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财务状况对孤独的影响

收入，尤其是就业收入，是经济资本和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成年群体中，低收入者遭遇孤独的几率较高。15但也至少存在两种原因能够解释收入低不一定会引发孤独之类的心理压力。首先，只有在就业收入作为家庭财务状况的主要构成部分或唯一财务资本来源时，其重要性才得以凸显。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确实如此，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依赖其他的来源，例如遗产、租金收入或股票贸易。这意味着低收入人群并不一定处于财务紧张或贫困中，分析收入与孤独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时刻谨记这一条。这也引向了另一个重点：低收入并不一定会引起心理压力，因为某些因素可能缓解低收入对精神状态的预期压力，比如节俭的生活方式或者只参与低消费的活动。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有在收入和财富水平转化为一种让人不悦的心理状态时，特别是带来了收支平衡的绝望感时，我们才有关注它的必要。如20世纪60年代早期，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指出贫穷是如何让美国人孤独的：

心理剥夺是贫穷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人（穷人）正在经历的可怕的事情是他们感到自己被拒绝、被抛弃……他们会因无望而消极，易于爆发暴力行为；他们是孤独且被隔离的，通常严刻又敌对。贫穷不仅仅是被剥夺人的物质的一切，更是让人进入到致命、徒劳的宇宙，成为一个扭曲的灵魂。16

在这样的情况下，低收入或甚至无收入被认为更有可能引发孤独，因为就如前文指出的，这是建立并维系社会支持网的严重障碍。在几乎所有的文化里，与他人交谈财务困境并寻求帮助都是尴尬的，如此，人便会感到无比孤独，没有办法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无助，也无法获取他人的帮助。

我们怀疑对财务状况的感知、而不一定是收入本身，才是孤独的诱因，所以我们先来对财务状况的感知与孤独的关系进行分析。ESS团队为受访者设计了如下问题：“以下哪些表述最符合你现在对家庭收入的看法？”：1=“现有收入的生活很舒适”，2=“现有收入能够应对生活”，3=“现有收入难以应对生活”，和4=“现有收入非常难以应对生活”。表7.4显示了每一个参与国在四个组中经常性孤独的占比以及对两变量有关性强度的测量数据（Kendall’s tau-b）。

表7.4　欧洲家庭收入的感知和经常性孤独，2014

注意： **： p ＜ 0.05；***： p ＜ 0.001；所有的数字都由权重赋值后得出。

表格中的数据为我们传递了几条有趣且重要的信息：我们关心的是财务困难对于经常性孤独的影响，为此，我们按照孤独的发生率在“财务状况非常困难”组（倒数第二列）的数值对国家进行排序。首先，持续感到财务困难和孤独感之间呈正相关：Kendall’s tau-b统计数据在所有参与国家/地区都是正值并具有统计意义——尽管其绝对值并不突出，但也遵循普遍增长模式，数据都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为0的可能性很低）。通常，人们的经济状况越窘迫，孤独感越强烈。但也存在几个例外情况：瑞典与丹麦两个国家中，孤独的占比在“困难”组到“非常困难”组中呈现下降趋势，同样，以色列与葡萄牙在“舒适”组到“可以应付”组也出现下降趋势，但这是少数情况。其次，主要的区别在前两组和后两组间，前两组（“舒适”与“可以应对”组）的孤独占比基本在6%以下，而后两组（“困难”和“非常困难”）占比在10%～26%。波兰的情况最为糟糕，经济状况“非常困难”且经常性孤独的占比几乎达到了一半。在西欧国家中，法国表现最差，“非常困难”组别中经常性孤独占比居第二。大多数北欧国家，以及爱尔兰、以色列、英国和德国位列表格的顶部，但也不应自满，处于“困难”或“非常困难”组的人中仍有20%经常孤独。(www.xing528.com)

通过这些发现，我们可以尝试着回答一些其他的重要问题，例如哪些国家的经济困难人口比例最高，这些人是哪类人？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哪一阶层的人最容易受到孤独的侵害。为了让我的分析保持精简，同时节约空间，我将主要集中于以下问题：在每个国家，人们在什么收入水平上开始感到自己陷入财务困境？显然，我们只能在国家而不是个人层面研究这种关系。在ESS中，受访者被要求回答家庭总收入在所属国家的十分法收入层次的位置。但这一变量存在操作难题：一方面，因为有10个层次（10%为第一梯队为最低，第十梯队为最高），所以某些收入层次（可能最高的10%）中的受访者人数或许不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通过将2组或3组合并为一组以减少收入分层，那么我们将很难看到这种关系的更精确的图像。最后，我决定保持原有收入的10个层次，因为后者的重要性超过了前者（图7.1）。

图7.1　欧洲家庭收入水平和经济状况困难感受，2014

上图描述了特定国家收入水平与财务处境感知之间的关系，纵轴表示10个收入层次，横轴表示每个收入层次的受访者中认为财务水平困难或非常困难的占比。正如我们所料，每个国家的点状图都呈现了负相关关系——收入层次越低的受访者越有可能报告财务困难。20个国家中17的一半（奥地利、瑞士、德国、丹麦、芬兰、英国、荷兰、挪威、瑞典和斯洛文尼亚）也有同样的规律：当收入的十分位超过20%时，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处于财务困难中；而收入层次为最低20%的受访者报告自己财务困难的占比在20%～40%（斯洛文尼亚除外）。显然这些国家中，收入的相对水平对人们财务困难感知的影响最小。

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爱尔兰和波兰这五个国家的情况更令人担忧：那里的居民必须在处于收入的第四甚至第六梯度，才能使财务困难感知率降低至20%以下。收入水平处于第三和第四梯队的人群，回答财务困难的比例达到了20%～50%。而在第一和第二梯度的受访者中，超过了50%的人认为自己财务困难。

排名最末的5个国家（捷克、匈牙利、以色列、波兰和葡萄牙）处境最糟，匈牙利则更为极端，即使在中等收入水平组中，报告财务感知困难的比例也达到了40%～60%。对于底端的两梯队而言，占比达到了60%～80%。

总之，显然收入水平与财务困难感知呈现负相关，但具体的关系在各个国家间表现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