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1849-1851年著作汇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8月至1851年6月这一时期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论上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策略，为建立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

1849年8月底马克思到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马克思和他们一起着手改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849年11月恩格斯抵达伦敦，他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尽力使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他们参加了该协会创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本卷附录中该委员会的文件），通过这种办法尽量把革命流亡者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活动家，如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以及英国左派宪章主义者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50年秋和他们一起创立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创办一个承继光荣的《新莱茵报》的刊物，是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非常重要的方法。1850年1月在汉堡开始发行的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就是这样的刊物。

在本卷第一篇文章关于杂志发行的《启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了新刊物的任务：“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登载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性质和具体进程。正象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这本书写的导言所指出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主义历史观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给自己规定这样一个任务：“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政党和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及其各种政体的作用，革命改造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这一切在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中都得到具体的阐述和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发展了他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加快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马克思证明，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他在这里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典术语，阐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任务。马克思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不同于在革命进程中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理论，他描写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见本卷第104页）马克思的这个经典定义被当作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列入了人类思想宝库。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精确的科学公式，概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47页）。科学共产主义的这个公式同马克思以前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同提出“财产公有”这种模糊要求的空想共产主义是截然相反的。

马克思这部著作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了农民的状况和作用，农民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他们的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是真正的保卫者和同盟者，因为“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见本卷第98页）。这样，马克思根据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结论：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

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载入了史册。但是，正象恩格斯于1895年在为这部著作写的导言中指出的，该书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由此产生了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仿佛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恩格斯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资本主义生产那时还有很大的扩展力，整个说来还是向上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及他们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其他某些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前提也作了这样过高的估计。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革命临近的这类错误时写道：“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2页）

《法兰西阶级斗争》从理论上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经验，《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以及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列宁认为这个著作“非常有意义和特别富有教益”（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43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告同盟书》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所发挥的理论原理在革命进程中被完全证实了。同时在《告同盟书》中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1849年的革命经验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从而在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策略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很快就会发生新的革命高潮，而这个高潮会首先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因而在《告同盟书》中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们证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使德国无产阶级摆脱他们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贯彻从1849年春天起就规定的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上完全分立的方针，他们在《告同盟书》中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独立地、有组织地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工人政党组织，使同盟的每一个秘密支部变成公开的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一切宗派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对付反动派，和他们结成临时同盟，但是必须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组织，实行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确立的基本主导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早已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1849年刊登在《新莱茵报》上的许多文章中，收入本卷的一些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争》等又发展了这个学说。这个学说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表述得十分详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文件中写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革命仅仅取得不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便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292页）。为了保证不断的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或工人俱乐部、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工人应当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放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武装工人、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学说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根据俄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托洛茨基分子为了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曾经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苏联共产党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击溃了托洛茨基分子。

本卷中的6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有密切的联系，前者也指出了“德国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组织”（见本卷第359页）。这个文件详尽地叙述了同盟的状况，确定了同盟对待德国各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

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且是目击者叙述的一个故事，是这里描述的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一篇生动的证词。它既深刻地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阶级各政党的立场，同时也鲜明地描绘了运动的各个情节，对运动的各个活动家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恩格斯在这里严厉地批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用漂亮的空话代替革命行动，批评他们一直优柔寡断，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摇摆不定，以致出卖了革命运动。这部著作总结了人民群众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最后阶段中的斗争经验，包含了关于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的策略的许多重要原理。

恩格斯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也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恩格斯后来写道：“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47页）恩格斯在分析十六世纪德国的革命事件时，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他指出，德国人民这两次强大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十六世纪德国市民阶级和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采取了叛卖立场。正如列宁着重指出的，恩格斯还指出了这些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91页）。这就是革命阶级在德国人民两次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表现软弱和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恩格斯还着重指出了这两次运动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具有的重大区别。

恩格斯所以重视德国的这一段非常突出的革命斗争，还由于他希望在德国到处精疲力竭和悲观失望的情况下，使人民记取他们追求革命解放的传统。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出色地描绘了十六世纪革命农民和平民的战斗领袖的雄伟形象，并且指出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革命精力。同时，恩格斯还说明，农民的特点使农民不能独立地把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都证明，必须利用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有巨大的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是对德国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卓越范例，这种分析既有理论上非常深刻的总结，也有政治上非常尖锐的结论。恩格斯并没有想独立地研究资料（全部事实材料都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的一部书中引证来的），他在这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揭露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的原因、当时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斗争的阶级本质，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却认为这种斗争“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见本卷第399页）。

书报评论和批判文章在本卷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反驳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上的敌人，揭穿了他们的立场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大量的腐朽思想和反对革命运动的方法。(www.xing528.com)

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就是从前经历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进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由于在这种斗争和革命面前胆战心惊而完全丧失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他们作为学者也就发现自己破产了。例如，基佐极力为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辩护，拒绝对历史事件作阶级分析，用唯心主义的、政治和宗教的空话来代替科学研究。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中，精辟地分析了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前提，指出了这次革命对整个欧洲的意义及其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统治阶级的另一个著名思想家、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卡莱尔也遭受了和基佐相同的命运。如果说从前卡莱尔由于反对庸俗而小气的英国资产阶级，捍卫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宪章运动而起了一定的好作用，那末在1848年革命时期以及革命以后的时期便成了革命和民主的凶恶敌人。评托·卡莱尔《当代评论》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评论证明，卡莱尔是怎样在崇拜个人、尊敬英雄的幌子下，维护甚至助长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行为。那些花言巧语归根到底完全是为了维护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奴役，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任何作用。和卡莱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篇评论中捍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迷信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及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中也广泛流行，它对卡贝和魏特林的拥护者以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第一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也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个人迷信，因为个人迷信妨碍建立工人的阶级组织和发扬其独创精神。在评论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这两个法国警探的诬蔑性的小册子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写道：“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见本卷第313页）这篇评论还尖锐地批评了密谋活动和宗派主义，指出了这些现象在工人运动中的恶劣作用。密谋家的目的不是把革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是人为地加速革命的发展，“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见本卷第321页）。他们是一些革命的炼丹术士，虚无主义地对待革命理论，轻视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这些深刻的理论原理所反对的宗派主义密谋家即使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很有势力，因而很快就使同盟发生分裂；所以对密谋活动和宗派主义进行这种批评，对于同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报评论和短评，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如路·西蒙、哥·金克尔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具体事例说明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并指出批评是巩固革命党的手段的意义。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这样一个思想：在革命和反革命进行决战的时刻，人民应当“站在革命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见本卷第35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根据革命利益来观察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列宁特别重视。

对道梅尔的著作的评论，揭露了道梅尔把德国庸人们的庸俗格言拼凑起来冒充为“新时代的宗教”的可耻著作的反革命性质。这本用各种作者的引文所拼凑的作品，充满了对下层人民的蔑视和对革命的恐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被革命吓破胆的德国小市民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已经破产的显著证明。道梅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后来的造神说；列宁认为造神说是愚蠢的小市民心爱的自我直观，是悲观和疲惫的庸人的思想。

本卷中对艾米尔·日拉丹写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作的批判的继续。这篇评论对于资产阶级税收制度的本质，对于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地产从集中到分散和从分散到集中的循环运动，发表了深刻的意见。评论同时对法国和德国当时较为流行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与上述评论内容相近。在这篇手稿中对“废除国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评和对德国这种思想根源的分析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在乔·哈尼发行的《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杂志上刊载的恩格斯的《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在厄·琼斯主编的《寄语人民》杂志上刊载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派宪章主义者紧密合作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邀请他们亲近的拥护者为这些刊物写文章，这些人的作品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写成的。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刊物上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去。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证明：不应当把在立法上对工作日的限制看作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同反动的敌人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不可能使工人的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见本卷第274页）。恩格斯这篇文章，对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意义有些估计不足，对缩短工作日对英国无产者的身体和精神的发展有良好影响也估计不足。后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条法律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估价。

马克思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它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以法兰西宪法为例指出，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大肆吹嘘的民主权利，总是附带规定许多使民主权利化为乌有的例外和限制。马克思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实际做法是互相脱节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这些述评对许多国家当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科学的分析，包含着由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的许多预测。例如，1850年1月至2月所写的国际述评（一）预言俄国和土耳其将发生新战争，这次战争必然会转变为欧洲大战。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贸易和对大工业生产在欧洲大陆的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蓬勃发展，欧洲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将会日益依赖于美国，这个预言也被证实了。“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见本卷第264页）恩格斯直到他逝世为止一直都抱有这种观点，这一点从他在1892年所写的《美国总统的选举》一文中可以看得出来。国际述评（一）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国革命将会获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中根据1848年革命经验论证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原理，即经济危机是革命危机的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而另一方面，“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8—259页）。在头两篇国际述评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期待迅速到来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产生的新的革命高涨，在最后一篇述评（1850年5月至10月）中，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工业繁荣时期，因此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暂时是根本谈不到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见本卷第514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这个结论出发，确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策略，并且同宗派主义阴谋活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为这些分子用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观点代替对历史情况的客观分析，促使同盟为时过早地发动并采取了阴谋骚动的手段。维利希—沙佩尔冒险集团为了网罗同盟者而和小资产阶级首领结成无原则的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这个集团的斗争于1850年9月结束，结果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这个集团被开除出同盟。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便退出了伦教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它的多数会员拥护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与同情分裂分子的流亡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者（亚当、维迪尔、巴特尔米等）断绝了关系。本卷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退出伦敦教育协会的声明，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的信件，以及附录中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的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其他许多文件，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

编入本卷的恩格斯的手稿《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不是为报刊写的，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自己的一种练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53页）。这篇手稿对十八世纪末叶以来欧洲各国的军事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对这些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叶军事经济的潜力作了阐述。恩格斯在这篇手稿中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军事学术的发展，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意见。他指出，这种军队将拥有空前的实力，因为它们的群众性、机动性和突击力量的不断增强，将导致新社会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技术和文化的大大发展。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致许多报刊编辑部的一批公开的信件和声明，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1851年在团结革命流亡者方面的实际活动。其中一部分文件揭露了欧洲各国反动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府的谍报制度和对革命流亡者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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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十篇文章。其中几篇在第一版第八卷（1930年）的序言中只是引用过。对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著作所作的评论这里发表的是全文，在全集第一版中只是摘要。

本卷《附录》部分中的文件，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拟定的。大部分材料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