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和孤独：神的遗弃与信仰的联系

我们可以从推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寻宗教与孤独的关系。前者聚焦于从宗教的角度解释孤独的体验。宗教对孤独有其独特的作用：对于严肃的宗教，孤独有其独特的含义。相反，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从实证的角度出发，通过检验实证数据研究宗教与孤独的联系。在本节中，我会简单地讨论对于孤独的一些宗教理解，继而进行实证调查。

由宗教学家执笔孤独的文章数量极少——至少我可获得的文章很少，我也很难对这一领域做出完全公正的裁断。但是，阅读的有限性确实让我很难找到连贯一致的信息。其中第一个便是孤独的本质：是一种精神体验还是世俗体验？一位叫基思·克拉克（Keith Clark）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率先解释道：“孤独与亲密是一种精神体验。”16但他随即也承认，“孤独和亲密似乎是凡人一生中无法避免的时刻”。17类似地，一些宗教学家也将孤独归因于亚当和夏娃第一次犯下的罪行；自那以后，孤独变成了人性固有的一部分，被称为“神的遗弃”。18孤独是罪孽的产物，“罪恶必会让人孤独”。19但是后来，这样对孤独的精神性解读掺杂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神灵、其他个体或是社区施以的放逐都是孤独的源头。这些解释或许可以通过定义最深奥的源自神灵的孤独得到调和，但这也注定是一场将孤独描述为精神体验或是人类情感的斗争。

宗教学家们似乎也对孤独的褒贬产生了分歧。一开始，基思·克拉克（Keith Clark）将孤独描绘为中性的事物：“不是疏远，不是偏执，没有敌对，也没有自我怀疑，仅仅只是孤独。”“就其本身而言，孤独只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20，就像圣诞节前夕他独自在松饼店吃饭，而在远方的父亲独自承受着病痛。于他而言，孤独只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出现的时刻之一，比如一位年轻的父亲在参加完庆祝宝宝出生的派对后独自回家，一个女人在和恋人做爱后醒来……后来他开始区分孤独的“好”与“坏”。当孤独伴随其他令人排斥的情绪出现时，例如自我怀疑、压抑、伤心、被疏远排斥感、被敌对感以及恐惧和焦虑，孤独便尤其的“坏”。和一些宗教学家一样，他对我们所说的“俗世孤独”并不感兴趣，而是强调“精神孤独”的好处：祈祷的私密空间、人性的映射，渴求他人陪伴，与神灵的关系，后者显然更加重要。本质上，精神孤独是人类认识自身与他人、宇宙以及神灵间关系的过程。只有孤独能够给人类思想带来这种觉醒意识。起初对孤独的感知可能有些痛苦，但随后的醒悟却更加有价值。孤独不仅不是痛苦，还是“神灵带给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之一”21，甚至是“神灵的显现”。23对于那些虔诚的宗教者来说，他们无比愿意为了实现精神孤独而忍耐世俗孤独。从这个角度看，孤独便不再成为问题，更算不上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我们所有人应该感恩并拥抱的机遇。这便解释了为什么部分宗教学家批评早期孤独研究学者（Peplau，Pelmean and Weiss）无法超于对孤独的世俗理解，亦未能获得精神孤独。23

现在你可能已经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们有必要对两种孤独做出明确划分。我们已经谈论了对孤独的宗教性认识，现在我们来看看孤独的世俗和学术性理解，继而检验孤独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尽管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但宗教与族群高度相关。正如上文所写的，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与经常性孤独的关系在不同国别背景下会有差异，甚至在研究特定种族群体及其与移民身份的关系之前，情况就已经相当复杂。类似地，宗教与孤独间的关系也因为涉及以下几个问题而同样繁复，包括在特定国家的主流宗教中经常性孤独的发生率，特定宗教是多数还是少数群体，以及特定宗教的宗教成员如何。

一些研究者已经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了解到，他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消除社会疏离带来的痛苦的方式。24首先，弗洛伊德宣称宗教“源于人的需求，帮助他们度过无助的处境”25；其次，来源于社会关系的痛苦，尤其是失去所爱之人，“这可能是对我们最残忍的存在”26。由此有理由认为，孤独是失去社会关系之痛的表现形式。接着，“弗洛伊德孤独宗教论”认为，人们在感到孤独后开始信教。但出于机制的不确定性，以实践检验该理论的难度较大。我们能观察的一种可能性情况是：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孤独；这种情况假定孤独是加入宗教的唯一原因，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合。27因此我们无法通过比较两个群体的孤独来检验这一理论的真实性。即使我们无从知晓观察结果背后的原因，我们仍能尝试确定哪一个群体会更加孤独。不过也有人提出，人性的神圣实体背后可能只是一种机制。28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人们信教一段时间后孤独便会减少，正如我们所料，宗教将他们从孤独的深渊中拉了出来。但是，如果不信教者不曾遭受孤独的折磨，那么信教者的孤独严重程度仍旧不会低于不信教者。简言之，目前检验信教对孤独的影响最可信的方式是分析长期性的相关变量数据集。不过，我目前没办法获得此类数据，下列展示的数据只能描述两者间的联系，借此提出可能性的解释。

在第7轮ESS中，受访者首先被问到“你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教派？”二元回答为“是”或“否”。在表6.3中我将分别展示每个参与国中，经常性孤独（经过权重处理）在有宗教归属与无宗教归属的占比，以及相对应的比值比来测量关系的强度。

表6.3　欧洲宗教归属与经常性孤独的联系，2014

续表

上文展示的数据刻画了信教和经常性孤独间的多样关系。首先，从比值比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参与国（21个国家中的15个）不具有二者间的显著性关系，也就是说普遍来看，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种关系。仅有以下五个国家存在显著性关系：瑞士、丹麦、西班牙、匈牙利和葡萄牙。此外，即使是在这五个国家中，信教是否影响人们对经常性孤独的感知也取决于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瑞士和丹麦信教者看起来较少经常性孤独，而西班牙、匈牙利和葡萄牙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这次研究无法对如此多样化的现象做出充足的解释。但我们不禁注意到，后三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而瑞士和丹麦大多信仰基督教的其他分支（分别是归正宗和福音信义宗），这是否是经常性孤独差异的原因仍旧是一个开放的无定论的问题。

这种观察引向一种推测，即可能不是对任何宗教、而是特定宗教的信仰会对孤独产生影响。幸运的是，ESS中涵盖了一些信息可以支持我们开展相关的探索。对于上述问题回答为“是”的受访者，他们随后被询问其具体的宗教属别；下面是八个宗教类别：罗马天主教（RC），新教徒（P），东正教（EO），其他基督教宗派（OC），犹太教（J），伊斯兰教（I），东方宗教（E）和其他非基督教宗教（ONC）。我本想展示每个国家特定宗教中经常性孤独人群的占比，但是这里有一个实际问题：某一特定国家中，一些宗教的教徒数量可能非常少，导致经常性孤独的百分比非常不稳定。例如在比利时只有三位其他非基督教的受访者，而其中一位感到经常性孤独，百分比便为33.3%，这在数据中显得尤为高。为了避免类似有潜在误导性的结果，我仅对信徒大于等于30人的宗教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其经常性孤独百分比（表6.4）。结果调查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其他非基督教”信徒超过30人，所以这个类别并没有包含在分析之中。同样，只有以色列的“犹太教”和英国的“东方宗教”有30多名受访者，前者有7%的人经常孤独，而后者有4.4%的人经常孤独。(www.xing528.com)

表6.4　欧洲国家经常性孤独发生率，2014

续表

这个表格清晰地显示了为什么在探究经常性孤独盛行度时，不能只考虑宗教背景而忽略国家语境：即使是相同宗教的教徒，经常性孤独的占比在国家间同样存在差异：例如在瑞典、德国和荷兰，不到3%的罗马天主教徒经常感到孤独，这与捷克、匈牙利、波兰和葡萄牙的相应比率（超过10%）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同样也体现在伊斯兰教中：在奥地利只有1.3%的伊斯兰教徒经常性孤独，但西班牙、法国、荷兰和瑞典的比率超过10%。相较于宗教对孤独感的影响，所居住国家的影响似乎更为显著。

最后，除了是否信教和宗教类别外，我们将进一步检验信仰程度（人们有多么虔诚）是否增加或减少了对经常性孤独的感知。正如上文所谈到的，试图探明两者确切的关系并不容易，而国别影响可能将其变得更加复杂。在第7轮ESS中，通过以下问题对信仰程度进行了测量：

·“无论你是否信仰某一特定宗教，你觉得你的信仰程度如何？”受访者被要求选择在11分量表中进行选择。0代表“一点也不虔诚”，10代表“非常虔诚”。

·“除了婚礼和葬礼之类的特殊场合，目前你参与宗教性活动的频率是？”七个选项分别为：1=“每天”，2=“一周不止一次”，3=“一周一次”，4=“至少一月一次”，5=“只在特殊的节日时”，6=“不太经常”，7=“从不”。为了使数值与频率对应，我们对编码做了反向处理。

·“除了参加宗教活动时，你祈祷的频率是？”选项和上一个问题相同，并同样对编码进行反向处理。

上面三个问题是为了测量同一概念（信仰程度），因此需要进行可靠性检验以验证将三者融合为单一维度的科学性。克朗巴赫（Cronbach）的Alpha值为0.812，即可以将三个问题归为一个维度，测量的范围为2到24。以这一新的维度作为预测变量，以二元频繁性孤独作为响应变量，我将每个国家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的结果呈现在表6.5中。

表6.5　欧洲国家的宗教和经常性孤独，2014

对于比利时、捷克、西班牙、法国、匈牙利、立陶宛、挪威和葡萄牙这八个国家，信仰程度显著地影响经常性孤独的可能：信仰程度每增加1，经常性孤独的比值会略微增加；更通俗理解的理解是：一个人越是虔诚，他面临经常性孤独的风险越大。至于瑞典和斯洛文尼亚，如果我们遵循以0.05为显著性水平的常规做法，则其为显著性边缘影响。对于剩下的11个国家，信仰程度的影响在数据上并不显著。目前，我无法对此给出合理推测，自然也不能对诸如国家间信仰程度的不同导致孤独发生率的差异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所有的结果可以表明，在欧洲，宗教与孤独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且会因为国家背景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