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第五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汇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3月至11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以前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原理，拟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确定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中最重要的原则。

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当前的政治事件，确定无产阶级在各个革命斗争阶段的策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切都反映在本版第五卷和第六卷中。

本卷开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具体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在起草《要求》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从革命的基本历史任务出发的，因为这些任务的解决关系到德国人民以后的命运。《要求》中主要的一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当时德国分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才是德国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要求》中，除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任务，还提出了德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消灭封建压迫，废除农民所担负的一切封建义务，消灭反动贵族统治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因此他们在《要求》中还拟定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关于这些措施，《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就是：把封建领地变为国家财产并在这些土地上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把矿山、矿井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国家保证所有工人都有工作，同时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是能够用坚决斗争的办法来实现这些要求的力量。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具体运用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即运用于1848—1849年德国革命情况的第一个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德国之后所写的发表在1848年6月1日至11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构成了本卷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章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反映了他们在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的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现的，“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页）。报纸的这个方针是由德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革命中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德国经济上的落后，由于德国工人的力量薄弱和无组织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到祖国之后不能立即着手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起不了什么显著作用的。因此，敌视任何宗派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翼。他们加入了科伦民主协会，并建议拥护他们的人也采取这种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同民主派结成联盟绝不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错误和幻想放弃批评，相反地，必须以对他们的错误和幻想进行批评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推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更坚决地行动，竭力把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同时，他们要自己的拥护者注意工人团体的组织工作，注意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注意为建立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先决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这个旨在动员一切民主力量的策略，来对抗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和反对同民主派结成联盟的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斥责波尔恩的机会主义策略，因为他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和工会的利益，并使无产阶级脱离德国人民面临的总的政治任务。

打着民主主义旗帜的《新莱茵报》代表德国人民中一切进步力量的利益，首先是代表最坚决和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即工人阶级）的利益。由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战斗司令部。

《新莱茵报》评论了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切最迫切的问题，巧妙地从政治上揭发封建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教育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这个报纸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有巨大的影响并且深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的出色的政论性质：它所刊载的文章具有热烈的战斗精神，笔调精辟入微，讽刺敌人尖锐有力。在无产阶级报刊史上，《新莱茵报》理应占一个光荣的地位。

《新莱茵报》对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态度特别清楚地表明了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德国，而且几乎在整个欧洲，《新莱茵报》是一开始就坚决站在起义者方面的唯一报纸。关于六月起义，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文章和短评，其中有《6月23日事件的详情》，《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科伦日报〉论六月革命》，《六月革命（巴黎起义的经过）》，马克思也写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六月革命》。在战斗的日子里以及在战斗刚结束后所写的这些文章，洋溢着斗争的热情，对六月起义的原因和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

关于六月起义的文章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在阐述六月起义的军事问题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街垒斗争的性质、意义和方法的重要结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原理。在《六月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六月起义同过去一切革命有原则上的区别：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劳动反对资本的战斗，是无产阶级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独立发动。就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作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重要结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对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是能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为解决德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即为实现国家的民族统一而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阅报室〉报论莱茵省》和其他一些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德国统一在普鲁士或奥地利的霸权之下的资产阶级计划，同时也反对建立一个象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中论证：只有建立真正统一和真正民主的国家，才能彻底消灭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以及国内的一切封建渣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张“自下而上”地统一德国，也就是要由人民群众对德意志联邦各邦，首先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腐朽的专制制度实行猛烈的革命冲击。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全欧洲的问题；只有欧洲的革命力量起来向英国的反革命统治阶级以及沙皇俄国这个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进行斗争，德国才能达到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战争不仅是保卫革命的手段，而且也是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的直接后果，指出这次革命的性质是不彻底的，因为人民没有彻底战胜封建制度，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整个官僚机关和警察机关仍然不可侵犯，而人民群众则赤手空拳地面临武装的反革命的威胁（见《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斯图加特和海得尔堡俱乐部被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德国革命的这种性质是由获得政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所决定的，这个资产阶级，如马克思后来所说，“宁可和奴隶制妥协也不愿意看到一点为自由而斗争的前景”。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德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吓坏了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背叛了人民的利益，和封建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在几篇阐述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以及分析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内阁的政策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激烈地反对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们为论证他们同封建君主势力妥协而提出的“妥协论”。为了与这种叛卖性的理论相对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人民政权和革命人民的主权的思想（见《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他们认为人民的革命专政是胜利完成革命的必要条件（见《危机和反革命》）。列宁分析了这些非常重要的原理，指出在这些原理中含有革命民主专政的概念。

在论述全德国民议会的活动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辩论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些代议机关，指责它们不是把实际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去消灭反动的德国政府和取缔大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而只是进行毫无结果的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主张在德国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这些机关应当是人民意志的忠实表达者，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依靠人民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人民选出的议员必须向人民报告自己的活动和实现人民的意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革命的人民有权对议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见《柏林的辩论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德国革命最初几个月的经验得出了结论：人民革命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更换一切旧的行政、军事和司法机关，彻底清洗一切国家机构（见《7月4日的妥协会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主权的最重要的保证就是把人民武装起来。在《6月15日的妥协会议》、《6月17日的妥协会议》、《市民自卫团法案》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们维护了人民的武装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柏林人民群众在1848年6月袭击军械库以夺取武器的尝试。《新莱茵报》指出这次发动是半途而废的革命，斥责了不敢公开站在人民方面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议员的胆怯行为。(www.xing528.com)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回击反革命势力的必要条件，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因素，因此，他们赞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起义者在1848年9月起来反对法兰克福议会批准与丹麦签订可耻的休战协定。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指出，过早的和没有准备的起义只会使革命力量受到摧残，并且使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号召科伦工人不要理睬普鲁士政府的挑衅，而要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备决战（见《科伦在危急中》和《科伦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在科伦的战友们进行了艰巨的解释工作，才使莱茵省的民主力量在九月的日子里没有受到摧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扩大和巩固民主阵线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对德国封建残余的革命斗争。本卷中载有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和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的文章（如《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农民起来为立即彻底地和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而斗争，他们揭露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这个资产阶级出卖了农民，即出卖了“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见本卷第33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要求抱这种态度，是因为它力图与反革命势力妥协，它害怕废除封建所有制会使资产阶级所有制遭到侵害。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代表，热烈支持农民的革命的反封建运动，认为他们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动力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他们欢呼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认为他们是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反动势力和欧洲其他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的同盟者。

在《德国的对外政策》、《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民族间的真正自由和友爱的思想，同时严厉地斥责德国资产阶级继续实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压迫其他民族的旧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是为德国的过去赎罪的方法，而且是保证德国人民将来成为自由民主的民族的必要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见本卷第178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决地、不调和地为波兰的独立而斗争，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对波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等文章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政策，因为普鲁士政府挑起了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起义，然后又加以镇压，并且在“改组”的幌子下把波兹南的一大部分土地划归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斥责了批准重新瓜分波兰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资产阶级多数派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热烈支持1848年夏天捷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恩格斯在《布拉格起义》和《起义的民主性质》这两篇文章中指出：起义具有人民的性质；捷克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失败，不仅是由于奥地利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而且还由于把捷克人推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

马克思写给意大利民主报纸《黎明报》编辑部的信以及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一些分析意大利革命斗争的文章，热烈同情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意大利人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精神。他们对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的态度，对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支持，与英国宪章派的团结，都表现了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精神。德国反动报纸攻击宪章派，《新莱茵报》就替宪章派辩护（见《〈新柏林报〉论宪章派》），对宪章派的革命的机关报《北极星报》也给予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好几篇文章分析了法国革命的进程。这些文章对于法国无产阶级应当起主要的作用的新的革命高潮充满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欧洲各国的革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他们认为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会促进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并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恩格斯后来指出，这说明他们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估价过高，其实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还远没有达到足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本卷的结尾部分是有关维也纳十月起义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次起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决定了德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也决定了欧洲革命的命运。马克思把巴黎的六月起义称为欧洲悲剧的第一幕，而把维也纳的十月起义称为第二幕（见本卷第542页）。本卷中有一系列文章（《维也纳革命》、《〈法兰克福总邮报〉和维也纳革命》、《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最后消息》、《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是论述维也纳起义的经过和分析它失败的原因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背叛。

在《弗·恩格斯的遗稿》这部分中发表了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恩格斯在这篇随笔中以鲜明和生动的笔调叙述了他游历法国的印象。随笔中有一大部分描写了法国农民和他们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法国农民对1848年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同情路易·波拿巴，这是因为法国资产阶级蛊惑性地利用了农民的私有天性，而税收政策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所以他们脱离了革命。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些文章，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为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根据人民群众在暴风雨般的革命时期的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作的结论和理论概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本卷的《附录》部分收入了一系列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和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直接工作的文件。这里也收集了一些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民主协会和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文件，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民众大会和民众会议的新闻报道，这些会议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附录中还收集了一些有关法院和警察局通缉《新莱茵报》编辑的材料；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在政府的迫害和“善意的”报刊的诽谤下勇敢地捍卫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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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新莱茵报》上哪一篇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是很困难的，因为文章既没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佐证又有限，而且也找不到原稿。此外，有许多文章看来好象是两位作者一起写的，恩格斯在1885年5月15日给施留特尔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2页）

在不能确定某一篇文章究竟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恩格斯的手笔的情况下，在篇末就不注明作者是谁。

本卷收入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十九篇文章。其中几篇曾用俄文在苏联的杂志和其他刊物上发表过。其余文章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篇末注中已有说明。《附录》部分中的文件也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