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6年4月至1859年1月这一时期的著作。本卷所收的绝大部分文章和通讯曾发表在美国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少数文章曾刊载于英国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和伦敦的《自由新闻》，并且其中有几篇曾同时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写作时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说的“难忘的十年”即将结束，这个“十年时代”是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到来的，它的特征是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蓬勃高涨，另一方面黑暗的政治反动横行欧洲。这个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它席卷了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五十年代的欧洲反动时期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只是历史赐给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喘息时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反革命的胜利不是长久的；他们甚至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也不曾放弃欧洲很快将掀起新的革命浪潮的信念。他们曾指望迫近的经济危机将成为全欧革命的先声，将加强民族解放斗争并加快欧洲几个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早在五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总结1848—1849年革命被镇压以后的革命运动时，便得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的结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对1848—1849年革命以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全面分析，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一见解：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危机的最强大因素之一。

到五十年代后半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基本上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已经大致制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初步原理已经确定。从社会生产的发展对社会历史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于无产阶级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严谨的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揭示把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地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在两位无产阶级领袖看来，在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必然要爆发新的革命，因此，经济危机的即将到来促使马克思从1856年10月起更加紧从事他的经济研究工作。

在1857年8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所收集的材料，集中精力着手写作他的经济巨著。马克思进一步充实这些材料，并部分地进行加工，他打算把这部经济著作分六册出版。这部著作开头部分的初步方案保留下来了，这就是篇幅庞大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9年以《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1857—1858》的标题用原文出版。这些手稿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中的重要阶段，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性进行研究的重要阶段。手稿中已经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它们后来由马克思在所有三卷《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要点。

本卷刊载了马克思在1857年8—9月为上面提到的那部未能按最初计划完成的经济著作所写的《导言》草稿。这篇《导育》虽然不是最后完成的作品，但是它富有深刻的思想，并且具有重要的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本质，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问题，同时指出了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导言》中特别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其中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一系列社会现象加以发展和具体化，例如，关于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一的艺术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规律的重要原理。

从1858年8月起，马克思利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有关章节，加紧写作他的经济著作的第一册第一分册。他在1859年1月结束了这一分册的付排准备工作，并且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的书名在柏林出版。但是马克思未能出版以下各分册。后来他放弃了最初的经济研究计划而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资本论》就是这个新计划的体现。

马克思在为发展他的经济学说而从事紧张理论工作的同时，在这几年中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分析国际生活和欧洲各国国内政治的一切重大问题。革命的政论作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个反动时期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这几年中，两位无产阶级领袖正是利用它作为主要手段来对无产阶级施以革命影响，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指出他们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阐明他们在未来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任务以及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刊载了马克思于1856年4月14日在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的演说记录。在这篇篇幅不大但内容非常深刻的演说中，马克思用生动的、为英国广大工人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扼要地阐述了他的革命学说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只有用一种办法才能够解决，这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能够改造旧世界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他说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见本卷第4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的很多文章和通讯都是专门分析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的。当危机在信贷和货币流通领城中只有最初的、甚至还不明显的预兆时，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危机了，他仔细地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各个经济部门的危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这几个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发展情况所以特别感到兴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正是在这些国家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关于危机的文章包含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概括和结论，它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在五十年代这个时期的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指出，大规模的投机企业和与此有关的交易所投机活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在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投机活动蓬勃发展，相继侵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部门：借贷资本、商业、工业和农业，并很快具有普遍的性质。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不久蔓延到德国。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这个漩漩涡。早在1856年秋天，在经济危机开始以前几个月，马克思正确地预见这种普遍的投机倒把现象必然会造成普遍危机（见《欧洲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一系列探讨信贷货币关系的文章中，马克思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状况，特别是五十年代非常发达的期票信贷领域，作了卓越的分析。

全面了解世界工业和贸易的状况，深入研究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值，仔细考察作为世界金融市场中心的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变动，经常观察作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探索黄金比白银贬值以及白银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往亚洲的原因，——这一切使马克思在危机扩张以前就能够完全准确地预见普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预见它的发展的特殊性。在《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贸易的震荡》、《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危机》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预先确定了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性质，他指出，就其强烈程度和涉及的范围来说，这一次危机必然要超过以往的一切危机，并且最终要酿成世界的工业危机。

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1857—1858年的经济危机在个别国家中发展的特点。他在《英国的贸易》和其他几篇文章中，指出了受危机侵袭最大的是英国，因为它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英国危机的特点是：危机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即工业，所以英国的危机具有工业危机的性质。上述这些文章以及《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英国的贸易和金融》等文章，尖锐地批判了认为自由贸易原则是防治危机的万应灵药的英国自由贸易派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妄图寻找防治危机的药方是徒劳的，驳斥他们对1857年危机以及一般危机的起因的简单庸俗的论断，同时作出关于危机理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认为，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象自由贸易派所说的那样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他指出，危机“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象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见本卷第607页）。

在马克思有关经济和金融的文章中，关于当时著名的法国股份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几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该银行的投机的交易所伎俩大大加剧了1857年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分析Crédit Mobilier的活动，说明这个股份公司不同于其他股份公司的特点，同时在《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第三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时期的意义和作用这一重要的理论原理。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还只是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且“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但是它们在当时就已经是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马克思写道，它们对资本主义各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见本卷第609—610页）。马克思把股份资本形式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联系起来。他写道：“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见本卷第37页）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把个体资本联合起来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这样就能够创办单个资本家办不到的那种大规模的工业企业。但是股份公司在迫使小资产阶级破产的同时，又加速生产的积聚和资本的集中，日益加强工业资本家寡头集团的统治。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在增长，对于剥削他们的资本来说，“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见本卷第38页），他们将越来越成为可怕的革命力量。在这些论断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天才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若干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殖民主义问题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一时期仍然密切注意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和被压迫民族在五十年代中期广泛开展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事件的文章中，马克思发挥了他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的思想，即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同欧洲革命的前景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

白银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向亚洲是欧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马克思认为这与太平军起义有部分的联系，他写道：“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见本卷第76页）马克思指出，牵制英国大量武装力量的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与其他一些决定性因素一样重要，这些因素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促使英国卷入即将到来的革命。（见《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两种因素是互相影响的，这一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文章中所包含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方面的政策的基本思想，后来被创造性地深入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列宁全面地发展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各被压迫民族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欧洲的工人阶级，主张坚决支持波斯、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关于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1839—1842年和1856—1858年的两次对华鸦片战争、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鲜明的揭露性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愤怒地抨击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揭露英国在印度和中国推行殖民政策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资本主义强盗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借以取得殖民垄断地位的方法和手段时，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用公开的抢劫和暴力或者用收买和欺骗来实现它对亚洲大陆各国的侵略。

在《英国—波斯战争》、《英中冲突》、《对波斯的战争》、《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了英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的侵略性质，这种外交活动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主要手段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惯用的和典型的外交方法，就是给地方当局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它违背了条约的义务或者没有遵守某些外交礼节上的无关紧要的规定。这些都被当作武装侵略、强占领土和缔结新的不平等条约的借口，通过这种条约使占领合法化，使有利于英国侵略者的一些条件合法化。英国资本家为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独占势力，不仅自私地利用居住在这两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之间的部落的、民族的和宗教的纠纷，而且还人为地煽起这两个国家同相邻各国之间的仇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鸦片贸易史》等）中写到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英国侵略者践踏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利益的有力证明。英国侵略者戴着基督教伪善的文化传播者的假面具，使他们所垄断的鸦片走私贸易变成他们发财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英国政府口是心非地宣布反对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在印度实行了并且为自己取得了鸦片生产的垄断，使得向走私商人出售鸦片合法化，而且早在十九世纪初便由这种贸易取得了大量收入。马克思得出结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

马克思表明，鸦片贸易如何掏空了中国的国库，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并且使人民遭到体力衰竭和道德堕落的威胁。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当局对这种贸易的反抗，挑起了两次所谓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和说明它们的海盗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的和平居民的兽行。恩格斯在分析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时，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自始至终是极端残忍的（见《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写道：“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见本卷第309页）在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英中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以残酷轰击广州和平居民开始的第二次战争，也与第一次战争一样，具有强盗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谈到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顽强而积极的斗争。他们驳斥那些诽谤中国人的特殊斗争方式的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辩护人，认为中国人民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殖民主义者，在这样悬殊的条件下，这些方式是必须采取的。恩格斯写道：“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见本卷第232页）恩格斯认为中国人民群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英国侵略者的反抗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即“为了保存中华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恩格斯解释道，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见本卷第232页）。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以先知之明预言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深信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将得到解放，并且认为这一解放将对东方各国的进步发展必然具有最伟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见本卷第234页）

本卷中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印度1857—1859年的伟大民族解放起义所写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揭示了起义产生和失败的原因，评述了起义的性质，对起义作了历史评价，阐述了战事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印度的起义是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整个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论证了印度起义同英国在亚洲的几次殖民战争的相互关系。在《波斯和中国》、《与波斯签订的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英国—波斯战争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印度人民增加了不堪忍受的负担，因为这些战争基本上是以英印军队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印度起义的爆发。而这一起义又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匆忙同波斯缔结和约，并且把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断了好几年。

英国统治阶级力图掩饰印度起义的真正性质和规模，想把它说成仅仅是西帕依（孟加拉英印军队中的土著部队）的军事叛乱。英印当局费尽心机地掩盖印度广大阶层居民参加起义这一事实，企图证明起义是伊斯兰教徒发动的，并没有得到印度教徒的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这些虚伪的论调，一开始就认为印度起义是全民族的运动，是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革命（见《印度军队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起义》、《勒克瑙的解救》）。他们指出，在起义期间，不仅不同宗教的代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不仅不同种姓的代表（婆罗门、拉吉普特人，往往也包括锡克人），而且印度社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都团结在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中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马克思写道：“西帕依团杀死了他们的欧洲军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们相互间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骚动由印度教徒开始，而实际上其结果是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经不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见本卷第252页）

马克思在《印度起义》这篇文章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印度人民是同情并且支援起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都广泛参加了起义。马克思说，起义得到极大规模的发展，而英国人在给自己军队保证运输和弹药方面到处遇到阻碍，这就已证明了印度农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敌对态度。(www.xing528.com)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动印度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初起了变化，特别是土著军队的职能有了改变。马克思指出，英国能够征服印度并且占领它一百五十年而没有发生任何巨大的动荡，主要是靠一个基本原则，即“分而治之”。英国在印度巩固它的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不同的种族、部落、宗教、种姓和个别自主的公国之间煽起仇恨。但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这个统治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工具的东印度公司，这时已经完成了领土占领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征服者。为了使印度人民驯服顺从，它不得不依赖它所建立的土著军队，这种军队担负的主要已不是军事职能，而是镇压被奴役人民的警察职能。这样，印度人民的驯服就取决于土著军队的忠诚了。但是，印度的英国当局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同时也就组织起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见本卷第251页）。马克思正是以此说明，为什么发动起义的并不是饥饿的、被抢得精光的印度农民，而是处于特权地位的、收入很好的西帕依。

但是，起义的动力决不限于土著军队的士兵。马克思指出，西帕依在起义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见《印度问题》）。起义具有无比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都植根于印度人民对于长期的殖民压迫、对于英国侵略者在印度的强盗行为以及实行殖民剥削的残酷方法普遍感到不满。马克思在《印度刑罚的调查》、《印度的捐税》这两篇文章中指出，极其繁重的捐税、敲诈勒索以及在征收国税时到处采用的暴力行为和酷刑，在印度农民的生活中是常见的现象。刑罚成了英国在印度的财政政策的公认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所征收的捐税没有拿出一丝一毫来以公益设施的形式还用于人民，“这种公益设施对亚洲国家比对任何地方都更加必不可少”（见本卷第552页）。

马克思指出，靠兼并仍然独立的国土和没收土著公国的土地来强力扩大英国领地的政策，也是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见《奥德的兼并》、《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这种政策引起了印度大部分有产阶级，特别是封建地主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在起义时期，印度资产阶级也对英国统治有反对情绪，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为印度战争发行的公债没有获得成功就是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们相信，只要所有一切能够与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印度南部和中部的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起义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如印度的封建割据、印度居民的民族复杂性、印度人民在宗教上和种姓上的隔离以及绝大部分领导起义的地方封建主的背叛，这种共同行动并没有出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起义者没有统一的集中领导，没有总的军事指挥，在他们内部发生了分歧和争执。对起义有致命影响的是起义者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不及敌人，缺乏作战经验。这一切使起义者的内部组织不稳定，减少了他们在作战中获胜的机会，削弱了士气，使他们的队伍陷于瓦解并且最终导致起义的失败（见《德里的攻占》、《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勒克瑙的解救》、《勒克瑙的攻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斗争的条件很困难，然而起义者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特别是在起义的主要中心——德里和勒克瑙的防守战斗中。他们在防守德里遭到失败以后，明显地显示了民族起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恩格斯写道，不在于正规战，而在于游击战。

在《印度起义》和《攻占勒克瑙的详情》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的”英国殖民军残酷虐杀被战胜的起义者和肆意抢劫夺取的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抨击。

马克思在评价印度起义的历史意义时指出，虽然起义并没有使印度的殖民体制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它显示了印度人民对殖民奴役制度的仇恨和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起义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略微改变了殖民统治的形式和方法，例如，完全撤销东印度公司，因为它的政策在印度引起了普遍的愤怒。

马克思研究了印度起义对欧洲危机发展的影响，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英国的贸易状况》等文章中指出，起义把印度市场封锁了几个月，使英国的出口瘫痪，加剧了英国在1857年夏季发生的危机。但是，另一方面，起义对英国工商业的活跃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大大增长了。

恩格斯在关于中国和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中，以及在他的《山地战的今昔》这篇文章中，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了军事科学问题。恩格斯利用人民起义的各种历史事例，在这里发展了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原理，认为这是反对外国奴役者的广泛全民运动所特有的战争形式。

在本卷所载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根据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新的欧洲革命的前景对这种政策作了评价。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和培养阶级觉悟，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分析了危机时期的国际事件的进程，确定了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力量的分布、各党和各政府的立场和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他们也密切注意国际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每一个新的步骤。

1856年7月间，马克思对1854年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涨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一革命是欧洲革命运动在漫长的反动时期之后复苏的最初征候之一。马克思就西班牙的七月事件写了两篇文章，它们以《西班牙的革命》为题收入本卷，这是马克思在1854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革命事件的文章的直接继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

马克思在确定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特点时，特别强调这次革命的鲜明的政治倾向，认为这次革命已完全失去西班牙以往一切资产阶级革命所固有的王朝性质和军队性质。马克思指出，革命的一个新的特点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加入了斗争，从而改变了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分布：一方面是宫廷和军队，另一方面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1856年革命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反映西班牙“许多进步的征兆之一”的事实，是西班牙农民热烈支持革命。马克思写道，在1856年的革命中，如果运动的领袖们愿意并且善于利用西班牙农民的力量，西班牙农民就可能成为“抵抗运动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思想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几年进一步发展了他们关于工农联盟的天才原理，认为农民群众在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应起重要的作用。

在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中，马克思又一次揭露了大资产阶级背叛人民群众的反革命作用。西班牙资产阶级在1856年革命中的行为，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所确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性；西班牙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共和民主要求，担心君主制被摧毁，唯恐发生内战，在最紧要关头背叛了在反抗反动势力时支援过他们的工人。由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薄弱、农民运动的孤立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背叛，1856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展望革命的前景，分析了主要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国内状况，认为在危机时期这些国家中已经有了革命形势的征兆。并且，据他们看来，法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在那里危机使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普遍恶化，波拿巴政府也在摇摇欲坠。马克思写道，危机所引起的工业停滞、农业困难、商业萧条和威胁着国家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见本卷第427页）。

在《对波拿巴的谋杀》、《御用军人的统治》、《波拿巴的目前状况》、《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马志尼和拿破仑》等文章以及上面已经提到的几篇关于Crédit Mobilier的文章中，马克思对第二帝国的制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军阀的把持、大规模的政治恐怖、普遍的贪污腐化、盗窃国库、骇人听闻的投机勾当和拿破仑第三政府为了转移劳动人民对国内政策问题的注意而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冒险行径。这些文章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已提出的那个经典论点，即波拿巴专政是靠在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同时与法国资产阶级中最凶狠、贪婪和无耻的成分保存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指出，投机成了第二帝国的“根本原则”，而政府在政变以后不久建立的公司Crédit Mobilier是波拿巴制度的支柱（见《Crédit Mobilier》、《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Crédit Mobilier和在法国盛极一时的滥设企业和投机活动被波拿巴政府广泛利用来满足资产阶级获得巨额利润的企图，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他们离开政治斗争，最后，保证波拿巴集团的个人需要。

马克思指出，法国社会所有各阶层对波拿巴制度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他说，“延缓法国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发一场欧洲大战”（见本卷第703页），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受到沙皇俄国支持的法国和撒丁必然联合起来反对奥地利。马克思的这一预言在1859年完全得到了证实。

在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依然认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中仔细研究了英国的国内状况。

在《法国财政状况》、《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等文章中，马克思还相信危机的发展使英国有可能爆发革命。一方面，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迅速增长，旧的执政党趋于瓦解。另一方面，英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与拿破仑第三结成联盟，并且它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又受到印度起义和中国战争的牵制。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欧洲大陆爆发重大革命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它不可能占据“它在1848年和1849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的地位”，也不可能“阻碍显然在日益临近的欧洲革命”（见本卷第255、539页）。

马克思探讨了五十年代后半期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特点。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等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评述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就在于“在某些隆重庄严的时刻，要么是由辉格党把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职贵移交给托利党，要么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给辉格党。内阁大臣的责任在这里就是追逐有利可图的职位，这种追逐已经成为议会中各党派的主要操劳了”（见本卷第659页）。马克思指出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英国传统的执政党正在继续瓦解。马克思指出这两个旧政党有可能变成一个贵族政党，他认为托利党和辉格党除非把它们的共同利益服从资产阶级利益，它们才能继续存在。同时他也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可能与贵族妥协。这样，马克思就揭示了英国两党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这一发展过程后来使托利和辉格这两个旧贵族政党变成了两个轮流执政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马克思指出，因取得贸易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感到心满意足的英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为了避免对它让步，在五十年代公开与贵族结成了联盟。在《选举的结果》和《英国工厂制度》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谈到英国资产阶级已经不再争取对英国国家制度进行民主改造了。他写道，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1857年选举中的失败，是英国资产阶级放弃它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夺的对国内民主运动的领导的明证。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曼彻斯特工业资产阶级的领袖的失败必然会促进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这种宣传可能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推动大陆革命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写道，旧贵族政党的瓦解和软弱无力以及资产阶级的缺少革命力量，给帕麦斯顿的寡头政治集团执掌政权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说明，这个执政的贵族寡头政治集团的典型代表在对内政策方面反对任何改革，鼓吹殖民扩张，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而英国资产阶级就是想用这种政策来转移无产阶级对国内问题的注意。马克思指出，获得“真正英国大臣”荣誉的帕麦斯顿所以具有广泛的声望和影响，是因为他的政策代表了渴望扩大销售市场和加强英国工业和殖民垄断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新内阁》这些阐述普鲁士状况的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反动本质，严厉地批评了普鲁士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的基础，批评了把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变成僵死条文的反动的普鲁士宪法。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国家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官僚制度的专横。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保存，是由于普鲁士资产阶级采取了怯懦的自由主义态度，他们心里所想的只是高官厚禄。

本卷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关于俄国的文章。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续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始终反对沙皇制度，那末，他们对于另外一个俄国，即非官方的俄国，对于在这个国家中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抗的力量，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充分暴露沙皇军事官僚机器的腐朽性的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农民骚动急剧增长的影响下，对俄国革命发展的前景表现了愈益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前景还相当遥远，那末这时他们得出了俄国革命正日趋成熟的明确结论。

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八五八年的欧洲》、《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俄国看作孕育着反农奴制的人民革命的国家，他们指出，俄国人民群众的运动正在威胁着专制制度，农民起义可能成为“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见本卷第725页）。马克思在研究1858年下半年的欧洲国际形势时，认为俄国革命是西方革命运动的潜在的同盟军。他写道，这个强大的国家在十年前还“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现在它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立刻燃烧起来”（见本卷第539—540页）。在《一八五八年的欧洲》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欧洲各国政治运动有重新兴起的征兆，他特别注意到俄国的政治活跃，这就是农民准备摆脱农奴依附地位。

马克思在评述1858年底欧洲的国际形势时，得出一个意义深刻的结论：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中只可能有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战争。马克思着重指出，正是在目前，欧洲“正在这两个路口上徘徊”（见本卷第7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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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六篇文章。其中几篇曾用俄文在苏联的杂志上发表过。其余文章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篇末注中已有说明。

除了四篇文章，本卷的全部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名。但是，绝大多数文章的作者能够根据马克思1857年和1858年的笔记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其他文件来确定。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地指出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增删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甚至还增加了整段的文字。在本版中已把显然是编辑部所做的增补放在有关章句的注释中。

《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纸上显然印错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日期和引文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和通讯的标题，与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标题一致。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报纸上的文章标题和马克思在笔记本中的标题如果不一致，在注释中加以说明。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所加的文章标题，也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果在马克思同时发表于两种不同报刊上的文章中有重大的差别，或者刊印出来的原文与保存下来的手稿有不一致的地方，凡是重要的异文都放在当页脚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