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宏观层次因素研究的匮乏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二分法的局限性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现有的文化测量维度和其他国家性指标。我们将通过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提出的六个文化维度研究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对孤独的影响。他在研究国家文化如何影响工作场合的价值观24时创建了测量国家文化的框架。此后,这种研究法被逐渐拓展25至六个维度,“代表了区分国家(而非个人)对不同事物状态的独立偏好”26,下文将对每个维度进行更加详细的定义。目前尚未有人检验每个维度与孤独间的关系,但六个维度与社会关系规范具有广泛的相关性,所以有理由认为抑制性较少的社会规范文化可能降低孤独发生率。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上文所提到的欧洲国家孤独的“梯度性”,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中,孤独发生率较低,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与孤独发生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确,经济落后的地区的居民更容易遭受社会排斥和有更强烈的孤独感。27此外,一个国家中社会支出(社会福利)占GDP的百分比也被认为与孤独的发生率有负相关关系。内在的机制仍有待探索和证实,但经济支持确实有可能为人们提供更多建立并享受社会关系的机会。
失业率和平等程度这两个社会因素也可能与孤独发生率有关。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可能有较高的孤独发生率,可能的原因是成年人为了寻找或维持就业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社交生活。因为不平等引起了各种形式的社会疏离,所以不平等的国家的孤独发生率可能更高。28
最后,有三个社会人口性因素可能与国家层面的孤独发生率有关。人们普遍认为孤独是老年人的问题29,老龄化更严重的国家可能拥有更高的孤独率,儿童不符合本次研究使用的数据集调查的有关条件(如下文所示)。此外,离婚率与孤独发生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是一个合理假设。最后,有较高净移民率的国家孤独发生率较高,因为净移民率为正的国家往往生活质量较低,不利于社会生活,反过来又增加了孤独。
下面列出的是孤独发生率在国家层面上的影响因素(或解释变量)。我们需要测量每个因素的正态分布,尽管不需要建立回归模型,但应能够证明皮尔森相关系数。变量不为正态分布时将检验并使用正态分布的有效转换值,否则将使用斯皮尔曼的排名相关系数。使用夏皮罗和威尔克统计法测试正态性:如果相应的p值高于0.05,则认为变量呈正态分布。下面是霍夫斯泰德的六个文化维度的定义:30
·权力距离指数(PDI):“社会中权力较弱的成员接受并认可权力被不平等分配的程度。”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DV):“个人主义被界定为偏好较松散的社会框架联系,在此框架中,社会个体主要只照顾自己与直系亲属。与之对应的是集体主义,代表偏好紧密联系的社会架构,在此架构中,个体会期待他的亲人或特定群体中的成员能相互扶持,以换取毋庸置疑的忠诚。”
·阳刚气质与女性气质(MAS):“阳刚气质代表着社会对成就、英雄主义、果断与对成功进行物质奖励的偏好,社会整体更倾向竞争。相反,女性气质代表对协作、谦虚,关怀弱者与生活品质,社会整体更倾向以共识为导向。”
·不确定性避免指数(UAI):“社会成员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感到不适的程度。UAI较高的国家具有严格的信仰和行为准则,不能容忍非正统的行为和想法。UAI较低的国家态度更加开放,认为实践比原则更重要。”
·长期定位与短期规范导向(LTO):“在该维度得分较低的社会倾向历史悠久的传统与规范,同时对社会变革持怀疑态度。而得分较高的社会则采取一种更务实的方式,他们在现代教育中鼓励节俭勤劳,以此为未来铺路。”
·放纵与克制(IND):“放纵代表着社会允许对基本需求相对自由的满足和人类天性对享乐生活的追求,克制代表着社会抑制需求,并用严格的社会规范进行管控。”
每个维度的得分为0~100范围内的相对值(而非绝对值)。在所有维度中,只有IDV对孤独具有显著性影响。31由于无法获得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相关得分,该国未包括在分析中。其中四个维度通过了夏皮罗-威尔克正态检验,但IDV和IND未通过检验(p值分别为0.026和0.024),并且其转换值也非正态。
这里是其他因素以及各自的数据来源: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千美元;世界银行):其分布未通过正态性检验(夏皮罗-威尔克统计=0.907,p=0.008),因此取用10为底的对数使其呈正态分布(夏皮罗-威尔克=0.962,p=0.293)。
·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012—2013年):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但阿尔巴尼亚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乌克兰没有这一变量的可靠统计数据。此变量通过夏皮罗-威尔克的正态性检验。
·失业率(没有工作但有能力且正在寻找工作的劳动力所占份额;世界银行):由于西班牙过高的失业率(25.2%)是一个异常值,这个变量没有通过夏皮罗-威尔克的正态检验(0.893,p=0.004)。若排除西班牙,分布将呈正态(0.965,p=0.368)。下文将单独提供包括和不包括西班牙的协会统计数据。
·作为不平等指标的基尼系数:大多数国家的数据来自欧洲统计局,阿尔巴尼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由于缺少以色列2012年的基尼系数,因此以2010年的数字代替。此变量的分布几乎不呈正态(夏皮罗-威尔克=0.941,p=0.073),但经过转换的自然对数呈高度正态(0.968,p=0.415)。
·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旨在衡量人类发展的非经济指标,是健康长寿、知识渊博、生活体面三个维度中每个维度的标准化指数的几何平均值,该维度呈正态分布。
·净移民人数(迁入移民总数与迁出移民之差;世界银行):每个国家的数字是2010—2015年间的估测数据,标准化该国2012年的人口,并放大1000倍,使范围内的数字与其他变量具有可比性。转换后的变量具有正态分布。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联合国):此变量的下端分布偏斜,因此未通过正态检验(p=0.004),并且任何转换都无法改善正态性。
·离婚与结婚比(各种来源):离婚率与结婚率的比率来自政府统计部门编制的“离婚人口”。请注意,每个国家比率的年份从2008年(希腊)到2013年(爱尔兰)各异。该变量的进一步数据来自“离婚科学”,汇编了70个国家“2012年世界最新离婚率”。英国、冰岛、意大利、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的数字是2011年的,希腊的数字则是2008年的。此变量具有正态分布。
表8.2列出了皮尔森(或斯皮尔曼)相关系数(r)和每个影响因素的描述性数据,展示出孤独发生率与风险因素的关系。33通过最后一列可以清晰看到,孤独发生率与Log(人均GDP)和HDI两个风险因素具有最强且最显著的相关系数。也就是说国家越富裕,人类发展得分越高,则经常性孤独发生率越低,相关性强度也越高(超过0.7)。
表8.2 潜在预测变量和双变量相关性的描述性统计
**:相关性在0.01水平(双尾)显著
*:相关性在0.05水平(双尾)显著
霍夫斯泰德六个维度中的四个——PDI(权力距离指数)、IDV(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UAI(不确定性避免指数)和IND(放纵与克制)——与孤独发生率有较强相关性。PDI与孤独发生率间的相关性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不平等权力分配的容忍度越高,孤独的发生率越高。同样,IDV与孤独发生率具有较强联系,但呈现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国家的个人主义文化越盛,孤独发生率越低。其次,UAI与孤独的强正相关性意味着,为避免不确定性而严格遵从信仰和行为准则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孤独,换言之,更能包容不同信仰与道德准则的文化将降低孤独的严重性。最后,IND的得分越高代表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压抑越甚,该项指标与孤独发生率呈现强烈的负相关,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表8.3 孤独率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简单线性回归模型(表8.3)的结果进一步完善了孤独发生率与每个影响因素间的关系。标准和非标准系数显示,人均GDP与HDI对孤独发生率的影响最强,解释了50%以上的孤独的国家性变量。相比之下,文化因素(尤其是PDI与 IDV)在解释孤独发生率时的说服力较弱。
这里我们通过引入其他国家层次的因素,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二分法置于更加广泛的语境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一个关键发现:相比于其他文化因素(PDI、UAI和IND),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二分法与孤独发生率间的关系较弱。因此,在探寻孤独在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时,其他文化维度应引起研究者的深度聚焦。首先,UAI和IND与孤独发生率的联系最强,而这两者之间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避免不确定性需要人们克制。这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孤独的发生率?这一发现与实际机制的验证有待未来研究,但现在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低UAI和高IND得分的社会提供了社交自由的环境,居民可以更为自由地建立并享受社会关系,而不用担心潜在的负担,反过来将减少感到孤独的可能。社交自由主义文化允许其成员获得他们渴望的社会关系,从而降低孤独发生率。
PDI维度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获得和维系社会关系的环境,它指的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关系,衡量“弱者”对不平等权力分配的接受程度。注意,此处的“权力”是广义“权力”,不仅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其他形式的权力,例如父母对子女的威信,或其他任何基于地位的权力形式。这种意义上,权力距离远的文化减少了形成社会关系的机会,最终增加了孤独的发生率。我们可以用下列的理论命题总结这种情况:强调成员间以地位为基础的权力关系文化将提高孤独的发生率。
本次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人均GDP和HDI是与孤独发生率的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因素。当研究者将孤独视为个体和心理问题时,便不会关注经济和人类发展。未来的研究任务是确定人类发展、经济和孤独之间因果关系的运行机制,本研究则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发展指标可能与特定的文化形式有关,反过来又与国家层面的孤独发生率相联系。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表8.4展示了这些因素的相关矩阵。
表8.4 孤独症率相关的选定因素的相关矩阵
**:相关系数显著水平0.01 (双尾)
人均GDP是HDI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人均GDP对数与HDI的强烈相关性并不令人意外。另一方面,这表明生活在更为富饶的国家的人民也能够更好地享受到其他人类发展利益(更长的预期寿命、更好的教育等)。同时,我们也发现生活在经济更为富饶的国家会享有另一个好处:更低的孤独率。
此外,经济和人类发展也与特定的文化形式具有较强的关联。最突出的文化维度是IND,它与两个发展指标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8。这意味着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的国民不仅拥有更充裕的物质生活,同时在社会层面上也不必担忧社会规范的束缚。PDI同样也与发展指标密切相关,这显然是因为PDI与IND较强的负相关关系(-0.65)。换句话说,文化自由和包容性更大的社会中,成员间的权力距离更近。同样,这些因素间的紧密联系意味着发展和文化因素往往具有集群性,代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至少在欧洲国家,用集群效应解释国家层面的孤独发生率极为合理。(www.xing528.com)
仍旧有必要指出,首先,本章的结果和分析基于选取的变量和为此收集的数据,以此来验证相关变量。其他研究者在分析其他的理论或实证性问题时,可选取不同的变量或不同的方式测量同一变量。其次,研究案例(本研究中的欧洲国家)是否相互独立是定量分析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或假设)。由于种种原因(历史原因或文化原因),一些欧洲国家间有着较强的联系。我不能也不会否认或是忽略欧洲国家间可能存在的依赖关系,事实上,它为这些国家的某些集群提供了一些证据。但验证这些国家间是否具有高度相关性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不宜运用此处的统计方法进行检验。另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是统计显著性的意义,当数据并不是来源于人口概率样本时尤为如此。33在此进行补充,本研究中的33个国家不构成人口概率样本,尽管含义可能与常规理解不尽相同,但数据显著性在这种情况下仍旧具有意义。最后,本研究没有给出因果关系的论断,不仅是因为众所周知的“相关并非因果”,更重要的是,在此类宏观层面研究的变量“自身不具备因果力”,因为它们“仅仅反映具体、微观层面的因果关系”。34难以处理微观层面的因果关系和过程时,社会科学家唯一可研究的内容便是宏观层面的规律。为了用可靠的方式探索国家因素在个体层面上影响孤独发生率的机制,我们需要对特定的社会语境做进一步的个案研究。
注释
1 J.de Jong Gierveld,T.van Tilburg,and P.A.Dykstra.2006.‘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in A.Vangelisti and D.Perlman (eds),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91.
2 在我与克里斯汀娜·维克多教授完成的一篇论文中展示了一些结果:K.Yang and C.Victor.2011.‘Age and loneliness in 25 European nations’,Ageing and Society,31(8): 1368-1388.
3 S.Babones.2013.Methods for Quantitative Macro-Comparative Research.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6.
4 É.Durkheim.[1909]1982.‘The contribution of sociology to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Lukes,trans.W.D.Halls.New York:The Free Press,p.237.
5 É.Durkheim.[1897]2006.On Suicide,trans.R.Buss.London:Penguin Books,p.24.The emphasis was added.
6 M.Jylhä and J.Jokela.1990.‘Individual experiences as cultural:a cross-cultural study on loneliness among the elderly’,Ageing and Society,10:295-315; G.Sundström,E.Fransson,B.Malmberg,and A.Davey.2009.‘Loneliness among older Europeans’,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6(4):267-275; A.Walker and T.Maltby.1997.Ageing Europe.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 G.C.Wenger,R.Davies,S.Shahtahmesebi,and A.Scott.1996.‘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in old age:review and model refinement’,Ageing & Society,16(3):333-358.
7 N.Stevens and G.J.Westerhof.2006.‘Marriage,social integration,and loneliness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a comparison of Dutch and German men and women’,Research on Aging,28:713-729.
8 Yang and Victor,‘Age and loneliness in 25 European nations’.
9 J.de Jong Gierveld and C.Tesch-Römer.2012.‘Loneliness in old ag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theoretical perspectives’,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9(4):285-295.
10 百分比在权重赋值后计算得出,由于权重赋值对奥地利、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无效,便不包含在内。
11 De Jong Gierveld et al.,‘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12 P.Johnson and L.Mullins.1987.‘Growing old and lonely in different societies:toward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2:7-27.
13 S.Stack.1998.‘Marriage,family and loneliness:a cross-national study’,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41:415-432.
14 Johnson and Mullins,‘Growing old and lonely in different societies’.
15 Jylhä and Jokela,‘Individual experiences as cultural’.
16 N.Medora,J.Woodward and J.Larson.1987.‘Adolescent loneliness: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American and Asian India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28:205.
17 A.Rokach,T.Orzeck,M.C.Moya and F.Expósito.2002.‘Causes of loneliness in North America and Spain’,European Psychologist,7(1):70.
18 A.Rokach.2007.‘The effect of age and culture on the causes of loneliness’,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35:169-186.
19 A.Rokach,T.Orzeck,J.Cripps,K.Lackovic-Grgin and Z.Penezic.2001.‘The effects of culture on the meaning of lonelines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53:17-31.
20 V.A.Lykes and M.Kemmelmeier 2014.‘What predicts lonelines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ic societies in Europe’,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45(3):468-490.
21 K.Yang and C.Victor.2008.‘The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loneliness among older people in China’,Ageing & Society,28(3):305-327.
22 A.Rokach,T.Orzeck,and F.Neto.2004.‘Coping with loneliness in old age: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Current Psychology,23:124-137; A.Rokach and F.Neto.2005.‘Age,culture,and the antecedents of loneliness’,Social Behaviour and Personality,33:477-494; A.Rokach.2008.‘Coping with loneliness in North America and Spain’,Psychology Journal,5:51-68.
23 P.A.Dykstra.2009.‘Older adult loneliness:myths and realities’,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6:91-100; T.Fokkema,J.de Jong Gierveld,and P.A.Dykstra.2012.‘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older adult loneliness’,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146(1-2):201-228.
24 G.Hofstede.1980.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in Work-Related Values.Beverly Hills:Sage.
25 G.Hofstede.2001.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2nd edition.Beverly Hills,CA:Sage; G.Hofstede,G.J.Hofstede,and M.Minkov.2010.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for Survival.New York:McGraw-Hill.
26 参见他们的网站 https://geert-hofstede.com.
27 A.M.O’Rand.2001.‘Stratific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the forms of life-course capital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in R.H.Binstock & L.K.George (eds),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5th edition.New York:Academic Press,pp.197-213; T.Scharf,C.Phillipson,and A.E.Smith.2004.‘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growing older in deprived urban neighbourhoods’,in A.Walker and A.Hennessy (eds),Growing Older:Quality of Life in Old Age.Maidenhead:Open University Press,pp.81-106.
28 Scharf et al,‘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growing older in deprived urban neighbourhoods’.
29 C.Victor,S.Scambler,and J.Bond.2009.The Social World of Older People.Maidenhead:Open University Press.
30
https://geerthofstede.com/culture-geert-hofstede-gert-jan-hofstede/6d-model-of national-culture.
31 Lykes and Kemmelmeier,‘What predicts loneliness?’.
32 二元散点图是检查此类关系的更好工具,但为节省空间,此处不再介绍。
33 See Babones,Methods for Quantitative Macro-Comparative Research,pp.108ff.
34 Ibid.,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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