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孤独的关联：欧洲国家教育年限与经常性孤独的关系

相比于就业和收入，教育与孤独的关联可能较弱。首先，教育对孤独的影响可能会通过就业和收入而产生，而这种间接影响可能会削弱教育的影响。有人单纯地认为收入与教育水平呈现线性增长关系，这固然不现实，但更高的教育水平确实能够增加被雇佣的可能，而正如上一部分中说明的，某些国家中，就业是孤独的灵药。除了这种间接效应，较高层次的受教育水平能够提供扩展社交视野的技能机会、提升与他人建立社交关系的信心，从而降低孤独的可能。人们发现，相比于教育层次较低的人群，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拥有更广阔和多元的社交网络，因此假设他们对孤独的抵抗力较强。18我还要补充一点，更好的教育能够提高一个人独居甚至是享受独处的能力。例如，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能享受创造性的爱好，例如写作、绘画、弹奏乐器等，这便减少了他们独自一人时感到孤独的可能。

我们需要将上述机制常记于心，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数据检验教育与孤独的关系。不过，以ESS数据测量受访者的学历颇具挑战性。因为ESS设计的是跨国调查，可比性是一个关键目标，因此需要考虑参与国之间教育体系差异巨大的情况，以及对教育水平不尽相同的分类方式。为了反映不同的国家情况，研究人员创建了27个有效的教育层次（“其他”和“不知道”除外）。这种方法的利弊非常明显：层次繁多可以保证完备性，但受访者可能难在列表中明确定位自己的教育水平，同时，也很少有分析需要如此繁复的层次水平。我认为这27个层级过于详细，因此将他们合并为四个类别：小学、中学、大学本科和大学研究生教育。表7.5展示了经常性孤独与这四个层级的反应情况。

表7.5　欧洲教育水平和经常性孤独，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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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p ＜ 0.05； ***： p ＜ 0.001； 所有的数字都由权重赋值后得出。

我们的关注点是教育水平与经常性孤独发生率的普遍联系，而不是某一具体教育水平与孤独的关系，因此，与之前的表格不同，上表的国家依据最后一列中Kendall’s tau-b的值进行排序。排名最高的3个国家中，Kendall’s tau-b统计数据并不具有显著性，意味着他们得到0的几率高于一般假定（通常为5%），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教育水平与经常性孤独的关系较弱，证实了本章开头的假设。这种微弱或不存在的联系大多来源于后3个教育水平的占比的些微差异，例如捷克只有14个受访者是小学文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经常感到孤独。(www.xing528.com)

剩下的19个国家中，总体来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性，但两变量之间具有显著性统计关系：受教育水平越高，经常性孤独的发生率越低，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等。仔细地观察这些占比，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划分为三组。第一组也是数量最大的组（比利时、德国、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立陶宛、荷兰、挪威、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中，两者始终呈现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水平越高，经常性孤独发生率越低。四个国家（奥地利、爱尔兰、以色列和波兰）总体关系为负相关，但并不完全是线性相关：大学本科学历人群的经常性孤独发生率高于中学学历人群。瑞士、丹麦和匈牙利的硕士学历人群呈现出同样类似的规律。由于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来解释高学历人群经常性孤独占比较高的原因，此处我只能提供一个未经证实的理论：在这些国家中，高学历人群中有一大部分过着社交隔离的生活，可能是他们主动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他们认为维系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较为困难。

如果是因为重新编码后的教育水平过于粗糙而无法捕获教育与孤独之间的关系，那么有必要用另一种教育测量方法（即全日制教育的总年限，以更精准地度量教育水平）去验证上述发现的总体联系。但须铭记，尽管两者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对应关系——一个人可能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到与他人同样的教育水平，但总体上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水平之间应该具有正相关性。然而，全日制教育年限的计量性质意味着，我们需要扭转比较的方向，以使我们的分析更有意义。具体而言，与其比较某一特定的教育年限中经常性孤独的发生率——每个教育年限的人数较少，不如比较经常性孤独与非经常性孤独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读者可以在表7.6中找到相应的数据。

表7.6　欧洲教育年限和经常性孤独，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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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表格中，国家按第四列的值进行排序，分别代表了经常性孤独群体与非经常性孤独群体的平均教育年限。除丹麦、瑞典和瑞士外，最后一列中的大多数相应 p 值在统计上都是有意义的（低于通常的阈值0.05），因此，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受教育水平越低的人越容易经常感到孤独。与前一种测量方法相同，葡萄牙是教育年限对孤独影响最大的国家。从两个表格中各个国家的排名可以看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由两种不同测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有些许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