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因身处在家庭中而陷入孤独,但请对下面这些你可能了解过故事稍加思索,这也就不会让你觉得难以想象了: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开头提醒我们的那样,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幸福,不幸福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孤独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所有一切都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孤独在《伊万·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中得到了更详细的描述,主角拥有体面的生活,身边有妻儿环绕,但他却“为他的无助、为他无尽的孤独、为人们的冷漠、为神灵的残忍、为上帝的缺席而哭泣”。3
最近更令人震撼的案例是约翰·博恩(John Boyne)的《孤独史》(A History of Loneliness),这本书中所有的主角都深受孤独的折磨,包括叙述者奥德兰·耶茨(Odran Yates)和他的妹妹汉娜(Hannah)。男孩的孤独正是整个故事发展的线索,在经历了与男孩母亲数年的苦涩相处后,父亲做出了比离婚更加恶劣的行为——正如字面所写,他彻彻底底地撕碎了这个家庭,结束了自己与自己的亲生小儿子的生命。一个家庭破碎至此,想要使生活回到正轨的希望便遥不可及了。后来,汉娜的儿子乔纳斯,失去了尚且年轻便因病痛而逝世的父亲。乔纳斯的孤独并不是源于与母亲相依为命,而是感到与他人不同而带来的无法言说的痛。乔纳斯生活在群体之中:有他的母亲、有时有叔叔奥德兰,还有他的邻居和同学,但对他而言,与他人交往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他从未提起过任何一个朋友。他没有女朋友,没有带任何人去过学校的圣诞舞会,自己也从未参加过。他不参加任何俱乐部、群体运动。他会去上学,然后从学校回家,在周天下午一个人去看电影,通常是外国电影。他会对家附近的人伸出援手。我很好奇,他是否孤独。我知道有些事会让男孩变得孤独。4
他为什么完全远离他人?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再也无法获得正常的社交生活?没错,这只是一本小说,这也只是我的推测。然而,在我们为他们提供确实有用的帮助前,了解走进孤独孩子的内心世界是极为重要的。父亲和兄弟的离开使他与其他孩子相隔离,他再也不同于其他小孩,他是不幸的受害者,是需要被他人可怜的对象,悲伤的心理冲击耗费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以至于他无法再与别人交流。即使能够对此做出努力,但任何交谈都会马上令他回想起悲剧,那么何必再继续?
在现实世界里,如此的悲剧事件定然是少见的,但是,令人悲伤的是,其他惨剧、至少令人不悦的事件同样会让孩子们感到孤独,离婚或任何孩子们看得到的父母的争吵便是其中一种情形。有两位精神科医生研究了夫妻离婚的过程如何导致孩子们的孤独;尽管这一研究报告发表距今已有40年,但它的发现仍然值得我们关注。5精神科医生的病人中有“28个家庭中的31名9~10岁的孩子”,作为“来自60个离异家庭中131位小孩……”6的代表。来自离异家庭的孩子在重大家庭决定中会感到“被遗弃”、无能为力和可有可无。处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已经形成了相互感知的能力,所以他们希望能参与其中,事实上却得不到满足。正处离婚中的父母会减少对孩子的重视,“优先关注自己的需求;他们对孩子倾注的情感、注意力、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急剧减少”。对于核心家庭的孩子来说尤为如此。
也许这些孩子所认为的孤独和疏离感的主要成分与他们对离婚是父母之间的战争的感知有关,在这场战争中孩子被要求表明立场……这种逻辑下,孩子(有时是父母)对父母一方的靠近会感知为对另一方的背叛,除了会引起真正愤怒和进一步的排斥外,还会引发心理矛盾。由此,许多孩子被自己矛盾的忠诚和有关于选择的严苛的心理或现实惩罚所挟持,无法做出选择,感到独自一人被疏离,无处寻求安慰或是指导。从真正意义上说,他们的矛盾将他们置于在婚姻大战中的孤立境地。7
显然,离婚的过程不仅将两位成年人的关系拉远,同样也疏远了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孩子们在斗争中陷入困境,他们突然发现想要同时依靠父母双方变得无比困难;相反,他们只能依靠其中一个或是双方都不依靠。对于陷入离婚斗争的孩子而言,使自己避免争吵、咒骂、吵闹、指控、打碎东西甚至遭受物理攻击的过程,也是在社交和心理上将自己与自己所依赖的人拉开距离的过程。孤独只是在整个过程中的一种痛苦的感受。对于有些人来说,甚至在整个离婚过程结束很久以后,孤独的感觉依然会伴随着他们。
从离婚案例扩展到其他家庭矛盾和争端中,我们可以推测,它们对孤独或多或少有相似的影响。我再次试图探索多年前进行的研究或展开基于少数案例的研究。然而,几乎不可能获得大规模的离婚和其他相关变量的微观数据,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大多倾向回避这一痛苦的话题,同样也因为联系离异父母和已与他们分开生活的孩子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尽管如此,针对14岁人群的“千禧年队列研究”中的一些数据描述了与离婚类似的情况。最接近的问题也许是询问孩子们“是否与他们的生父生母共同居住”。而不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并不意味着父母离婚——也可能是因为工作或是疾病等而分离。但较为普遍的是,在离婚后孩子并不与他们的亲生父母共同生活;换言之,绝大部分不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孩子经历了父母离婚、至少是分居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值得研究这种生活方式和孤独之间的关系。在11295份有效回答中,有2.9%(331份)没有与他们的亲生母亲同住。相比之下,在10972份有效回答中,没有与亲生父亲同住的14岁儿童的比例要高得多,为27.8%(3051人)。将数据汇总,接近30%(29.2%)的人没有与亲生父亲或母亲共同生活,0.8%的孩子没有与父母的任何一方共同生活。假定孤独与这些孩子有关是合理的推测,让我们看看表5.1能告诉我们什么。
表5.1 孤独与在英国和亲生父母共住的14岁孩子的百分比, 2014—2015
表格中的数据显示了非常清晰的规律:尽管所有列中比例的变化率都比我推测的要小,但第一列的数据从上到下递减,第二和第三列数字则在递增。不难得出,不与亲生父母任何一方共同生活的孩子可能孤独感最严重,同时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孩子的孤独发生率最低。在只与父母一方生活的孩子中,相比于只与父亲生活,与母亲生活似乎更能为避免孤独提供更好的保护,当然这可能是抽样带来的差异。
除了孩子与亲生父母的关系,孩子们与家庭总体幸福感,以及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会揭示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儿童孤独的影响。该研究询问孩子,他们的兄弟姐妹多久出现一次“伤害或挑衅”的行为,反之,自己会多久伤害或挑衅他们。通过6种程度频率进行测量:“几乎每天”“大约一周一次”“大约一月一次”“每几个月一次”“不太经常”和“从未有过”。为了简化分析,同时增加每个类型的案例数量,我将前两个合为一类“经常”,中间两个合为“有时”,最后两个合为“很少或没有”。下表中每个单元格中的数字是该特定交叉组合情况下受访者在有效受访者总数中的百分比(10595);换句话说,所有数字的总和应为100(表5.2)。
表5.2 英国14岁人群中在兄弟姐妹之间的伤害或挑衅的频率,2014—2015(www.xing528.com)
我已经得到并算出了总百分比而不是边际百分比,从而突出显示每种交叉组合的普遍性。显然在这些样本中,兄弟姐妹的关系高度互为响应:如果你不伤害我,我必定不伤害你,但如果你来挑衅我,我必定还至彼身。作为衡量两个变量之间关系强度的指标,肯德尔(Kendall)的tau-b值非常高,为0.69,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更具体地说,我们应该很高兴看到最为主流的关系(超过55%)是受访者与他的兄弟姐妹间并不会伤害彼此。但另一方面,在至少有一个兄弟姐妹的受访儿童中,接近五分之一的人都挑衅过彼此。在这方面,其他类型关系中的大多数百分比几乎都低于5%,但有时两者都挑衅了对方,这再次证明了兄弟姐妹关系“对等交互响应”的性质。我们假定孤独是经常与兄弟姐妹互相“挑衅”关系中最常见的感受,让我们来看看数据是否能证实这一观点(表5.3)。
表5.3 英国14岁人群中在兄弟姐妹之间的进行伤害或挑衅的百分比, 2014—2015
为了展示消极的兄弟姐妹关系对孤独的影响,表5.3的每一行都是按照赞同“我感到孤独”这一陈述的百分数进行排序的。第一列中的两个字母代码代表谁伤害了谁,第一个字母表示被访者伤害他们兄弟姐妹的情况,第二个则相反。字母表示冲突的频率:R=“很少或从未”、S=“有时”、O=“经常”;例如第一行指的是受访者很少伤害他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也很少伤害他。第二行代表受访者经常挑衅其兄弟姐妹,但兄弟姐妹很少做出挑衅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孤独发生率最高的三行,都是无论他们是否伤害他们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都经常伤害他们的情况。这些孤独的发生率(13%~16%)远高于在英国老年人感到经常性孤独的比例(通常低于10%)。8使用统计数据来衡量孤独与被兄弟姐妹挑衅的整体关联性,得到Kendall’s tau-b为0.318,这意味着受访者被兄弟姐妹挑衅的频率越高,他们越可能同意“我感到孤独”这一说法,并且该统计数据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兄弟姐妹的敌视定然是孤独的一个源头。
现在将人群从孩子移至成年人口,分析在第7轮ESS调查中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可以研究在频繁发生争吵和冲突的家庭中长大的受访者与孤独的关系。或许问卷的设计者有意避免了让受访者定义冲突的起源和本质,以此避免受访者的尴尬。但最重要且让人难过的冲突是那些很大几率会引发父母离婚的冲突,这种假设是合理的;离婚的手续完成时,必然已经伴随了很长的冲突历史。正如之前所揭示的那样,陷入这种冲突的孩子容易变得孤独,因为父母双方不仅将彼此越推越远,同样也在斗争中拉大与孩子的距离。有时,尽管婚姻保住了,但在他们彼此间与孩子的心中,伤害成为了既定事实。相关的调查问题是如此表述的:“请告诉我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有多频繁?”有五个选项:“总是”“经常”“有时”“很少”和“从未”。有人可能会说受访者父母间的冲突并非都是“严重冲突”,但可以认定其中很大一部分情况是如此,因此无需做出太多差异区分。为了增加案例的数量,我将前两个选项并和为一个新的类别“经常或总是”,保留中间选项,再将最后两类合并为“很少或从未”。对于这三个新类别,我列出了每个参与国中“经常感到孤独”(通常,几乎或所有时间)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表5.4)。
表5.4 欧洲各国家庭中发生严重冲突的频率与经常性孤独百分比,2014
浏览上一个表格,我们可以获得至少两个重要的发现。首先,每个国家中频繁孤独的占比从第二栏(“从未或很少”)到第三栏(“有时”)到第四栏(“经常或总是”)是逐渐增加的;换言之,两个事件(孤独和家庭严重冲突)的频率为同向变动——严重冲突愈多,导致孤独愈加频繁。不再需要提供Kendall’s tau-b统计信息,因为这仅仅是证实了相同的关系的另一种方式。第二个发现是多数北欧国家,加上英国和德国,上述国家中经常性孤独占比最低,即使是在冲突频繁的家庭中长大的人也同样如此;反之,南欧和东欧国家中,在同类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出现经常性孤独的占比则最高。当然存在一些例外,但总体关联性较强。
上述发现将为检验每个国家在经常或总是发生严重冲突的家庭中成长的受访者占比情况提供更多信息,因为该百分比可能对于探寻孤独的社会根源尤为重要,但迄今为止都被忽略。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图5.1的数据着实让我感到惊讶。
图5.1 欧洲各国中持续性严重冲突增长的家庭,2014
如果将此图中的数据与上表中给出的数字相联系,就会出现某种悖论,尽管这一联系缺乏完全的一致性。除法国外,排名最高的国家(丹麦,德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即在冲突不断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比例最高的国家中,这些人的经常性孤独的比例最低。相反,在此表格底部的国家(西班牙,捷克,波兰,爱尔兰),在持续不断的严重冲突的家庭中长大的比例最低的国家,却出现了经常性孤独最高的占比。目前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释是,人们对冲突的解读会决定他们是否会感到孤独。换言之,我的假设中,在丹麦、德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家庭内部的严重冲突更为普遍,而这并不会引发人们的孤独感,因为他们将冲突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至少不会因为冲突而使人们感到被疏远。相比之下,在西班牙、捷克、波兰和爱尔兰,尽管家庭中的严重冲突少见,然而一旦出现会更容易让人感到孤独,因为这样的冲突会动摇家庭关系的根本。简言之,家人间的冲突在一些国家或文化背景下会对人们造成伤害,但在有的国家中伤害程度较小,对人们造成伤害的家庭冲突反过来也增加了孤独的发生率。在第七章中为了认识经常性孤独的国家影响变量,我们会检验更多国别与文化层次中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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