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德国革命与反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8月至1853年3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时期到来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1848—1849年各个革命战役的经验，保存和积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理论上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自己的战友勤学苦练掌握各种知识，并使他们有充分准备去迎接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把注意力放在从哲学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在1848—1849年致力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则把经济学说的研究提到首位。1850年底，马克思恢复了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工作。马克思希望很快就结束这项工作，但当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不仅由于马克思的流亡生活非常艰苦，不仅由于著作无处出版，同时也由于他对科学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促使他批判地去研究不断出现的新的资料和文献，分析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日新月异的事实和材料。从马克思在准备写作时所作的笔记可以看出，除了研究经济科学，他还广泛研究了许多有关技术史、文化史、数学、农业化学的著作以及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使他感到兴趣的其他科学著作。马克思对任何科学领域中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注意，而且能够批判地掌握人类思想的一切新的成就。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史。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促使恩格斯去研究军事问题，首先是武装起义问题。1850年11月，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系统而认真地研究军事。《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46—577页）一文手稿及本卷刊载的《英国》一文就是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此后，恩格斯曾经打算写一部关于1848—1849年战争，特别是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著作。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问题在未来的革命事件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这也是促使他研究军事的主要原因。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除了研究军事科学以外，还研究语言和语言学问题。恩格斯精通许多种欧洲语言，1850年12月，他又开始研究俄罗斯语言和其他斯拉夫系语言。他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同时还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恩格斯研究语言不仅是出于科学的兴趣，同时也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进行的以及将要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同从事党的政治工作，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以科学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党的干部等结合起来。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同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斗争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这个集团在1850年9月就已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制造了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击了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揭发了各流亡团体之间的倾轧以及他们策划阴谋和暴动的冒险计划，从而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原则，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到来的反动时期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尽管这一时期要在报刊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写政论文章。在好几年中，他们不断在宪章派的机关刊物《寄语人民》和《人民报》上对重大的政治问题掉卫无产阶级的观点，评论当时的重大事件。从1851年秋天起，十多年，马克思经常为当时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通过为这家报纸撰稿，马克思才能在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斗的政论活动，并影响社会舆论（尽管是间接地），使其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要占去马克思的全部时间，他就不能从事他和恩格斯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为该报所写的许多篇论文和通讯是马克思要求恩格斯执笔的。作为本卷第一篇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论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恩格斯的这些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段革命时期中在《新莱茵报》这个讲坛上所发表的言论的总结。通过对革命教训的分析，恩格斯指出，用革命的方法来统一德国并对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彻底进行民主改革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是正确的。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清晰地描绘了德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指出了这些条件对运动进程的影响，分析了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以及各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卓越典范。

在这一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通过1848—1849年德国的事例，恩格斯指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对历史有决定性作用，要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史必须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指出了阶级斗争在对抗性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还指出了革命的规律性：革命反映人民的迫切需要和要求，而衰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不让这些需要和要求得到满足。恩格斯依据马克思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深刻的思想，把革命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这种力量使一个国家“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见本卷第38页）。

恩格斯根据丰富的事实材料分析了德国革命的动力，发展了他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中所贯串的思想：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已爬到反革命立场上，出卖了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同盟军农民的利益。这个结论不仅对德国以后的历史，而且对其他许多国家以后的历史都非常重要。列宁在分析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并坚持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时，就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结论。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作用，这些人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视、怯懦和动摇，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抨击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议会迷”，抨击他们迷信议会制度万能，而不想越出宪法的范围，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他们“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见本卷第106页）。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革命斗争的策略的总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要求革命的阶级和它的政党要坚决、勇敢、有自我牺牲精神、要善于实行果断的进攻。他写道：“在革命中，也象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见本卷第82页）列宁非常重视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这一思想：“在革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候，那时不经过斗争而把阵地交给敌人，会比在斗争中遭受失败要更加使群众感到沮丧。”（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84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学说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表述了这样一个原理：“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见本卷第102页），并且规定了革命政党在起义中所应遵循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起义的学说，他指出，这些原则总结了过去一切革命在武装起义方面的教训。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注意德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阶级所执行的民族压迫和挑拨各民族关系的政策。恩格斯坚决斥责德国资产阶级对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叛变立场，并论证了德国民主派中主张民族独立的无产阶级派的彻底国际主义立场。

恩格斯的著作也谈到了以前曾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的民族运动问题。在1848—1849年革命初期，当奥地利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趋势时（1848年6月的布拉格起义、农村中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民族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奥地利发生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运动中的民主力量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地主右翼分子重新占了上风，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沙皇政府就利用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来对付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因此，从来以革命的利益为准绳来看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改变了他们对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的利益，把反对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反对当时作为欧洲反动势力主要支柱的沙皇制度的斗争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4—335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以及恩格斯在这以前所写的论文《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3—207页和第322—342页），除了对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1848—1849年具体条件下所起的客观作用的正确评价之外，也包含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的一些错误论断。恩格斯发挥了这样的思想：这些民族己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被较强的邻国所吞并将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由于当时他已经形成的关于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总的观念。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向是集中、建立大国，因而一定会导致较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吞并，英国的威尔士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以及领土被美国侵占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后裔克里奥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集中、建立大国这一趋向，但他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种趋向，即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独立，力图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随着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随着他们的觉悟的提高和组织性的加强，小民族（包括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愈来愈具有民主和进步的性质，同时也扩大了革命斗争的战线。历史已经证明，以前曾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不仅有能力走上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而且加入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行列。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这部分析历史事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天才著作，同时也是革命政论的真正杰作。用威·李卜克内西的话来说，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07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125页）这一著作的继续。如同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一样，马克思也是用他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利器来阐明革命时期的法国历史的。

由于马克思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所以他能在事变后立即写成的著作中对法国1848年革命的几个基本阶段作出经典性的分析，仔细考察了第二共和国时期阶级力量的配置，科学地深刻地阐明了1851年12月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恩格斯写道：“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页）

马克思通过法国的具体例子，指出了作为历史的动力的阶级斗争的作用。马克思追溯了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各个政党在立场上的重大改变，揭露了这些政党的阶级本质，以及它们的活动的隐蔽的动因。马克思关于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本阶级群众的关系的深刻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以第二共和国时期活跃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为例，指出应该把这些或那些政党的言论和幻想同它们真正的性质严格区别开来。同时，马克思预先警告要反对这样一种庸俗的观念：好象一个阶级的思想家本人在实际中一定要按照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生活。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一定是小店主。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他们的同小资产阶级狭隘的生活范围相适应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着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见本卷第152页）。

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原因的唯心主义解释，把整个问题都归之于篡位者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党羽的阴谋，这样也就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篡位者的个人作用。同唯心主义的解释相反，马克思认为波拿巴的政变是以前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这次政变是执政的资产阶级在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经常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侵犯革命成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次政变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的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是慑于“赤色幽灵”而向波拿巴派阴谋家节节让步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怯懦和动摇的政策遭到破产的合乎规律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和十八世纪末的革命相反，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走“下坡路”的，革命的领导权落入了愈来愈右的政党手中。“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见本卷第145—146页）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说明了在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人民、反革命的力量，而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挠反革命进攻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稳固，并且为各种复辟企图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性质，认为它是虚有其表的。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说得好，这个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见本卷第135页）。

马克思阐明了在法国建立反革命的波拿巴制度的真正原因，对波拿巴主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评述。这个主义的特征就是：在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国家政权貌似独立，蛊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其实在维护上层剥削分子的利益。马克思揭露了采取波拿巴独裁形式的资产阶级极端反革命分子的无耻的统治手段，指出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剥削制度，把政权拱手让给最狂妄无耻的冒险家，听任实行军阀式的血腥镇压，利用罪犯，采取诈骗、贿赂、露骨的煽动以及其他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马克思揭露了波拿巴制度的这些令人厌恶的特征，并预言，有深刻内部矛盾的复辟的波拿巴看主制必然灭亡。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很注意法国的农民和他们对波拿巴政变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指出波拿巴在农民中的鼓动是有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充当路易·波拿巴的支柱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这部分农民所以拥护路易·波拿巴，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落后和闭塞，由于同城市的文明生活隔绝，由于彼此隔离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活条件本身所造成的眼光短浅。资产阶级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把农民看作不过是勒索捐税的对象，它们的政策，使农民厌弃革命而支持路易·波拿巴。农民支持他是因为这些眷恋自己小块土地的农民私有者，把拿破仑王朝当作自己的传统的庇护者。马克思指出了农民的两面性，他写道：“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见本卷第218页）马克思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得出结论说，随着小农经济的破产，随着高利贷资本家对它的盘剥，将有愈来愈多的农民群众摆脱“拿破仑观念”的腐蚀。农民的理智，他们的被正确理解的利益，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发展，——这一切必然会使农民同工人阶级采取一致的行动。马克思写道：“……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221页）(www.xing528.com)

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是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已表述过的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一思想的发展。从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全部经验中得出来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论证。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差别这一天才的思想，是马克思这部著作中的重要的理论概括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它的宏伟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要彻底摧毁现存制度，把现存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资产阶级革命总是倏忽即逝，很快就达到它的极点。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彻底性，它经常批评自己，从来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不怕揭露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它不可遏止地一往直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根据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丰富了他的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它的特征、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得出结论：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使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经形成的集中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动摇，而是使它更适合于镇压被剥削阶级。“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见本卷第216页）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和国家的集中，决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寄生性和剥削性的镇压群众的工具。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对付旧的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就是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对付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摧毁。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3页）

列宁指出，1848—1851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这一重要的结论的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4页）

恩格斯的文章《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在内容上是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衔接的。在这篇文章中也揭示了在法国所以能建立波拿巴制度的原因，它的本质和它固有的矛盾。恩格斯驳斥了想把政变的责任推到法国无产阶级身上去的资产阶级作家和新闻记者。恩格斯一方面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在1848年6月遭到失败的工人阶级被解除了武装，因而也就没有现实的可能性来防止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建立，同时他也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个独裁政权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他们要求尽快地恢复民主的自由。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在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这部著作抨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首先是它的德国代表人物金克尔、卢格、海因岑、司徒卢威等。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他们在1848年革命前就已开始的工作，揭露各种小资产阶级流派的思想和策略。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捍卫无产阶级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以免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整个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应该说是对那些拚命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一个直接反击。

《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抨击性著作出色地运用了各种政治讽刺的写作方法——无情地嘲笑敌人，突出地表现所批判的现象的丑恶面。它无情地揭发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的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真正的艺术的表现力把这一伙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面貌描绘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些人的庸俗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哲学和政治观点也很平庸狭隘，在政治上极端不稳定，具有小资产者反复无常爱走极端的本性，时而奴颜婢膝地献媚，时而又附和无政府主义的假革命的叫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揭开了德国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流亡生活的纱幕，描绘了在原则性争论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无谓争吵的令人厌恶的景象，无情地斥责了各种泛泛空谈、用革命的词句蛊惑人心、把政治活动变成争权夺利的场所。流亡者的这种叫嚷使德国政府在国内进行逮捕和迫害有了适当的借口。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把伟大的革命事业贬低和庸俗化，这正合反革命势力的心意。这就是《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由于在德国许多工人运动活动家被逮捕，普鲁士政府策划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在1851—1852年的好几个月中，一直忙于营救被告并揭发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当局对付共产党人的无耻手段。收入本卷的许多声明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科伦案件而在报上发表的。在这些声明以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都充分揭露了这个案件是通过警察局的奸细密探活动、伪造证据、凭空捏造等等卑鄙的手法制造出来的。这一著作在反对警察局和法庭陷害革命阶级的代表，反对它们卑鄙地迫害进步活动家方面，到现在仍然是一部巨大的揭发性文献。马克思在全世界面前不仅是科伦被告的辩护人，而且是控诉人。他不仅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直接策划者的犯罪行为，而且谴责了整个警察官僚国家制度，整个腐朽的普鲁士国家体系。

马克思无情地揭露普鲁士司法当局的偏颇不公，资产阶级的“公正裁判”的阶级性。作为被告站在资产阶级法庭上的革命无产阶级手无寸铁，被告的罪名是事先就定了的。科伦案件以及其他案件都清楚地说明，“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见本卷第536页）。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反驳了加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所谓图谋不轨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指出，冒险主义的密谋的策略是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和培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真正任务不相容的。马克思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为例，证明了这样的策略的结果是脱离群众，给工人运动带来损害，并为警察当局的奸细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马克思指出，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相适应的，就是用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偷换唯物主义世界观，把希望和想象的条件当作革命斗争的现实条件。在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发言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那种号召立即进行武装起义以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冒险主义立场，他发挥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革命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人阶级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见本卷第465页）

在科伦案件以及由此而来对各地无产阶级组织的破坏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存在。1852年11月，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布解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组织而载入史册的，这个组织的纲领性文献就是不朽的《共产党宣言》。同盟解散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党的活动，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许多论文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这些论文的主题是论述英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英国的经济给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丰富材料。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最初几篇论文中，就已通过英国的例子指出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证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者的虚假的乐观主义，他指出，当时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出现的活跃是暂时的现象，它不能阻止劳动群众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不能阻止失业和贫困的加剧。在《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论述了人口过剩问题。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古代人口过剩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而引起的，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见本卷第619页）。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劳动者的受难史，要结束这种状况，劳动者就必须掌握这些至今控制着他们的力量。

《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论文。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即大地主残酷地剥夺农民并把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见本卷第575页）这篇论文中所收集的关于萨特伦德家族发财致富的历史材料，以及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其他几篇论文中的材料，后来都被马克思用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这篇论文中，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他指出了象犯罪行为增长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他揭露了资产阶级惩罚制度的野蛮，并批判了为这种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法律理论。说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刑罚理论时，马克思指出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特征：“……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神秘的形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法律；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见本卷第579页）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证明，消灭犯罪行为的根本手段，就是消灭必然产生犯罪行为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

马克思在《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等论文中，全面地论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他指出英国议会和剥夺大多数人民选举权的选举制度的反民主的性质，清楚地描绘了选举中的贿赂和恐吓行为。在《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内阁的失败》、《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这几篇论文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托利党的得比—迪斯累里内阁和1852年底接替它的阿伯丁联合内阁的反动政策。这种政策反映了土地贵族寡头集团和资产阶级上层独揽政权的意图，他们除了向工业资产阶级作些迫不得已的让步而外，竭力阻挠在国家制度方面的任何进步的改革。马克思在他一系列的通讯中指出了英国教会的反动作用。

马克思的《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等这组论文，戳穿了英国传统的两党制，这个制度不过是由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和辉格党人即自由党人轮流执政。马克思指明托利党是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辉格党是资产阶级的贵族代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那些旧政党已开始分解，同时指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贸易派在反对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方面的温和和不彻底性。他揭穿了自由贸易派政策的本质，即“力图剥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见本卷第591页）。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害怕工人阶级，随时准备同贵族妥协，他写道：他们“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加强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见本卷第390页）。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大多数，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是同英国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相对立的。马克思在他的论文中，对英国工人起来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一切比较重大的事实都作了仔细的分析，而对英国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性的每一个表现则予以特别的注意。他竭力支持以厄内斯特·琼斯为首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新鼓吹宪章运动的活动。在《宪章派》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了宪章派提出的使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纲领的意义，这个纲领的中心要点就是要求普选权。这篇论文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认为暴力革命是在大陆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但认为当时条件下的英国是一个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英国的特点——当时英国不存在发达的军事官僚机构，同时英国在欧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取得政权。他们认为实现这个可能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实行普选权和彻底改革议会制度。

马克思在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中，对大陆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作了阐明。马克思对1853年2月反抗奥地利统治的米兰起义所作的评价，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从这次起义中看到即将来临的新的革命危机的征兆，对参加起义的无产者的英雄主义给了应有的评价，同时也斥责了这次“即兴的革命”的鼓动者马志尼及其一伙人的密谋性策略。马克思着重指出：“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见本卷第601页）他警告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流亡者的领袖，民族运动有被反革命的波拿巴主义集团利用的危险。马克思证明，指望路易·波拿巴帮助被压迫民族是决不可靠的，他忠告意大利爱国的革命者要更密切地联系人民，首先是联系无产阶级和农民，因为“甚至在反抗异族人的专制政治的民族起义中，阶级差别这种东西也起着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期待上层阶级的革命运动”（见本卷第625页）。

在本卷附录中有1850年9月15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录。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摘引了这个记录（见本卷第465—466页）。这个记录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冒险主义分子和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曾不遗余力地维护同盟的团结，而同盟之所以分裂，完全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造成的。在附录中还刊载了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两个呼吁书。这两个呼吁书（包括马克思代表科伦案件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写给在美国的德国工人的简短的呼吁书），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曾发表在美国民主派的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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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流亡中的大人物》没有收入全集的第一版，这篇著作于1930年刊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五卷。《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以及《附录》部分中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