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孤独：探究欧洲老龄人口孤独感影响因素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以上孤独发生率在社会层面的变量？有些人认为“规范性氛围”——社会关系中义务和责任的规范和价值观——发挥了重要作用。11孤独通常被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预期与实际之间的落差，根据这一定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对社会关系寄予厚望的人遭受孤独困扰的可能性更高。对社会关系的期望值较高的文化是所谓的“集体主义者”，而与之相反的是“个人主义者”。12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dues Surveye）所收集的数据，史塔克（Stack）展示了相比于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高度“个人主义”13的国家，孤独在意大利与日本这两个集体主义者国家更为普遍。延续这一逻辑，有人便会假设北欧国家的孤独率较低，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完成社会化后，对社会关系的期待值相对较低，这便会增强他们对孤独感的抵抗力。约翰逊和穆林斯用以下模型强调了国家价值体系对孤独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个人对社会关系的期望→孤独。他们创立了“孤独阈”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人为避免孤独的主观体验所需的最低程度的社会联系”。14如果这样的阈值确实存在，拥有较低孤独阈的国家将存在较高的孤独率。但他们并没有说明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最低阈”，更不用说对比和分析国家间的阈值。耶尔哈和约凯拉指出，希腊老人异于寻常的严重孤独感是由于他们完全不熟悉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文化的核心——“隐私”的概念。15

30年前，一些研究者断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文化和家庭是个人孤独经历的重要影响因素”。16然而在现有研究中，这种文化维度与孤独发生率的关系却出现了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罗卡奇和他的同事在探索文化差异对孤独的影响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代表北美个人主义文化的加拿大人，几乎在所有孤独维度中的得分都高于西班牙17、捷克18和克罗地亚19等集体主义代表。换言之，根据这些研究，集体主义国家比个人主义国家拥有更低的孤独率。20但是，在最近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历克斯和凯梅尔迈尔发现，集体主义得分较高的欧洲国家遭受孤独的比例也较高。

出于两个原因，我难以完全接受上述通过文化观点来解释孤独的国家性变化。首先这种方法似乎只单独关注社会交往的期望。现已确定的是，孤独是对社会交往质量或数量感知的匮乏或不满，单纯的期望值不能解释孤独，感知的期望与现实的落差才是孤独的原因。即使可以确定这一阈值，我们在使用阈值进行国家间对比时也必须注意，这是基于个人层面的测量，其内部差异可能大于国际差异。其次，尽管我们乐于用较高的国家水平因素来解释个人层面的现象，但很难完全分离出国家因素影响个人感觉或行为的机制。

我们需要找到个人增加或减少其社会关系满意度在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前一章展示的结果促使我们提出如下问题：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些国家中，有哪些共同特征可能使社会关系恶化与孤独之间产生进一步的联系？(www.xing528.com)

我们可以假设存在两种机制，使得经济和政治变革，导致社会关系匮乏，从而造成孤独。第一种，上述国家所经历的巨变迫使国民（尤其是青年和中年群体）切断他们现有的社会关系，去其他地方追寻更好的物质生活。我们可以通过国内移民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孤独率来验证这一机制，中国也是一个经历了极大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国家，一项针对中国老龄群体的孤独感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21当然这种机制是否适用于俄罗斯与东欧国家还未可知。另一种机制则较难观测，政治经济转型意味着依据新的规则重新定义社会关系，包括行为准则、地位和特权等。也就是说，从前亲密的社会关系可能变得紧张，建立友好和可信的社会关系也更困难。这些变化可能会反映在人们对周遭人的感知上，从而使个体或多或少感受到孤独。

但是在使用这类文化价值观二分法来解释孤独发生率时必须要注意，他们的关系可能并不直观。例如，北欧国家的居民可能奉行某种程度上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享受丰富的社区生活；这种意义上，这些国家同时兼具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特点。在一些例子中，属于个人主义文化的人们可能比集体主义的人们更加孤独，例如罗卡奇及其同事在对加拿大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比较研究中所发现的：加拿大人被认为是个人主义者，却比克罗地亚人经历的孤独更强烈，而克罗地亚人被普遍认为是集体主义者。22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二分法与孤独间关系的例外，但这些例外的确说明，这种二分法似乎并不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有效地解释孤独。

除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研究者们也检验了以下因素对欧洲老龄人口孤独感的影响：生活安排、家庭结构、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网和其他因素。23欧洲社会孤独发生率的差异显示了诸如经济条件、教育和文化价值观等人类发展因素可能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人们鲜少检验这些联系。所以有必要清晰简明地阐述孤独发生率与这些潜在的国家层面因素的关系，这也是下一部分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