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孤独体验的理解中,种族与族群和移民有关,但不应视为等同。直观上人们认为移民可能会比原住民更加孤独,但不能同样认为特定种族或族群(通常是少数群体)的人比其他种族或族群(通常是多数群体)的人更孤独,因为移民通常意味着失去初始国的社会关系,但是一个人所属的种族或族群与社会关系之间却没有明确的逻辑性关系。无论如何,至少由于两种原因,少数种族或族群会成为孤独合理的风险因素。首先是移民间的联系,大部分的移民所属的种族或族群与当地原住民不同。如果移民较原住民更容易孤独,正如上文所显示的,在欧洲多数的经济繁荣的国家中,特定的少数种族或族群是经常性孤独高发的目标人群,这并不完全归咎于他们的种族或族群,而是因为他们的移民身份。
其次,种族或族群自身会对孤独产生影响,我们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特定种族或族群的人不是移民,但他的孤独却比其他种族或族群的人更加严重。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使用到了《恐惧吞噬灵魂》(Fear Eats the Soul)这部电影来说明种族歧视是如何将敢于突破社会禁忌的人引向孤独与被疏离的。当然,我们只需简单地使自己回想起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与美国的黑人,便能明白种族歧视有多么严重。如果孤独是他们唯一必须忍受的痛苦,那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无比幸福了。事实上,当一个人类团体对于其他团体的仇恨被意识形态合法化,并被集体意志所支持,那么,无论多数种族或族群的文化程度有多高,他们都不会介意对少数群体可能造成的任何心理甚至身体上的伤害。
在暴力性事件相对较少的时期,社会隔离和孤独可以一跃变成主要且需要长期忍受的痛苦。在电影《郊区》(Suburbicon)中,一个黑人家庭搬进了白人主导的社区。电影中没有任何他们诉说孤独的直接镜头,但他们何以逃离孤独呢?黑人男孩无比幸运地拥有一位白人玩伴,但杂货铺的老板为了逼走黑人母亲故意对她想购买的货物进行涨价。后来,白人邻居对黑人家庭的敌视已经上升到了对他们房子进行物理攻击的程度。讽刺的是,这只是电影的一条副线;故事的主题是讲述一个白人家庭中更加邪恶、恶劣的事情。可能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少数族群和移民更加偏好于群居的原因:有一部分人很难将群体间的差异视为财富而不是负担。人类类别的某些差异,无论它们多么自然和无害,都成为集体仇恨的根源,反过来又成为集体规模性孤独的根源。
换言之,一旦生理属性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它晋升为孤独之源的潜在可能也就开始急剧增长。不幸的是,人类的生理属性没能免于成为社会属性,在多数情况下,新兴出现的社会属性是消极负面、不受欢迎的,即成为多数群体眼中的污名化对象。人类基于类别属性的分类最终都会成为划分群体等级的传送带,从而划分“我们”和“他们”,并且决定谁可以享有某些特定的好处,这是定义谁属于哪一类别、哪个类别比其他类别“更好”的过程。简言之,歧视或反对的过程便是让那些不受欢迎的属别感到孤独的过程。在前些章节中,我们看到了霸凌和虐待会增加成人以及儿童经常性孤独的数据证明,基于种族和族群的歧视则是更大规模的霸凌与虐待。正如几位精神科医生在多年前所指出的,“当种族歧视成了人类互动的首要因素时,便筑起了引发孤独和疏远的藩篱”10。
上述分析引出了下列假设:经常性孤独在经历了种族和族群歧视的人群中比在没有经历过此类歧视的人群中的发生率更高。然而在实践中检验这一假设确实存在巨大的困难。种族和族群研究者非常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很少有专门针对收集受访者族群和种族特定信息的研究;其次,在已有的种族和族群研究中,涉及孤独的近乎于无。诸如ESS这类一般性社会调查的受众是一般群众,因此对研究并没有太大帮助。少数种族或族群的受访者便寥寥可数,导致研究者无法从中得出有用的结论。ESS的调查中几乎没有任何问题涉及了受访者的种族。唯一有关种族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属于一个在国家中受到歧视的团体,如果受到了歧视,那歧视的原因是否因为他们的种族或者肤色。在检验了数据后,我决定不展示数据结果,因为21个参与国中,有9个国家的有效回答数量不足10份,除以色列外,其他的所有国家的该问题回答者都少于50,对于多数国家在1500~3000的样本总量而言,数据量实在过小,使得结果可信度低。
对于族群而言,有问题涉及是否受访者属于任何少数族群,答案为二元变量,即是或否。那么让我们来验证在第7轮ESS调查的特定国家中,从属于一个少数族群与经常性孤独的关系。表6.2包含了少数族群受访者超过50的国家样本分析结果(应用了数据权重)。
表6.2 欧洲国家中少数族群成员与经常性孤独的占比,2014(https://www.xing528.com)

续表

比较第三列和第四列的数据:经常性孤独在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中的占比。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比利时和爱沙尼亚,经常性孤独在少数族群中发生的概率都高于多数族群,结果与我们的预测一致。但仅仅依靠这两个占比的差异不足以让我们得出结论,下一列的比值比反映了两个百分比的相关性程度(第四列与第三列的比率)。比如,在挪威,经常性孤独在多数族群中的占比是少数族群经常性孤独的30%,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抽样的波动。最后一列则显示了在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因此只有下列国家在两个族群间经常性孤独数据的差异是显著的(置信区间不包括值1):挪威、荷兰、德国、瑞士和匈牙利。这些结果显示了少数族群的人民是否会发生经常性孤独取决于他们生活的国家。
可惜,目前我们缺乏可以解释国家变量的相关信息。如“种族密集效应”理论:“和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人共同居住会产生高度的社会互助、更强烈的社区感和归属感,可以缓冲或防止种族主义侵害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健康后果。”如果这个理论正确,我们可以假设,有较高“族群密度”的族群,感到孤独的风险会较小,但要注意,此假设的合理性建立在多重的条件限制之上,“高度社会互助性”较难达到也难以维持。此外,高“族群密度”会使其成员更加期待能获得他人帮助、较难对人失望或是遭人背叛,但这反过来这也增加了其感到孤独的可能性。
缺少大规模可信的相关数据,阻挡了研究解决以下两个关于孤独的重要问题的步伐。第一,经常性孤独(或严重孤独)在不同族群间的关系。当然,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这掩盖了少数族群之间的差异。这些族群间文化价值、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期待的差异使得一些族群对待孤独的态度更为客观(孤独的风险较小),但我们对这些差异知之甚少。只有少数的小范围研究尝试开展涉及部分族群与孤独的关系。其中,克里斯蒂娜·维克多和她的同事对300位65岁及以上的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对象是“英国重点少数族群”,并对伯明翰这一更小的样本进行了次级分析。12印度老人的经常性孤独不那么普遍(10%左右),低于来自中国、非洲、加勒比地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老人(至少40%)。在美国开展的一项长期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西班牙人似乎更善于保护自己远受孤独的侵害,作者能给出的解释是:或许是西班牙人拥有较强的社会网络的缘故。13
另一个重要且相关的问题是:种族或族群与其他风险因素(特别是移民)的关系。在维克托和她的同事所做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少数族群所涉及的调查主体同样也是移民。而对于美国的西班牙裔而言,一项小型调查显示,对比在美国出生的人或墨西哥裔美国人,孤独发生率在年轻移民群体(11~15岁)中更加严重。14这与上述研究的发现不符:相比于非种族族群因素,移民因素对孤独产生的影响较大。相反,同一个国家中,不同移民群体的孤独发生率可能也不尽相同,例如在荷兰的土耳其人与摩洛哥裔,15这显示了对孤独有更大影响的因素是种族而非移民状态,可能与文化背景有关。总之,这些研究指出,种族、族群和移民之间通过价值观与实践经验对孤独产生影响的机制十分复杂。这些问题的研究意义非凡,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会比其他群体遭受孤独的情况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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