争取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在国际中的胜利而进行斗争。

在创建国际的时候，马克思不得不考虑到无产阶级斗争的不同条件、各个不同国家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理论水平。他认为国际的首要任务是：把工人运动的各个支流纳入同一的轨道，促使无产阶级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确立国际无产阶级各个队伍的行动一致。马克思把国际建立在当时的各种工人组织的广泛基础上，他根据工人群众的实际经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革命任务，逐步把他们导向统一的理论纲领，从而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当马克思制定国际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时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灵活而又彻底革命的策略。马克思在制定《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时曾遇到了一些困难。关于这一点，他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根据对经济发展以及对1848年至1864年工人群众状况的变化的具体分析，得出非常重要的理论结论：“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见本卷第10页）

马克思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两项重大胜利：在英国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开展了合作运动。但他认为，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生产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时，工人阶级才能得到解放。但是，享有政权的统治阶级总要阻碍它的实现。“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13页）接着，马克思论证了这样的思想：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及各国工人之间的兄弟般联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

这样，马克思依靠工人群众的实际经验，引导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以及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关于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从理论上作了论证。

马克思在《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提出了这样的原理，按列宁的话说，这一原理是国际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本卷第15页）在已成为全世界工人的战斗口号的这个十分简要的提法中，表达了一个极重要的思想：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是它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和最重要的条件。

在制定《临时章程》时，马克思也仔细地考虑了各国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些形式。国际并不排斥当时已经存在的工人组织，而是极力依靠它们，并将它们的活动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国际的这种灵活的组织结构，是符合于它的任务的：“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4页）。

马克思为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是对国际第一批纲领性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发展。马克思在这篇《指示》中只谈到同工人群众利益有最直接关系的一些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同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马克思在这里遵循着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基本的策略原则：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

马克思在《指示》中指出，国际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的经济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

同样，马克思所写的呼吁书和文章，如《警告》、《比利时的屠杀》、《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以及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也都说明马克思坚决主张国际应该援助1866年危机以来特别加剧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并认为在这种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和《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也用了大量的具体材料说明国际这方面的活动。国际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罢工工人和被大批解雇的工人的经常支持，提高了它的威信，并扩大了它在各国工人中的影响。

《指示》特别重视争取限制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认为限制工作日是工人阶级恢复体力、发展智力、以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提出了这个重要的要求，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和其他反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人，他在后来写的一系列文件中也解释了这项要求的意义（见《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和《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本卷第359、643页）。《指示》中提出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成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口号之一。

马克思认为，关怀儿童和少年的劳动保护以及工人子女的教育也是工人的重要任务，因为“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见本卷第217页）。马克思认为，把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和他们的智育、体育以及综合技术教育协调地结合起来，是使工人阶级在精神上获得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的发言也谈到了教育问题（见本卷第654—656页）。

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他在《指示》中关于合作劳动的一节里证明，合作运动本身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见本卷第219页）。

《指示》中关于工会，关于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节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发展了他早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以及在《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进一步发展的原理，他认为，工会不仅是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的中心，而且是工人阶级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进行斗争的组织中心。列宁在谈到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指示》而通过的有关工会和经济斗争的决议时写道：“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轻视这种斗争的意义（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至于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则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153、154页）

为了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和其他不主张政治斗争的人，《指示》提出了两项具体任务：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反对掠夺战争及其工具——常备军。

马克思所写的《指示》是根据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而制定的国际的具体行动纲领。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必须坚持国际的基本原则，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派别，这些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教条强加于国际工人协会。尽管1848—1849年的革命给了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人们忘记了革命年代的传统，工人运动又吸收了新的群众，再加上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断影响（特别是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中）——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各色各样的派别暂时活跃起来。随着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些派别愈来愈反动了。

本卷中有一些文章和文件，是专门反对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很大影响的蒲鲁东主义思想的。

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里，可以说是总结了他在《哲学的贫困》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对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的批判，揭露了蒲鲁东主义思想的极端荒谬。在谈到蒲鲁东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方案时，马克思狠狠地批驳了他所提出的“无息信贷”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人民银行”的主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蒲鲁东主义者极力宣扬的这种主张“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马克思对蒲鲁东作了总的评价，指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蒲鲁东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并力图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限制在“纯粹工人的”问题的范围内，相反地，马克思认为，各国的国际支部的任务“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见本卷第483页）。马克思竭力使工人阶级在一般民主运动中起先锋队的光荣作用，使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进行活动。

马克思这个政策的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给美国总统阿·林肯和安·约翰逊的公开信。在这些公开信中，马克思指出，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有巨大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一切进步的、民主的运动，教育无产阶级和它在国际中的先进活动家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态度对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反对意大利马志尼主义者和德国拉萨尔派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坚决反对蒲鲁东主义者忽视民族问题，特别是他们否定波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独立的民主的波兰，使它成为欧洲民主派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影响斗争中的同盟者，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要俄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33页）

本卷发表的短文《更正》和《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表明了马克思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中扼要地表达了这种立场：“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见本卷第224页）

恩格斯为反对蒲鲁东主义者而写的文章《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论证了工人阶级对待民族压迫政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无产阶级站在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的必要性。同时，恩格斯要人们警惕反动势力利用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民族运动。他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的真正实质，第二帝国的头目、俄国沙皇政府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就在利用这种“民族原则”，使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斗争服从于反动强国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波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是争取欧洲的革命民主改革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改革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收入本卷的还有《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和总委员会的声明《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等文件。这些文件证明马克思曾直接领导过加入国际的法国工人。马克思一方面强烈谴责费·皮阿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倾空谈和冒险主义策略，同时极力使法国工人摆脱蒲鲁东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吸引他们参加反对第二帝国的一般民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德国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和文件，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篇幅。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未能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统一的问题，到六十年代更加尖锐了。拉萨尔主张由普鲁士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象在1848—1849年时一样，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实现德国的统一。他们认为，德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团结一致和政治觉悟，是用革命民主方法来统一德国的最重要的条件。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尽管也有助于工人摆脱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影响，但是不能完成历史赋予德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因为领导这个联合会的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知道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的全部事实（他们之间往来的信件直到1928年才发表），然而他们却清楚地看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是在向“铁血宰相”献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萨尔死后才知道：拉萨尔为了要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曾向俾斯麦保证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普鲁士兼并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www.xing528.com)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拉萨尔死后采取了严肃的步骤，清除了拉萨尔的极端错误和有害的策略所招致的后果，并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无法批判拉萨尔主义和宣传自己的观点，因而同意为施韦泽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他们同意为该报撰稿，因为在他们接到的办报纲领中，“既没有拉萨尔的口号，也没有拉萨尔的名字”（见本卷第96页），况且，他们的老战友、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李卜克内西将是报纸的非正式的编辑。

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寄去以上所提到的《论蒲鲁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正如他在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里所说的，他给予蒲鲁东的十分无情的打击，同时也击中了拉萨尔。马克思指的是他在文章中谈到小资产者在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同时，恩格斯在评述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他把这首民歌寄给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指出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的巨大的革命意义。这样，恩格斯也就驳斥了拉萨尔派，因为他们根据拉萨尔的“都是反动的一帮”的理论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施韦泽不顾他们的一切警告，跟着拉萨尔亦步亦趋，把报纸引上与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妥协的道路，于是他们公开声明和该报断绝关系。在本卷所刊载的声明中，他们把拉萨尔主义称作“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88页）。

恩格斯的著作《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也是批判拉萨尔派的政治立场的。这一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德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各个政党在宪制冲突中的立场，那次宪制冲突是普鲁士政府和自由资产阶级由于改组军队问题而引起的。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军事条件和政治条件，对政府改组军队的方案作了深刻和全面的批判。恩格斯在分析进步党对宪制冲突的立场时，严厉批评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怯懦的和动摇的政策，他们由于害怕人民，正准备与反动势力妥协。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里以很大的篇幅论证了工人阶级在国内革命局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的策略。恩格斯证明，指望俾斯麦政府对工人让步是完全徒劳的。恩格斯根据法国的经验，根据波拿巴主义的类似政策，尤其是根据路易·波拿巴实行普选制的结果，揭露了俾斯麦政府对社会的蛊惑宣传。这样，恩格斯就告诫工人，不要象拉萨尔派那样把普选权理想化，以为普选权就是万应灵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无产阶级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恩格斯认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人政党，这个党既要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也要摆脱更为有害的普鲁士反动派的影响。工人政党在宪制冲突中的政策应当是，支持资产阶级进步党争取普选权和政治自由，同时又要无情地抨击它的每一个不彻底的步骤和每一个软弱的表现，“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见本卷第8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为在德国深入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扩大国际的影响扫清了道路。这一斗争所以获得成功，还因为工人群众根据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已经认识到拉萨尔的教条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在《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和恩格斯在《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这篇文章中满意地指出，在生活本身的影响下，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联合会不得不提出一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见本卷第358页）的问题：争取政治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同情和支持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在德国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活动。尽管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有某些错误和失策的地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但是他们在德国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上与拉萨尔派不同，采取了正确的革命立场。“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贯地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暴虐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做任何微小的让步。”（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2—293页）

马克思在《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中对1868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德国各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作了很高的评价，那次代表大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举行的，它主张加入国际。

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这对后来德国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有巨大的意义。尽管爱森纳赫派在理论上还相当不成熟，特别是在制定他们的理论纲领时表明了这一点，因为纲领中还有一些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仍然成功地做到了“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问题也正在于党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3页）。

社会民主工党（它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标志着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巨大胜利。

本卷所发表的许多著作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极力帮助创立社会民主工党，通过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提高德国工人的理论水平。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反驳了这样一种神话，说什么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和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恩格斯追述了1848—1849年的革命传统、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上的各个重要阶段，并指出，拉萨尔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见本卷第408页）。恩格斯在这篇简短而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传记中，说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对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和党政活动，一直到他在国际这个“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时代”（见本卷第413页）的组织中的领导作用都作了评价。

为了恢复1848—1849年的革命传统，为了使德国工人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版了自己的两部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农民战争》。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又一次谈到波拿巴主义的实质问题，他反对对历史事件不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而只作肤浅的历史对比。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观点的，因为他们无批判地接受关于凯撒主义的流行用语。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分析了1848年以来德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各个阶级和党派在德国历史的这一时期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评价1866年普奥战争——他在《德国战争短评》（见本卷第187—212页）中阐明了这次战争的进程——的结果时，清楚地说明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立场，并指出这个阶级所以软弱和准备与反动派勾结的原因。恩格斯分析了德国工人运动二十年来所发生的转变和这一运动的前途，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即关于工人阶级必须取得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所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一极重要的理论结论和政治结论，在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恩格斯指明了对农民分别对待的必要性，分析了农民的哪些阶层、根据哪些原因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同盟军。

恩格斯认为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决议十分重要，他帮助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而该党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一重要决议对于德国的意义。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必须消灭土地私有制并把它变为公有制的决议对整个国际都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直接参加制定的这项决议（见《卡·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本卷第648—649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维护者——蒲鲁东主义者的思想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

从国际工人协会开始活动的最初阶段起，为了通过工联这个英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组织吸引英国无产阶级参加协会，马克思花了不少精力（见《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议草案》，本卷第19页）。1868年10月马克思在《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关系》这篇短评中指出：“……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见本卷第375页）

马克思希望通过国际的思想影响（它由于工人运动本身的经验而不断加强），能够使工联克服行会的闭关自守心理，不再把斗争目的只局限为维护工人直接的经济需要，不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否定的态度；由于这种否定态度，英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已经变成了自由党的附属品。马克思极力使英国工人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监护，使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孤立，从而帮助英国无产阶级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英国在这期间所展开的争取新的选举改革运动，有利于这些任务的解决。国际根据马克思的倡议，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建立改革同盟，它应当成为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核心。马克思认为，英国与法国、德国不同，在法国和德国，占优势的是农民，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在英国，占人口多数的是无产阶级，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还不起很大的作用，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普选权使自己获得解放。

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们被选举改革运动的规模吓破了胆，他们竭力限制运动的范围，阉割运动的口号，力图与政府取得妥协。本卷发表的一系列材料（《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说明马克思坚决反对工联首领们——这批靠资产阶级从英国的工业垄断和殖民地垄断中取得的超额利润喂养起来的“工人贵族”的代表们——在若干最重大的问题上的妥协主张。由于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妥协政策，广泛开展的运动以残缺不全的选举改革而告终，英国大多数劳动居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

马克思认为，改革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改革同盟没有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就加深了对工人运动极为有害的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分裂。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的蓬勃高涨，促使马克思认真研究他认为具有巨大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爱尔兰问题。马克思考虑到英国本身阶级力量的对比和爱尔兰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也就改变了他过去对爱尔兰问题的看法。从前马克思曾经认为，压迫民族即英国民族的工人运动将给爱尔兰带来自由，现在他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和“绿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的实现必将成为“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见本卷第441页）。马克思对于要求容许爱尔兰民族独立、直到与英国分离这一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所作的论证，是对制定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原则的新贡献。马克思根据爱尔兰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必须把英国的这个第一个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宗主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根据这个理论原理，教育英国工人和他们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人坚决而有效地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的解放运动。同时他也揭露了沾染上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英国工联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马克思是维护和支持斗争中的爱尔兰的那些运动、群众集会和辩论的灵魂和鼓舞者，是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报告人和许多决议的起草人。

马克思坚决维护受英国政府残酷迫害的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芬尼亚社社员，虽然他也批判过他们的密谋策略。他起草的总委员会的决议《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和国际工人协会》（1867年11月20日），指出了对四个芬尼亚社社员判处死刑是英国政府的政治报复行为，并揭穿了法庭据以判刑的伪造证据。《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1869年11月16日）是马克思在他发起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中提出的，在辩论过程中他两次发言（见本卷第664—669页）。在这个决议中马克思揭露了自由党政府的伪善的和反人民的政策，他指出：尽管格莱斯顿许下一些蛊惑性的诺言并进行一些可怜的改革，但这一政策实质上与保守党人的殖民政策没有丝毫区别。马克思的文章《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以及他的女儿燕妮在他影响下为法国报纸《马赛曲报》写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在欧洲舆论面前揭露了英国统治阶级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的疯狂迫害，揭露了格莱斯顿的“人道的”英国对囚禁在牢狱里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野蛮的虐待。

马克思在国际的文件《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月）和《机密通知》（1870年3月）中论述了爱尔兰问题的国际意义，指出解决爱尔兰问题对于发展国际工人运动，首先是对于英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英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一就是对爱尔兰的殖民剥削，这种剥削已成为“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见本卷第439页）。马克思在这些文件中充分揭示了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他写道：“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见本卷第440页）马克思号召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为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指出，尽管英国工人运动是有组织的，但是英国工人运动还是软弱无力，英国资产阶级在英国工人与爱尔兰工人之间竭力煽起的民族纠纷，是英国工人运动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强调说，对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的压迫是英国本身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马克思这样表述了极其重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见本卷第474页）。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1867年11月）、《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恩格斯的未完成的著作《爱尔兰史》的手稿以及他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若干片断。这些第一次收入全集的手稿清楚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结论是建立在全面研究爱尔兰历史以及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的基础上的。

在《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爱尔兰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描绘了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的人民群众所受的骇人听闻的灾难，并根据这一分析对芬尼亚运动——爱尔兰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阶段作了经典的评论。

在《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上述的提纲是这篇手稿的基础）中，马克思说明了爱尔兰受英国殖民奴役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他指出英国的统治给爱尔兰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结果，爱尔兰的工业在萌芽阶段就被消灭，这个国家变成了宗主国的农业附庸。马克思的这两篇手稿清楚地揭发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殖民政策和他们统治被奴役国家的方法，特别明显而有力地揭示了爱尔兰土地关系变革的掠夺性实质。这一变革是为了英国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实行的，为的是剥夺爱尔兰农民，把他们大批地从土地上赶走。

本卷发表的手稿《爱尔兰史》反映了恩格斯花了不少劳动准备写一部包括这个国家从古代到1870年的历史著作。从我们所得到的残章断片来看，恩格斯打算在这本书中描绘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奴役和爱尔兰人民许多世纪以来反对压迫者的斗争的广阔图景，同时给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反动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卫道者以打击。恩格斯在《自然条件》一章里，坚决驳斥了英国的一些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企图把地理环境强调为历史的决定因素，企图借助伪科学的地理考察来证明征服爱尔兰是英国的天职（见本卷第526页）。恩格斯详尽地描述了爱尔兰的气候和土壤，目的在于揭穿资产阶级作者们的谎言，他们认为应该把爱尔兰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还说什么“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见本卷第542页）。在《古代的爱尔兰》一章里，恩格斯反对无批判地对待爱尔兰的早期历史，反对对它进行民族主义的粉饰，同时他把批判的主要火力针对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高德文·斯密斯等人）的沙文主义，他们企图把古代爱尔兰人描写成落后的民族，这种民族不能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只能从外来的诺曼人和英格兰人那里承受文化和文明。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以及和这一著作有关的片断中说明，古代爱尔兰的历史证明了爱尔兰人民的独立性和天赋。正象恩格斯指出的，这个国家过去的历史充满了与外来侵略者斗争的英勇史实。恩格斯在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爱尔兰的著作时，揭示了整个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某些特点。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指出他们鼓吹的“客观态度”只不过是一副用来掩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作的辩护性质的假面具，这些历史学家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甘愿伪造历史事实，把历史科学变成可以出卖和得利的商品。

恩格斯对中世纪前期欧洲一系列国家遭到所谓诺曼人征服的性质所作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驳斥把诺曼人说成是欧洲许多国家的缔造者的反动的诺曼主义理论，并且指出了诺曼人入侵爱尔兰和其他国家的真实后果。恩格斯把这些入侵称之为“强盗式的侵袭”，他说，“诺曼人的侵袭引起了巨大的即使对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本身也毫无裨益的动乱，和这种动乱比起来”，入侵本身对历史发展的好处“是完全不值一提的”（见本卷第564页）。

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残酷剥削政策，发挥了这样的思想：归根到底这种强制的同化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恩格斯指出，尽管英国统治阶级竭尽一切力量，但过去没有能够、将来也不能消灭爱尔兰人民的民族传统，使他们屈从于英国的统治。恩格斯的著作对被压迫人民充满热烈的同情，对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充满强烈的僧恨。他的著作补充了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意见，是捍卫民族问题上的无产阶级原则的范例。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引起了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工联领袖以及国际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敌人——巴枯宁主义的激烈反抗。

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和文件，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的理论观点和他在国际中的破坏活动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

马克思起草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揭发了巴枯宁和他的支持者的阴谋，他们企图让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有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自己的领导机关的特殊国际组织加入国际，以便依靠这一组织来控制国际，使它屈从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总委员会1869年3月9日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信中，批判了巴枯宁分子的纲领的主要点：要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马克思认为这种要求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鼓吹的“劳动和资本的协调”，他写道：“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见本卷第394页）

巴枯宁分子要求按照他们所提的条件接受同盟，在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他们又声称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让它的成员加入国际的地方支部。但是，事实上巴枯宁和他的支持者仍然把同盟当作反对总委员会及其领袖马克思的秘密组织保存下来。

巴枯宁分子图谋在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展开这场斗争，由于他们的坚持，关于废除继承权的问题列入了这次大会的议事日程。

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指出：巴枯宁从圣西门那儿搬来的认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改革的起点，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见本卷第415页）。马克思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考察继承权的问题，证明继承权依存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并随着这一制度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写道：“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见本卷第414页）马克思认为，废除继承权的要求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政治上有害，因为这种要求只能使无产阶级丢开自己的实际任务，与自己的同盟者——农民疏远。巴枯宁的这种要求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遭殃。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企图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遭到了失败。这是巴枯宁分子同总委员会和所有驳斥巴枯宁观点、特别是驳斥他的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说教的国际支部进行公开的和不间断的斗争的信号。瑞士成了巴枯宁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他们把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平等报》暂时变成了他们的工具。

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机密通知》中彻底考察了国际与同盟之间的关系的整个历史。在谈到那些被巴枯宁分子用来作为攻击总委员会的借口的问题时，马克思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证了国际领导机关的政策，特别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马克思揭发了巴枯宁的破坏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证实他尽管正式声明解散同盟，却把它当作秘密组织保存下来。

马克思在反对巴枯宁分子这些小资产阶级暴动主义的典型代表的斗争中得到了国际俄国支部的支持。俄国支部是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学生们——于1870年春在日内瓦建立的。俄国支部把纲领和章程寄给马克思，同时还附有一封信，请求马克思担任俄国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马克思非常关心俄国的革命运动，认为它是反对欧洲民主派的共同敌人——俄国沙皇制度的力量。马克思写信给俄国支部，表示同意担任它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信中写道：“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见本卷第464页）

列宁认为俄国支部的活动是企图“把‘欧洲制度’的一个最先进最大的特点——‘国际’搬到俄国来”（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256页）。

虽然俄国支部的成员按其世界观说来一般还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但他们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坚决反对巴枯宁鼓吹的放弃政治斗争的说教，反对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动策略。

放弃政治斗争的要求是巴枯宁分子当时力图用来纠合国际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要求。因此，马克思在应当于1870年夏天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中增加了一条：“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见本卷第495页）。但是代表大会由于1870年7月爆发了普法战争而未能举行。

国际工人协会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的国际组织，用列宁的话来说，它“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和巩固国际而进行的活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些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为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而斗争的重要阶段。正如本卷的材料所表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在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占领了巩固的阵地，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对形形色色的、同无产阶级不相容的和敌对的流派的重大胜利。本卷所涉及的国际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中各流派斗争的整个过程和结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无产阶级对为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的必然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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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三十六篇文章。其中有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和《爱尔兰史》、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和报告、国际的一些文件和马克思的一些发言记录等等。本卷新收入的文章中，有十六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其中有十四篇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写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作过程中所写的一些文章。恩格斯为《莱茵报》和《双周评论》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和《〈资本论〉第一卷提纲》的手稿，以及马克思的《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的手稿，因为同两位作者生前发表的为普及《资本论》而写的同类著作有密切联系，所以同曾发表过的著作编在一起。

《附录》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参加起草或校阅的文件，以及他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和关于发言的报道，这些发言记录和报道由于记录简略和不全，无法收入本卷正文。《附录》部分还收入了马克思的夫人和他的女儿燕妮在马克思的直接参加下写的文章。所有这些文件对于展示马克思领导国际的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用各种文字草拟国际的文件，并常常一份文件同时用好几国文字，这也表明了马克思的活动的国际性。在准备俄文版时，参考了这些文件的各种文字的许多不同版本和手稿，凡是出入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文章标题从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