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1855年至1856年的论文和通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5年1月底至1856年4月这一时期的论文和通讯。其中大部分曾经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上发表过。马克思从1854年12月底起就是该报的撰稿人。与此同时，他还继续给美国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和前几年一样，马克思的某些著作也同时发表在厄·琼斯主编的、1852年5月创刊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

在政治反动的条件下，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利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来联系群众，对社会舆论起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影响，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马克思为《新奥得报》撰稿使他有可能与德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有可能向德国读者阐明国际政治、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状况的重大问题，以及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问题。

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几乎要占去他的全部时间并使他中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而这项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所以一部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是马克思请恩格斯写的。这些文章主要是军事评论。马克思也时常把这些军事评论译成德文，送到《新奥得报》去发表。由于考虑到为德国写通讯稿的特殊条件，马克思有时把恩格斯的军事论文的内容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或者作某些改动和缩减，有时他也补充一些对议会辩论和国际事件的评论。这些文章实际上是两位作者的劳动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造性合作的范例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政论文章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五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同他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工作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在这个时期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外，还研究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问题。恩格斯继续研究军事科学，首先是军事学术史，研究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和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一部分反映在他们的论文和通讯中。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写稿过程中收集了新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他们用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例如，在给《新奥得报》写的论文中所引用的关于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某些材料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后来都被马克思用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的政论文章对于五十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利用在普鲁士反动的条件下出版的《新奥得报》的篇幅来进行革命宣传有困难，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们有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能够在他们的政论文章中贯彻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他们揭露了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脓疮，抨击了被统治阶级用来为这个制度作思想辩护的反动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欧洲各国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策略问题。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当时的事件，通过具体的实例说明了他们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他们继续发展了他们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使之具体化。

在本卷文章所谈到的很多问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国际关系和当时快要结束的克里木战争。本卷中有关这些题目的文章，就其内容来说是全集第九卷和第十卷所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论文的继续。本卷中有不少评述欧洲各国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和内部政治状况的文章，也有一些专门论述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分析所有这些问题，评价这些历史事件，他们首先注意到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高潮的前景，坚信这种新高潮必然到来。正如列宁指出的，他们在决定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时，是从1789—1871年这一时期的客观条件出发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斗争还未结束。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就是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也还未解决，摆在日程上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欧洲彻底革命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策略（决定这种策略的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所面临的那些主要任务），基本上是《新莱茵报》在1848—1849年所提出的革命策略的继续，不过采取了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的新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的危机》、《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指示工人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要利用克里木战争这一国际冲突来发展反对现存反革命制度的欧洲革命。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关心的是统治阶级为了对付人民而发动的克里木战争能推动大规模革命事件的爆发。马克思希望这些事件“将使无产阶级能够重新取得它在法国1848年六月战斗中所失去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法国，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中欧，包括英国在内”（见本卷第208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寄予很大的希望。恩格斯在《大冒险家的命运》一文中谈到“法国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这次革命能引起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震荡。“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就将摆脱硬把他们拴在一起的锁链，而重新形成旗帜不同、目标各异的两大阵营，以代替欧洲今日不稳定的偶然的联合和敌对。那时斗争将只在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和另一方面是君主反革命之间进行。”（见本卷第145页）

象在1848—1849年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他们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了在沙皇俄国占统治地位的农奴制度，揭穿了沙皇政府的掠夺计划和沙皇政府的外交活动，揭示了沙皇政府和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在镇压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警察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欧洲列强的统治阶级竭力保全和利用沙皇制度作为对付革命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摧毁沙皇制度、消除它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

恩格斯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中，揭示了沙皇专制政府想利用欧洲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来达到自己目的这种企图的反革命性质，揭示了沙皇政府力图把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号召变为实现自己掠夺政策的手段之一。恩格斯在说明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反动实质时指出，散布这些思想的一些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君主派分子，在1848—1849年在客观上起了支持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反对泛日耳曼主义，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他们指出，这种思想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是同各个民族（包括斯拉夫民族）的民主发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的。

恩格斯支持南方斯拉夫人和波兰人的独立要求，但是，并没有把这种要求推广到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其他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在《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中，恩格斯谈到这些民族及其前途，是从他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部著作中提出的错误论点出发的，认为这些民族已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因而注定要被较强的邻国所吞并（关于这一点，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和第八卷的说明）。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趋向是集中、建立大国和大民族吞并小民族，而没有充分估计到另外一种趋向，即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独立。历史经验表明，以前曾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不仅有能力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发展，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且能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民族一同成为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者。

为实现欧洲民主改革，使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使德国和意大利通过革命民主道路取得民族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必须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战争；他们也揭穿了为巩固欧洲君主制和资产阶级寡头政治制度而发动侵略战争的英法统治阶级的政策。

在本卷的许多论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详尽地分析历史事实、外交文件包括1855年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和议会辩论等材料的基础上，揭露了克里木战争发生的原因和真正的性质。他们揭穿了国家活动家们和西欧官方报刊的虚伪的声明，这些声明把英法对俄战争描绘成是“保卫”土耳其独立、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和“文明”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中证明，克里木战争的爆发首先是参战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战争的性质是由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己政策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列强在近东的矛盾，说明这些列强为了分割土耳其帝国、争夺在巴尔干和黑海海峡的霸权而进行斗争，它们在中亚细亚也有竞争。

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生理现象》和其他文章中，揭露了西方列强对待它们的“盟国”土耳其的政策。他揭穿了欧洲列强对落后的土耳其实行殖民奴役的掠夺手段，其中包括在援助的幌子下强迫土耳其接受财政上的奴役。马克思指出，西方列强把土耳其的外交部和内务部置于它们的监督之下，掌握着它的军队并“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财政”（见本卷第425页）。

在《奇怪的政策》一文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法统治阶级在克里木战争中所追求的真正的政治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寡头政体的英国和波拿巴法国一心想铲除俄国这个在近东和中东的对手，夺取塞瓦斯托波尔，抢走俄国的高加索，消灭俄国舰队从而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根本不打算摧毁作为反革命势力的沙皇制度。西方列强决不想触动欧洲反动的、旨在镇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础早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就已奠定了，它的支柱之一就是俄国沙皇制度。相反地，西方列强的当权者却要巩固这个制度。马克思在揭露英法统治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时指出，克里木战争的“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1815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有人希望，从这时起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就会开始，各国政府将能够仅仅为了使欧洲思想界‘平静’而作共同的努力”（见本卷第34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拿破仑的军事计划》、《下院的事件。——克里木战争》、《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等文章中证明，英法统治集团害怕东方冲突在大陆上普遍燃起革命烈火，这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军事计划和作战方法有很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西方列强的统治集团在法国和英国煽起沙文主义的情绪，同时努力使战争局部化，不让它变成欧洲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猛烈地抨击法国政府所提出的并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的计划（见本卷第332页），指出这一计划反映了波拿巴集团和英国寡头政治害怕全欧洲同沙皇俄国作战所引起的革命的后果，指出这个计划是根据法国和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的反革命的、王朝的以及类似的打算而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要是不揭穿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政策，不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就不可能根本改变战争的性质，不可能使它变成争取民主改造欧洲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力量和革命民主力量积极展开活动。马克思写道，“在舞台上应该出现另一种力量”（见本卷第350页）来代替英法反革命政府。

在一些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西欧各国对俄国作战的联合是不巩固的，这些盟国之间的矛盾在战争过程中经常暴露出来。在论述英法联盟的几篇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法统治阶级的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的历史根源，这种竞争必然要在它们之间引起一切新的冲突。

马克思把新的革命高潮同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它本来就会引起所有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因此特别注意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最尖锐的资本主义的英国。

在本卷的许多论文中，马克思阐述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统治阶级和执政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揭示了这些政策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在《传统的英国政策》、《帕麦斯顿勋爵》、《英国的新揭露材料》、《波兰集会》以及《卡尔斯的陷落》等文章中，追溯了英国数百年来的对外政策，指出英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外交手腕的一贯特点是背信弃义、假仁假义、用各种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并且指出英国在许多冲突中，特别是在近东和中东，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马克思以帕麦斯顿、罗素和其他国家活动家对波兰、爱尔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态度为例子，揭露了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指出了英国统治阶级仇视民族解放运动，而往往表面上又假装着同情人民反抗专制制度。

在《金融市场》、《贸易和财政状况》、《英国的危机》等文章中，马克思阐述了英国的经济状况，描述了工业生产、国内外贸易、市场价格、汇率等情况。他根据具体的实例考察了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性的作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的发展，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断时续的性质。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出现的经济繁荣时期，已经被英国一些工商业部门、首先是纺织工业部门中出现的萧条时期所代替。马克思在1855年也看出了曾在1853年底和1854年初出现过的经济衰退现象。他在文章中指出，这种经济衰退现象表现为某些工业品生产缩减、失业现象增长、许多企业实行不完全工作周制、大的贸易公司破产。马克思预言，不久的将来，英国将经受比过去严重得多的经济危机；危机的严重程度将因英国经济依赖世界市场状况的这种特点而加深。马克思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的新的经济危机在1857年发生了。

马克思在文章中分析英国经济状况时，尖锐地批评了以自由贸易派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贸易派散布关于推行贸易自由原则就会使经济危机消失的幻想，马克思指出这些幻想是要破产的，自由贸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地发展的可能性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他揭穿了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科布顿、布莱特和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这些人是资本主义辩护士，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马克思撕下了自由贸易派的“自由的捍卫者”、反对贵族的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的假面具。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派反对国家干涉经济生活，但是每当雇佣工人阶级的运动开始公开威胁剥削制度时，他们就要恳求议会和政府进行干涉。马克思在文章中严厉斥责自由贸易派侵犯工厂视察制度，企图废除限制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日的法律。

为了揭穿自由贸易派关于英国劳动人民是“幸福”的谎言，马克思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材料描述了英国工人群众特别是妇女和童工遭受剥削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他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恶劣的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几乎完全没有，因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经常遭受威胁。马克思写道：“工厂视察员的这份工业通报比关于克里木战役的任何一份通报都更可怕、更吓人。妇女和儿童不断地为伤亡者名单提供大量名额。”（见本卷第427页）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猛烈谴责曼彻斯特学派的首领们在克里木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场，揭露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保卫和平”的育论和他们的“付出任何代价以求得和平”这个口号的真正含义。马克思指出，曼彻斯特学派要和平是为了“有可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工业战争”（见本卷第317页）。他指出，自由贸易派的假爱和平的词句掩盖着英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企图，掩盖着它的争夺世界市场霸权的斗争。

《上一届英国政府》、《被推翻的内阁》、《论内阁危机》、《两种危机》、《不列颠宪法》、《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等文章，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寡头政治制度的反人民性时写道：“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见本卷第108页）马克思指出，保持贵族对国家最重要的职位的垄断，是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寡头政治制度的柱石之一，这使贵族能够对英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指出，寡头政治制度给官方英国的全部政治生活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反映在议会的活动、政府的构成和政策中，反映在国家和军事管理的组织上以及各主要政党的立场上。马克思在说明英国政府（阿伯丁联合内阁和1855年2月上台的帕麦斯顿的辉格党内阁）活动的特点时指出，在这两届政府的活动中体现了寡头政治制度的所有缺陷，这两届政府都是千方百计地阻碍彻底实行对英国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垄断有威胁的进步改革。

马克思在《论内阁的危机》、《政党和集团》、《〈晨邮报〉反对普鲁士。——辉格党和托利党》等文章中，补充了他在前几年的文章中对于英国官方政党、对于由托利党保守派和辉格党自由派轮流执政的传统的两党制所作的经典性的描绘。他指出了托利党落后的保守主义，认为托利党是“教会和国家、保护关税政策和反天主教问题上的一切旧英国偏见的”热烈捍卫者（见本卷第245页）。同时他也揭穿了辉格党人这些资产阶级贵族代表的装装样子的自由主义，他们和托利党人一样，竭力巩固寡头政治制度，不过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狡猾，更能随机应变罢了。马克思写道，辉格党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些妨碍他们实现操纵国家职位的世袭权利的偏见”，他们“根据不同情况”更换“自己的常礼服和观点”（见本卷第245、246页）。(www.xing528.com)

收入本卷的《约翰·罗素勋爵》这篇抨击文章是为揭穿辉格党的政策而写的，它抨击的是这个“追求名位者的政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一个多次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著名的国家活动家。马克思在这篇抨击文以及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指出，托利党和辉格党的斗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之间的争吵，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剥削者的各个派别也日益团结起来，因此这两党在政策上的分歧也就日益消失。在野的政党对政府的猛烈攻击只不过是排挤对手下台的一种手段。马克思在揭穿英国两党制这种结构时指出，不管是这个政党执政还是那个政党执政，它仍然继续奉行它的前任者的政治方针。这两个政党都同样要保持资产阶级和贵族上层分子对国家政权的垄断。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还指出了英国寡头政治制度所固有的深刻矛盾，说明了陈旧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英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的议会政党已经蜕化。马克思写道：“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见本卷第51页）马克思阐述英国政治制度的那些文章，清楚地说明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发生的旧贵族政党解体并演变为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过程，它反映了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反映了这个阶级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地位日益巩固。

马克思在论英国的那些文章中非常注意英国工人阶级。在《伦教饭店中的群众大会》、《论鼓动运动的历史》、《资产阶级反对派和宪章派》、《关于改革运动》、《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论克里木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认为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活跃。马克思在指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西蒂区商业金融集团反对派力图影响英国工人阶级时，总是不断地强调宪章派对资产阶级分子类似的企图进行反击的意义。马克思在文章中介绍了厄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活动家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内容，这些活动家不仅指责资产阶级反对派批评寡头政治的言论温和而不彻底，指责他们害怕工人运动并准备和贵族妥协，而且还揭穿资产阶级领袖们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私的目的。温和的资产阶级要求行政改革，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获取国家职位更方便，相反地，宪章派则要求以人民宪章的六项条目为基础进行广泛的民主选举改革。马克思认为宪章派有伟大的功绩，因为他们竭力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地位，保证工人阶级在争取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的《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是值得注意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历史意义，这一纲领的中心就是要求普选权。马克思指出，在五十年代的英国条件下实现这一纲领就能够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马克思写道：“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见本卷第301页）这篇文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要求具体地历史地对待政治口号，包括普选权的口号。他们教导说，普选权这个口号的内容和意义是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说在法国以及在整个大陆，普选权口号的内容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范围，那末在英国的条件下，这个要求和宪章派纲领的其他条目一样，具有另外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大陆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们认为英国是例外。他们估计到当时英国的一些特点，例如英国同法国和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相反，没有发达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关，并且大部分英国居民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取得政权，其办法就是实行普选权，采取激进的措施改造议会制度，使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完全民主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个前景出发，对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作了评价，但是他们认为英国无产阶级还可能通过另一种方法，即非和平的方法来夺取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是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并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重新开展宪章运动能促使这个任务得到解决，但是这个希望没有实现。宪章派在五十年代想掀起群众性的争取宪章的运动，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宪章运动便销声匿迹了。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英国工人中间机会主义倾向的加剧，而机会主义倾向的加剧则是由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和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取得巨大超额利润收买英国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工人贵族”而造成的。

本卷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阐述了法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和对内政策。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大冒险家的命运》、《拿破仑的军事计划》、《局部战争。——关于行政改革的辩论。——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以及《拿破仑最近的诡计》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真正目的：进行掠夺和巩固波拿巴政体。恩格斯指出了波拿巴法国是发动克里木战争的主要国家之一，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阴谋，说明了军事冒险是波拿巴政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掠夺和侵略是波拿巴集团的政治统治和波拿巴王朝执政本身所依据的原则之一。他写道，对路易·波拿巴来说，“不能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便等于失去法国”（见本卷第16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揭露波拿巴政体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军警专政的政体，并且严厉批评了波拿巴法国的头面人物：皇帝拿破仑第三这个无耻的篡夺者和冒险家，他最亲近的喽罗——圣阿尔诺元帅、埃斯潘纳斯将军、福雷将军、康罗贝尔将军和其他贪得无厌出卖灵魂追求名位的人，这些人在战场上表现得庸碌无能而在镇压革命运动时则以野蛮残酷见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法国内部的政治状况。他们在《将军们的报告。——英国的法庭。——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兰西银行。——克里木的增援部队。——新元帅》、《英美冲突。——法国的局势》等文章中指出，法国政局在物价高涨、经济困难、投机成风的影响下日益严重。人民群众有不满的迹象，在工人阶级、大学生、一部分资产阶级中，甚至在作为当时波拿巴政体支柱的军队中出现了革命的情绪，——这一切都表明第二帝国并不巩固，证明马克思所写的“波拿巴主义的繁荣时代已经过去了”（见本卷第664页）。

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小波拿巴法国》是一篇明确抨击波拿巴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马克思的许多战斗的革命的政论文章中的杰作之一。它准确地和生动地揭穿了第二帝国制度的反人民本质。马克思向英国工人报纸的读者指出官方的波拿巴法国与人民群众的法国之间的鲜明对照：前者大肆挥霍本国的国民财富，后者只有忍受波拿巴集团的统治所带来的苦痛、贫穷、警察迫害和血腥镇压。马克思指出，在这个人民法国的深处，反对路易·波拿巴制度的革命风潮正在成熟起来，正在出现一些征兆，预示着“进行证券投机交易的帝国即将垮台了”（见本卷第67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中，继续阐明了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他们考察了奥地利政府在战争过程中的活动、英法和俄国之间在奥地利立场问题上所展开的外交斗争，分析了奥地利帝国的内部状况，同时揭露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东方危机时期执行两面的摇摆的政策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反动的奥地利君主国是一个以压迫国内各民族并在它们之间煽起民族纠纷为基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它的内部蕴藏着许多易燃物。奥地利统治集团害怕革命，需要沙皇制度作为支柱，以便在新的革命浪潮爆发时向它求助。同时，奥地利想在巴尔干掠夺一番，规觎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希望俄国被削弱；因此，奥地利在多瑙河集中了大量军队，同西方列强订立了条约并与这些国家进行关于财政援助的谈判。因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意向而苦恼的奥地利采取了与俄国敌对的立场，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前并不敢公开反对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奥地利政府害怕一旦对俄作战，在隶属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中间将展开解放运动，这一点对奥地利政府的摇摆不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分析奥地利的立场时，马克思也考察了普鲁士的政策。他认为，普鲁士统治集团宣布中立也是由于害怕同沙皇俄国作战的战场被移到中欧这一革命后果。因为普鲁士参加战争就可能推动用革命民主的方法开展德国民族统一的斗争，这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君主制本身就是一种威胁。马克思在《普鲁士》一文中说明了普鲁士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指出工商业发展迅速因而普鲁士的有产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就空前富有。至于资产阶级，马克思再一次着重指出他和恩格斯早在1848—1849年就已表明的思想：德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不能起领导作用。马克思揭穿了普鲁士君主制的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认为这个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官僚政治盛行，人民毫无民主自由，大部分居民处于无权地位。马克思指出了普鲁士农民的困苦状况，他们仍然象过去一样“无论在行政方面或司法方面都直接隶属于贵族”（见本卷第717页）。

恩格斯分析克里木和高加索战场的军事行动进程、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某些军事行动的论文，在本卷中占相当大的份量。这些军事评论对于研究军事历史科学是很重要的。这些文章使我们能够考察克里木战争的一切最重要阶段，其中有许多关于军事学术史和军事战略战术问题的宝贵结论和原理，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恩格斯那个时代的战争经验。

在许多文章中，恩格斯批评了英法的统帅部，批评了它的战略和西方列强的代表们对军事行动缺乏领导效能。恩格斯指出了联军统帅部的失算和失策，它缺乏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和主动精神以及它所表现的局限性和守旧习气，他认为英国和法国的错误百出的作战方法，是完全符合英法统治集团在战争中所追求的那种极为自私的、反人民的目的的。在《克里木的斗争》、《调查委员会的揭露》、《不列颠军队》、《对英国兵士的惩罚办法》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英国军事制度的保守性，英国军队组织的守旧性，英国军官理论素养和军事素养的水平很低，统帅部和军需部（军需部虽然有比较有利的条件，但也是不能保证供应英国军队以武器和装备）的领导者庸碌无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关于揭露波拿巴主义的文章中，评述了波拿巴集团在法国军队中所推行的反革命制度，以及第二帝国许多军事活动家的丑恶面貌。

恩格斯的绝大部分军事评论都是谈论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和防御情况的。俄国军队保卫这个城市的十一个月的英雄历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自然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的中心。恩格斯把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和防御看作是克里木战争的新阶段，他详细分析了英法军队所采用的围攻方法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防御方法。在研究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经验时，恩格斯对于要塞在当时战争条件下的作用以及野战军与要塞的相互关系问题作了重要的总结。

在《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塞瓦斯托波尔会战》等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联军围攻的方法。他指出：“象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这样没有系统、不可理解和不光彩的围攻战例，在特洛伊围攻以来的战史中却是一个也找不出来的。”（见本卷第217页）恩格斯指出，在筑城工事方面，俄国人大大胜过英国人和法国人。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组织、保卫者的军事工程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了俄国要塞保卫者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在《战争的进程》、《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等文章中，恩格斯指出塞瓦斯托波尔守备部队的一些军事工程师（其中有工程长官托特列本）的技艺，他们能迅速而正确地了解情况并善于组织火力和防御工作，这都是联军的榜样。按照恩格斯的评论，俄国人在防御过程中修筑新的工事是“被围守军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一种最大胆最巧妙的措施”（见本卷第193页）。恩格斯指出，俄国人把火炮层层排列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的优越条件。他指出，俄国人顺利的出击是他们整个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手段，在出击中，他们“以固有的顽强精神很巧妙地”作战（见本卷第172页）。最后恩格斯得出了结论说：“整个这一防御的组织堪称典范”（见本卷第194页）。

这些评价表明恩格斯充分估计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英雄气概和军事艺术，表明他在评述军事事件时善于找到客观的标准，虽然他掌握的甚至只是英法新闻报道中关于军事行动进程的片面的、往往大受歪曲的消息，而当时对这些报道，他又往往无法去核实。后来经过更详细更全面的研究，恩格斯又多次谈到英勇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经验，把这次防御战看作积极防御的杰出榜样，看作保卫者的军事技艺和英雄气概的典范（参看恩格斯专门论述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以及他在普法战争时期所写的《战争短评》）。

反映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对军事发展的研究的是收入本卷的一部总结性著作——《欧洲军队》。这一著作，象军事评论一样表明恩格斯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专家，他精通军事历史和当时各国武装力量的状况。在这一著作中，他详细地评述了欧洲各国的军队，说明了每个国家军队和它的组织、编制、训练制度、宫兵的战斗素质的特点。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对各国军队发展的意义，同时指出，军事技术的普遍进步和军事方面的改善使每个国家的军队必须考虑并利用所有其他国家军队的经验。恩格斯批判了统治阶级的军事历史著作所特有的唯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其中包括流行的关于某国军队永远不可战胜的“理论”。在恩格斯的整部著作中贯串着一条极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即某个国家军队的状况和战斗力首先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个原理，后来他在《反杜林论》一书里作了详尽的发挥。例如，恩格斯在说明普鲁士军队时指出，由于普鲁士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编制原则和对全体能够服兵役的居民进行短期军事训练这个先进的原则没有彻底实行，而且这些原则由于统治集团揭望“有一支驯服可靠的军队，在必要时可以用来镇压国内的骚乱”（见本卷第497页）而被歪曲了。恩格斯指出，实行民族压迫和煽动民族仇视是哈布斯堡王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些现象也反映在奥地利的军队中，并且对奥地利军队的战斗力发生了不良的影响。恩格斯在《土耳其军队》一节里指出，土耳其落后的封建制度、帕沙们的蛮横和贪婪阻碍了必要的军事改革。恩格斯认为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中也有封建残余的影响。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以及在《俄国军队》的专论中，在描述当时俄国军队的状况时指出，俄国军队技术落后、编制方法和军队训练方法陈旧，实行“阅兵操练制度”和盗窃公款成风，这都是沙皇俄国经济落后、封建农奴制关系占统治地位和政治制度反动的结果。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了俄国兵士的高度战斗素质，“射死”他们“比迫使他们退却要容易一些”（见本卷第510页）。

但是应当估计到，恩格斯在描述农奴制俄国的军队的落后状况时有某些夸大的地方。因此，有些说法例如俄国兵士总是消极被动、俄国军队中外国人起了特殊作用、俄军中极少有才能的人、在相同条件下俄国人总是被西欧军队打败等等，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恩格斯所以产生这些不准确的说法（他在较后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以及其他著作中作了某些修正），是因为他根据了西欧军事史学家对俄国过去的军事情况所作的歪曲论述，由于没有别的史料根据，恩格斯当时只能从这些军事史学家的著作中寻找史实材料。恩格斯在论文中指责俄国沙皇制度是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的这种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俄国军队的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实质上已成定局的时候所写的《英法对俄战争》、《欧洲战争》等文章中，对克里木战争作了一些总结。“英法对俄战争毫无疑问将作为‘不可理解的战争’而载入战史。言语夸大而行动却微不足道；准备的规模巨大而成果却小得可怜……将军们出奇地平庸而军队却出奇地勇敢……这是一系列的矛盾和不合逻辑的现象的交错。而所有这一切是俄军的特点，正象是他们的敌人的特点一样。”（见本卷第5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克里木战争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愿望，即把这一战争变为争取民主的和革命的原则的战争，并没有使欧洲实行根本改革，使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垮台。此外，它也没有解决欧洲各国在东方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在《卡尔斯的陷落》一文中，马克思认为参战各国在巴黎举行的和平谈判是假谈判，巴黎和约是暂时的条约。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指出，克里木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巴黎和约不仅不意味着争端得到调解，而且一开始就表明欧洲列强之间孕育着新的、更尖锐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克里木战争并没有使欧洲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根本改变，但是认为这次战争对许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包括对俄国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例如，1871年马克思重新评价克里木战争时，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初稿中写了以下这一段话：“俄国在克里木的战败—虽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或许可能为它挽回荣誉，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也可能使外国人感到眩惑——在国内揭示了它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于是它的政府在战后解放了农奴，改革了全部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59—560页）。马克思看出了沙皇政府本身为了避免来自下面的革命而被迫从上面即从沙皇宝座上实行的改革是和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受的失败相联系的，列宁后来深刻而全面地阐明了这种联系，他写道：“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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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十六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185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文章同时在《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收入本卷时，主要是采用较为完整的和报纸编辑部改动较少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在注释中就注明未收入本卷的不同版本。两种版本间有些出入的地方用脚注表明。本版中凡是全集第一版没有发表的文章，在篇末注明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版本变动的地方则在注释中予以说明。在某些情况下，文章的两种版本都收入本卷，因为这两种版本都有其独立的意义，这一点是和全集第一版不同的。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发表的不同版本的文章共十篇。第一版中发表的《战争的总结》和《欧洲的和平》两篇文章，因为没有充分根据证明其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没有收入本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指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改动他们文章的原稿。编辑部竭力把恩格斯的许多通讯，特别是军事评论改成象是在纽约写的，因此常常增添一些字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甚至还增加了整段的文字；在本版中已把编辑部所做的增补放在有关章句的注释中。

在研究本卷文章中所引用的具体历史材料时，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大量时评时所能利用的资料主要是资产阶级报刊例如《泰晤士报》、《总汇通报》、《经济学家》杂志等的报道。他们通常从这些报刊上获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同后来经过核实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得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印错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以及文章的几种版本加以核对和订正。

本版和全集第一版不同，在第一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按照题目性质编在一起，在本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形式刊印。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