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1854-1855年期间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4年1月至1855年1月这一时期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曾经在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过。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的文章，有一些是同时在宪章派报纸《人民报》上发表的，而且为了使英国工人读者易于理解，有时还作些修改。从1855年1月起，马克思也利用他和恩格斯寄给《论坛报》的那些文章上的材料，开始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马克思为《新奥得报》撰稿使他有可能向德国读者阐明国际政治、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内部状况的重大问题，以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著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个时期的大量的多方面的科学政治活动中占有很大的部分。马克思认为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继续进行研究。恩格斯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军事史和军事理论以及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研究过程中作出的许多结论和总结，都反映在他们为《论坛报》和其他报纸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论述欧洲和亚洲最重要国家中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这些文章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当代主要问题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通信中论证无产阶级对国际生活的重大问题和欧洲各国内政问题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超出一般民主运动的条件下制定了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针对当时的基本任务和各国不同的条件，具体地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不能象他们曾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文件中以及在《新莱茵报》上那样全面公开地论证无产阶级的策略，所以只好在偶尔为分析具体事件而写的文章中采用讽喻的笔法来表述自己的策略原理。

1854年至1855年，由于克里木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国际关系和各个战区的军事行动的进程。第十卷的许多文章都是论述这两大问题的。在本卷中，评述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以及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占有特殊的位置。有很大一部分文章是谈1854年西班牙革命事件的。马克思叙述十九世纪初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革命的西班牙》这一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

在研究欧洲各国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时，在研究外交谈判各个阶段时，在研究军事行动的进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根据工人运动、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前途，根据革命利益来分析每一个问题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象在1848—1849年那样，认为沙皇制度是欧洲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的主要支柱。他们认为，推翻沙皇制度并消除它对欧洲的反动影响，是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是民主地解决德国、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1848—1849年革命过程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必要条件。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英法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保存沙皇制度这支反革命力量，不希望它彻底崩溃，唯恐它的崩溃会给欧洲带来革命的后果，否则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将是一种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说明，英国寡头政体和法国波拿巴政府的计划，只是想铲除俄国这个争夺近东领导权的对手，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统治，削弱沙皇俄国的军事力量。根据这个计划，英法政府的主要努力就在于尽可能防止战争的扩大，使军事行动的范围局限在作为它们争夺对象的那些地区内。针对这种为英法统治阶级的私利而进行的局部战争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欧洲各族人民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的根据是：如果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是一次全欧洲性质的战争，那末它一定会在欧洲各国引起新的革命高潮，使这些国家的反人民的专制制度覆灭，使欧洲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在这些条件下，已经开始的战争才会变成各族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也会加速俄国本国革命形势的成熟，促进反抗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早日到来。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必然会引起欧洲的革命运动，使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本国政府。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同那些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原则区别，后者支持英国和法国的反革命政府，认为它们同俄国的战争就是“自由同专制的战争”（见本卷第28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是他们在1848—1849年的策略的继续，那时他们已经在《新莱茵报》上号召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策略是1789—1871年这个时代的客观历史条件所要求的，因为当时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0页）

本卷第一篇文章是恩格斯的《欧洲战争》，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革命地改造欧洲的口号。这篇文章是因1854年1月英法舰队陈兵黑海而写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英法统治阶级想要进行的反对俄国的战争和为了民主改造欧洲所必须进行的反对沙皇制度的真正革命战争之间的根本区别。恩格斯深信，当第六强国即革命出现的时候，战争的情况、条件和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革命将使所谓五“大”强国全都附属于它，并使每个强国战栗不已。文章认为，不管英法政府的愿望如何，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推动力。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级矛盾的增长、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强烈不满已为这一革命准备好基础。在恩格斯的《战争》这篇文章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况的进展》这篇文章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也是他们论述战争的其他文章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克里木战争时期的策略，并针对不同国家的特殊条件，加以发展并使它具体化。他们特别注意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认为英国的革命发展前途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分析了英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政党对克里木战争的态度，同时不断地揭露英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英国的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对内政策来阻碍英国人民的进步，在对外政策方面，则遵照自私的阶级利益，只是力图削弱沙皇制度，保存欧洲的这个反动支柱。揭露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和各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尖锐地批判英国外交和作战方法，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英国统治阶级政策的那些文章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论文中指出，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体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的特点是背信弃义，英国在外交上一向如此，这也是英国外交的传统特色。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这两篇文章中，根据对许多外交文件的详细分析，揭露了英国的一些国家活动家在战前时期多次企图同沙皇政府达成瓜分土耳其的协议，以保证英国在近东占有决定作用的地位。马克思的结论是：如果沙皇俄国和英国瓜分土耳其的行动不会引起必不可免的对法战争，而对法战争又不会引起欧洲的革命，那末英国政府准会以同样的胃口把土耳其和俄国一起吞掉（见本卷第174页）。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许多军事评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这些文章批评了英国政府的作战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批评是他们揭露英国寡头政体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把一部分评论发表在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报》上，认为这是鼓动英国工人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方法之一。

从恩格斯的军事论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是一位大军事专家，是一个精通军事的人。他在《战争》、《英国军队的现状及其战术、服装置备、军需部等等》、《英军在克里木的灾难》等许多文章中揭露了英国军事制度的保守性，指出了英国的军事落后于英国的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恩格斯在《欧洲战争问题》、《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研究了战局的进程，说明了交战国的实力，分析了个别的战役。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的手稿《喀琅施塔得要塞》是很值得注意的。恩格斯在《因克尔芒会战》、《战争》、《克里木战局》这些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俄国兵士的英勇精神，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地主俄国在军事上的落后、大部分将官的无能以及在沙皇军队中所采用的“阅兵操练”制度。

恩格斯的很大一部分文章（《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评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是论述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的，他认为这是战局的新阶段。在1854年10—11月所写的文章中，恩格斯根据联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的薄弱，认为城市可能即将陷落。但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以前在向陆一面没有设防的塞瓦斯托波尔能够长期防守。因此，恩格斯在1854年12月底和1855年1月初就指出：“不设防的城市早已成为第一流的营垒了”（见本卷第624页），由于俄军的努力，目前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固，用强攻来占领它已完全不可能了（见本卷第662—663页）。

在本卷以及本版第九卷、第十一卷中所发表的恩格斯论克里木战争的文章中，有关于军事学术史、军事理论、战略和战术等方面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和理论性的结论。这些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形成的重要阶段，反映了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总结当时战争经验方面的重要阶段。但是，在读恩格斯的军事论文时必须考虑到：恩格斯当时所能看到的往往只是西欧资产阶级报刊的故意歪曲的报道，而且军事评论是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写成的，所以没有时间和可能去核对这些关于军事行动进程的消息，因此有时片面地估价了某些战役，例如西诺普会战、博马尔松德的夺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英国寡头政体的对外政策的同时，还揭穿了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整个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在关于议会辩论的许多文章中，出色地批判了英国现行的两党制。他着重指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斗争，只不过是粉饰门面而已，因为每个政党“都不愿去破坏自己的政敌的政治‘声誉’……以免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基础遭到破坏”（见本卷第62页）。这里所发表的马克思的许多论文，都是针对具体的人即当时英国的国家活动家而写的。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继续他早就开始的对英国寡头政体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帕麦斯顿、罗素、阿伯丁、格莱斯顿等人所执行的政策的揭露。

至于谈到在战争年代英国议会中各个政党和派别的立场，马克思指出，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爱尔兰议员团（所谓爱尔兰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不光彩的。马克思认为这个议员团的代表实质上出卖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运动。爱尔兰旅时而支持英国这个政党，时而支持英国那个政党，从它们那里争得一些让步，满足自己的私利，但决不阻止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爱尔兰的压迫。它“从来没有阻止过任何一次对爱尔兰的卑鄙无耻的行为和对英格兰人民的不公正的行为”（见本卷第67页）。

许多文章如《议会辩论》、《战争。——议会辩论》、《议会的战争辩论》等等都分析了各色各样的议员在议会中就作战、预算、个别改革草案等问题所发表的言论。有几次下院会议是马克思亲自出席旁听的。他用具体事例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它的脓疮，戳穿统治的政治制度，揭示英国议会制的阶级实质和资产阶级议员所固有的虚伪和欺诈。马克思在《不列颠的财政》一文中分析了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他着重指出：最后结果，人民群众只得为战争付出代价。马克思的许多论文也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

马克思在好几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界代表人物的言论。这些代表人物纠集在自称“和平拥护者”、反对同俄国作战的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周围。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派的这种立场决不是出于真诚地爱好和平，而是由于他们深信英国通过和平手段，不花作战费用也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自由贸易派根据英国商品向俄国市场输出的日益增长，证明资本家英国和地主俄国的利益是一致的。马克思着重指出，自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和布莱特作为“和平保卫者”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在保卫1815年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有利于大国的反动统治集团而违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制度。因此，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尽管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同英国贵族寡头政体一样，是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表面上装着爱和平，其实他们仇恨革命，企图保存沙皇制度这支反动势力，马克思指出，这正暴露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下流卑鄙的灵魂”（见本卷第44页）。

马克思批判了英国自由贸易派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以后，又对他们的对内政策、他们作为人民群众的“保卫者”所发表的装装样子的言论进行了尖锐而严厉的批判。马克思在《工商业危机》和《英国工商业的危机》这两篇文章中，揭露自由贸易派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他写道，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假惺惺地抱怨战争使“基督徒互相残杀”，但同时他们又赞成无止境地剥削工人，千方百计地达到废除限制妇女和儿童工作日的那些法律。自由贸易派想用偶然原因，例如用战争的影响来解释在英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这种意图十分恶劣。自由贸易派企图挽救他们的教条，相信废除谷物法和采用自由贸易原则才是医治工商业危机的灵丹妙药。

马克思在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些文章中，推翻了自由贸易派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当时他依据的是大量的统计资料和平日对当前经济资料的研究和综合，这也是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未来的《资本论》的巨大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根据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证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站不住脚的。他着重指出，在英国出现的危机现象是具有对抗性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尽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个别生产部门的发展，可以为了战争目的利用一部分游资，但这些危机现象还是出现。马克思指出，当时的英国经济的特点是它同世界市场有紧密联系；由于英国商品向其他国家的输出日益增长。英国工业及其震荡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就日益增大。

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发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1849年开始的英国经济的繁荣时期不可能无间断地继续下去，1853—1854年英国经济中的危机现象将发展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185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马克思认为，当前的危机有可能引起欧洲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如《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给工人议会的信》、《工人议会》等，在本卷中占有特殊的位置。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多年一直同宪章运动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直接参加了这个运动。在五十年代上半期，他们帮助革命宪章派争取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主义。马克思在文章中深入浅出地叙述宪章派刊物上的材料，宣传革命宪章派的领袖厄·琼斯的演说，帮助宪章派向劳动群众揭露英国议会的阶级性。马克思在《君士坦丁堡的设防。——丹麦的中立。——英国议会的成分。——欧洲的歉收》一文中，分析了议会的社会成分和现行的选举制度，并且指出在英国社会中，无产阶级这个人数最多的阶级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英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建立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政党。马克思在给工人议会的贺信中提出了伟大而光荣的目标：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见本卷第134页）。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只有组织全国性的政党，才能获得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才能为反对“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而斗争（见本卷第126页）。(www.xing528.com)

收入本卷的文章有很多篇幅论述了法国、法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和法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这种立场所依据的论点是：波拿巴政体这个靠军队支撑的资产阶级专政政体的性质必然使拿破仑第三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马克思写道：“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见本卷第109页）他屡次指出，波拿巴法国在克里木战争中扮演了主谋者之一的角色。他认为，“现在东方危机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见本卷第7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第三及其党徒们害怕欧洲革命并不亚于英国寡头政体，因此他们也赞成局部战争。法国波拿巴政府正象不列颠联合内阁一样，也想在战争中捞一把，这在法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中已经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在文章中系统地揭露了法国政府的阴谋，抨击了在群众中煽动沙文主义狂热的波拿巴主义的骗人口号。他坚决反对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把路易·波拿巴当作民主的保卫者，当作“自由的代表人物”（见本卷第283页）。马克思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并且痛斥了“十二月政变的文明”的血腥手段（见本卷第559页）。在《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一文中，马克思把波拿巴法国统治集团的典型代表圣阿尔诺元帅这个“被托付拯救文明”的人，这个卖身求荣的野心家、路易·波拿巴的恬不知耻的走狗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法国工人运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特别的关切和同情注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命运，首先是法国工人阶级杰出领袖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命运。这方面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概评》一文，其中有一段把奥·布朗基同在克里木战争时期怀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的阿·巴尔贝斯作了对比。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的许多文章，尖锐地批判分析了普鲁士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它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这方面的文章有：《普鲁士内阁的声明。——波拿巴的计划。——普鲁士的政策》、《俄国和德意志强国。——粮食价格》、《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奥地利一普鲁士条约。——五月二十九日的议会辩论》等等。关于普鲁士在战争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马克思的观点是：必须解决1848—1849年革命所没有解决的德意志的主要历史任务——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马克思认为，普鲁士参加对沙皇俄国的战争，可能成为德意志民主运动新高潮的直接推动力，当然，工人阶级在这个运动中应起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将会推翻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各邦的专制政体，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国家。马克思揭穿了反动的普鲁士统治集团为了使人民群众畏惧而制定的政策，统治集团打算逮捕所有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并把他们押送到东普鲁士要塞，使他们再也不能组织人民运动（见本卷第82—84页）。

马克思在文章中特别注意分析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奥地利的参战，认为军事行动移往欧洲中部会在那里引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战争本身的性质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恩格斯写道：“当战争限于以西方强国和土耳其为一方同以俄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时，它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在1792年以后看见过的那种欧洲战争。”（见本卷第7页）

奥地利的参战可能使奥地利帝国——各族人民的监狱崩溃，使受奥地利奴役的各族人民组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使欧洲许多国家得到民主改造。马克思指出：“除了德国人之外，对东方纠纷的结局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见本卷第21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俄军的撤退》、《东方战争》等文章中根据对奥地利帝国的情况所作的精细分析得出结论说，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反动制度不稳固，这个帝国内外交困，奥地利政府在东方危机中才奉行中立政策。奥地利政府好象处在两团火焰中间。它不能让沙皇俄国毁灭，因为这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失去唯一能帮助它跳出最近的革命漩涡的朋友”（见本卷第313页）。另一方面，奥地利政府又不愿俄国强大，它担心俄国军队向巴尔干半岛推进会引起受奥地利帝国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骚动，并促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和他们在德国人统治下所受的侮辱”（见本卷第36页）。因此，奥地利要求俄国的军队从多瑙河各公国撤退。此外，奥地利政府希望依靠西方强国的帮助摆脱象马克思在《东方战争》、《奥地利的破产》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种非常严重的财政困难。马克思写道，这些原因就使得奥地利政府采取了摇摆不定的立场。

马克思在分析奥地利帝国的内部状况时指出，奥地利政府煽动被奥地利压迫的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这种政策正适合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意大利自由派的立场。马克思写道：“奥地利帝国长寿的秘密正是包含在这种地方性的利己主义里面，这种利己主义使每个民族陶醉于幻觉之中，以为牺牲其他民族的独立就可以为自己争得自由。”（见本卷第21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想解决遭受奥地利压迫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以及属于封建的奥斯曼帝国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命运，必须在欧洲进行革命的民主改造，必须进行革命战争，推翻这个帝国并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独立民主的国家。许多西欧政治活动家包括英国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主张毫不触动反动的土耳其国家，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封建的土耳其帝国是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因而支持在土耳其征服者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和其他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

除了论述克里木战争、分析军事行动的进程以及与这场战争有联系的欧洲革命运动的前途的文章以外，本卷中还有马克思论述1854年开始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如《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的公债。——杜耳塞和奥当奈尔的文告。——英国的内阁危机》、《西班牙的革命。——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的反动》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的一切表现，认为西班牙的革命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热烈欢迎西班牙人民起来对抗专制制度，认为这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班牙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以及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置，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过去西班牙革命的历史，阅读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作家的著作。1854年9—12月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一组文章《革命的西班牙》就是他研究历史的成果；这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从拿破仑入侵到1820—1823年革命为止的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第一次发表的这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马克思曾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但是该报没有刊登）的片断是这一著作的重要补充。

马克思论述西班牙问题的文章，是巨大的科学财富。这些著作中所作的总结，不仅阐明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极重要事件——西班牙人同摩尔人的斗争，反对查理五世的专制制度、维护中世纪自由的暴动，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卡洛斯派战争等等——而且使人更容易了解世界历史上的一系列共同问题。

在所有阐述西班牙革命史的文章中，马克思首先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无论是专制独裁政体、“神圣的宗教裁判所”，或者是拿破仑的军队，都不能扼杀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尽管西班牙国家乍一看来多么死气沉沉，在它统治下的西班牙人民的活力还沉睡未醒，拿破仑第一原认为西班牙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死尸，“但是他发现，如果说西班牙国家死亡了，那末西班牙社会却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这使他非常不快地大吃一惊”（见本卷第463页）。

马克思很高地估计了在西班牙展开的反抗法国干涉者的斗争，同时辩证地揭露了这个斗争的矛盾：人民的目的是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西班牙反动统治集团的意图则是恢复专制制度和维护自己的特权。马克思指出，这是当时所有反抗拿破仑侵犯、争取独立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所固有的现象。因此马克息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必须把民族解放斗争同深刻的内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

马克思拿十九世纪西班牙革命作例子，揭示了以前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特有的一系列规律性。他指出了人民群众是这些革命的动力，同时也揭露了领导这些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领导者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具有不彻底性和阶级局限性，这一点使革命斗争的整个发展受到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指出，那些实际上仇视革命、只想把运动局限在立宪范围内的自由派分子，经常利用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偏见。马克思在《埃斯帕特罗》这篇论文中写道：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容易才争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见本卷第401页）。马克思对西班牙自由派分子的深刻批判，补充了他在早期著作中对于自由主义这个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论断。马克思指出，西班牙革命领导者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沙文主义立场，力图维持西班牙对拉丁美洲领地的统治，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非常典型的表现。

马克思在分析西班牙历史时，除了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还阐明了西班牙历史的特殊性，包括西班牙人民的民族特点和古老传统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马克思以西班牙问题为例指出：在封建制度解体和民族国家产生时期，君主专制并不是到处都起进步的作用。如果说在欧洲的一些大国中，君主专制在当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见本卷第462页），那末在西班牙，由于许多历史原因，君主专制不仅不能起集中统一的作用，而且还直接阻碍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结论是：“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一堆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见本卷第462页）马克思在分析十九世纪初西班牙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时指出：由于西班牙的传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见本卷第672页）。

在马克思所写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过去没有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片断，包含许多重要的理论结论，这些结论仿佛总结了这组文章的内容，给人提供了理解其中所叙述的事件的钥匙。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1820—182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了农民群众。马克思指出，如果革命的政党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就是把农民群众排斥在革命之外，从而使农民有可能被反革命势力利用。缩小运动的社会基础，从而革命的市民就依赖军队——军队是“对利用他们的人有危险……的工具”（见本卷第671页）——这也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论西班牙的文章，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个民族历史的光辉的范例。

*　*　*

本卷收入了两篇没有发表过的手稿——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的片断和恩格斯的《喀琅施塔得要塞》。此外，本卷还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五篇文章，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在发表这些新的文章时，利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所保存的马克思1850—1854年的笔记本，其中除了其他材料，还有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关于寄往《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的记录。这个笔记本和其他的资料使我们能够确定本卷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和写作年月。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多次提到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随意增删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编辑部竭力把恩格斯的许多通讯，特别是军事评论改成象是在纽约写的，因此常常增添一些字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甚至还增加了整段的文字。在本版中已把显然是编辑部所作的增补放在有关章句的注释中。

在研究本卷文章中所引用的具体历史材料时，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大量时评时所能利用的资料主要是资产阶级报刊例如《泰晤士报》、《总汇通报》、《比利时独立报》以及《经济学家》杂志等的报道。他们从这些报刊上获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同以后经过核实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印错了的一些人地名、数字和日期等，本卷已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本版和全集第一版不同，在第一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按照题目性质编在一起，有时还漏掉几段，在本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形式刊印。凡是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