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现象的原因与社会问题

我们现在知道了，虽然在不同国家中，影响程度有所差异，但独居确实会增加经常性孤独的几率。基于此，如果我们想要减少孤独的发生率，我们需要做的便是降低独居率。但从上文获悉，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的多数地区，独居人数都只增不减。由于缺乏数据，图4.1只包括少数国家，但除了土耳其和一些近东国家外，在全球范围内，单人户数量都呈现增长趋势，但这一趋势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迅速。图4.2中确定了欧洲独居的大体趋势。目前最受瞩目的国家——中国，单人户的占比从1995年的6%左右（1900万），增长到了2011年的14%（5900万）。印度，即将在人口上超过中国成为第一大国，这一比例从3.6%略微增长至3.7%。这一增长比例可能看起来不太多，但数据绝对值较大（将近9万）。18相比于欧洲、北美，这些国家单人户的占比处于较低水平，但增长速度以及绝对值值得我们留意。

为什么全世界独居的人越来越多？其实不难解释不同年龄段中独居人数增加的原因。最令人熟知的情况便是生理自然法则，女性通常活得比她们的男性伴侣更久，女性的长寿是导致在其伴侣去世后独居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年迈女性的独居并不是她们的自愿选择，而是自然法则的强制行为，这样的“被迫”行为也是引发孤独的罪魁祸首，因为她们没有能力以及资源来帮助她们接受生活中缺少伴侣的现实。当然，这类型的孤独也会发生在少部分的男性身上。

对于中年已婚的成年人而言，离婚比丧偶更易使其独居：婚姻破碎不仅意味着合法婚姻的结束，还意味着与伴侣的物理分离。和独居的趋势相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离婚率的升高在欧洲、北美和东亚都不再成为新闻了。当然，对于部分国家而言，离婚率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上下波动的情况。19婚姻的结束至少会带来一位成年人的独居，除非所有的离婚者都可以在短期内再婚并与他人开始共居，但至少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十分鲜见。对离婚做出解释显然已经超出本研究的范围，现有的大量文献已对离婚的各类原因做出了充分的解释。由于丧偶以及离婚导致的独居意味着失去亲密关系而导致独身一人，但相比于丧偶者，离婚似乎更易控制。

将年龄段下移到更年轻的组别，对于这部分成年人来说，结婚以及确定民事伴侣关系是其人生阶段中的重大事件——当大部分的人群选择独身后，独居的总体盛行度则会随之上升，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马克·伊斯顿的文章和其他报告中所呈现的。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想要结婚或者与伴侣同居的年轻人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无法实现：无法找到适合的人，无法在经济上支撑这种生活，无法在同一时间、空间内平衡工作与生活。前者的独居是自愿的，但后者却迫于无奈，但共同成了独居趋势的一大原因。

除了特定的年龄阶段以及特定人群，还有一些关键问题值得我们的思考：人们是否想要独自生活？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想要独自生活？如果想要独自生活，那人们是否确实有能力做到？如果他们不想独自生活，那他们是否别无选择？显然，我们需要得出关于独居的可靠解释，是否人们想独自生活，且能够这样做，或当人们不想独自生活，但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可能需要研究这些不同的情况，以便理解不同人群的独居情况。例如，欧洲国家独居的高盛行率可以被解释为：一小部分老年人不愿独居，但没有选择，同时，各个年龄段中很大部分（1/4到1/3）的成年人愿意且有能力独居。这里的重点是他们具备独居的所有条件，具体而言，他们有自己的住房，经济上能够支撑，生理上日常活动不需要依赖他人；文化上，即使独居不算潮流，但也是可以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当有独居意愿，各方面条件也可以支撑该意愿时，独居的高盛行率便不会再引起我们的注意。北欧即为代表，他们渴望对生活的高度自主，文化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独居因为有高福利的支持成为一种可负担的生活方式。而现象的另一端，有些国家的文化加上宗教道德规范，并不鼓励生活中的个体选择，使其居民对独居并没有很强的欲望，同时在经济方面，独居又是有挑战性的生活方式，很多国家处于这两种极端状况之间，中等独居意愿、并不极端的文化与宗教环境，和中等经济福利支持。

我希望在之前的文字中已经清晰地表述了以下观点：独居并不是一种会普惠大众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对所有的社会群体，国家层面也相同；对于居住在大城市拥有职业化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独居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充分的证据已经证明了，不论在哪个国家，独居与孤独的联系以及孤独对健康问题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不论在哪个社群，独居都不能作为目标被鼓励。

已经读过埃里克·克林伯格的《独奏曲》（Going Solo）的读者，可以发现我在组织上述文字时，不乏有他的论据支撑。与其他担心社会纽带和社区弱化的社会学家的立场截然相反，克林伯格毫无保留地对独居现象日益增加感到兴奋和乐观。尽管我并不驳斥他的所有观点，但其一般方法和概要论点还是有些牵强和令人担忧。在这里我并不准备对他的工作进行全面的批判；我旨在解释为什么会对他提倡的观点感到担忧。

首先，克林伯格在调查提问前谨慎地确定了他的研究目标。根据他提供的统计数据以及我在前文中使用的数据，毫无疑问独居在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出现增长趋势，特别在发达国家以及快速发展的国家。在我看来很难接受的论点是，他似乎认为独居率的增长是理想生活的必然的号角。展示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中的现实细节后，他认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会成为其他国家生活安排的趋势，指出“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居”“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如果他们拥有足够的资金和安全感，就可以加入独居的大军”。20这样的论断暗示了独居在全世界所有文化中都是极具诱惑力，而现实中独居人数并没有他预想中的数量，仅仅只是因为人们经济上还不够富裕。但是，考虑一下新加坡的例子，这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完全的现代都市。新加坡人享有世界上的高收入水平和政府的住房支持，新加坡人可能是世界上高度认同独居是一个可负担的选择的人群。在2007—2017年中，新加坡的独居率的确出现了增长，但仅仅从11%涨至13%21，远低于富裕程度不及新加坡的欧洲国家。同样再把视角转到一些富裕的中东国家，经济状况无疑可以支撑他们选择独居，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人们对独居的渴求。问题在于：是否全世界所有背景下的人群都认为独居具有吸引力？我严重怀疑问题的答案是否是完全无条件的肯定。此外，学者的工作似乎也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生活。

如此便引向了在克林伯格作品中让我不认同的第二点。阅读他的书后，我无法忽略他希望尽最大努力去倡导独居的益处，同时弱化其中潜在的困难以及矛盾。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人们朝那个方向走太过时，它会适得其反。为了避免表意错误，请允许我在下文对他的文字进行引用：

自由、灵活、私人选择是我们最为珍视的现代美德。如今，人口统计学家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写道：“‘一个人’的最基本义务是为自己负责，而非为他的伴侣或孩子。”……不久之前，对其伴侣感到不满意并且想要离婚的人必须辩护该决定的正确。如今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你对婚姻并不满意，你必须努力辩护并维系这段婚姻，因为对婚姻不满于自身而言会承受巨大的文化压力。22

独居帮助我们追寻神圣的现代价值观——个体自由、私人控制以及自我实现——其意义从我们的青少年期开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让我们能在需要时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想做的事，解开了家庭成员需求对我们的束缚，允许我们更多地关注自我。在如今数字媒体和不断扩展的社会网络时代，独居甚至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益处：为进行自我修复的独处提供了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这意味着独居可以帮我们探寻我们是谁、什么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充满目标。23(www.xing528.com)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认为，独居是向成年过渡的重要部分。在这片巨大的城市区域中，很多年轻的职场人士把拥有自己的家，视为与众不同的标志，同时渴求最好没有室友或伴侣的生活。

独居提供了好处：它保证了人们的性生活自由，并且提供试验的机会条件，给予我们成长、发展并且寻觅真爱的时间，将年轻人从与室友的麻烦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类室友包括很好的朋友，但如果不居住在一起或许能成为更好的朋友。同样这也让人们可以在想要的时间与方式进行社交，按照需要最大限度地聚焦于自身。24

根据克林伯格的观点，独居，尤其是美国的年轻都市居民的独居，可以被解释为由推力、拉力两种因素形成，两者互相影响。拉力是个人自由以及选择的吸引，这对成年人、成长中的新鲜尝试以及自我修整的独处来说尤为重要。推力因素便是家人或其他社会责任的限制。克林伯格没有对推崇这类完全个人主义生活观显示出丝毫的犹豫。我无意对此进行道德讨论，并不愿讨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值得推崇，但我的确认为这种观点的流行是存在隐患的。独居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盛行是一个事实，但并不能确定大多数独居者都如同克林伯格描述的那样是单身主义者。退一步看，即使这种高度自恋（自我主义）的观点在年轻的美国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中极度流行，我仍旧怀疑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是否真心欢迎独居趋势的到来，是否社会中青年人和中年人将自己视为世界的重心，而婚姻和其他社会关系对他们而言只是负担，他们是否会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毫不犹豫地放弃？

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更普遍的道德困境，即个人自由与对集体利益的承诺之间的矛盾。然而，克兰伯格并没有帮助他的读者认识到困境中的紧张局势并努力寻觅两者平衡的解决方法，而是选择把独居作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式来奉行。在他的推崇下，甚至连离婚也不再成为扰人的问题。他解释道美国的“离婚革命”不仅是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也是因为“一种新兴道德规范的萌发，人们有义务将自我照顾与对家庭的承诺置于更高或是同等的地位”。25同样，在这里我也并不进行道德哲学的辩论；但是我好奇有多少社会学家乐于鼓励社会的任一成员，将对家庭的承诺置于个人自由之下。在美国有多少普通民众会毫不犹豫地把个人自由凌驾于家庭和朋友之上？如果大多数美国成年人都持该观点，我认为很多人会赞同另一些社会学家的看法——美国已经陷入了某种困境。

虽然如此，但我承认话克林伯格的观点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社会承诺和关系会成为人们想要逃避的义务，可能是因为这些关系需要个人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更糟糕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关系会引发矛盾和冲突，也可能两者兼有之。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与他人过于激烈的互动而不知所措，因此想要寻求“自我时间”和在自我空间里得到休息的机会。26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相比于处理这些责任、问题以及矛盾，独居——或是独处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自己独处一段时间可能会让一个人意识并且珍惜与他人相处的价值。克林伯格隐晦提倡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此状态下，无论是独处或是与他人相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独居不仅让他们享有与他人相处的益处，同时人们在有需要时能从容地抽身而去不带有任何后果。我亦希望生活可以如此顺遂，但我认为将社会关系的付出与收获相分离开并不简单。如果不在社会关系中投资，你便不能享有这些益处；必须得学会妥协，学会适应，学会放弃一些自己珍视的东西，以便能得到他人的回馈。利弊是并存的，正如克林伯格的受访者所证实的那样，独居也有弊端，包括孤独和在需要的时候缺乏社会支持。独居，充其量只是一种与他人共同生活之外的备选方案，并不适合很多人。此外，如果你将生活看作社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使命，那么以某种方式牺牲自己的个人生活可能并不如克林伯格所描述的一样糟糕。一些人拥有强烈的独处愿望，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一切，看得高于他们在社区或是家庭中的角色。最后，这取决于年轻人在社交中接受的价值观。

克林伯格可能会为自己辩护道，独居并不意味着不再与任何社会关系产生瓜葛；事实上，他认为独居能让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关系和群居生活。这便产生了一些困惑，首先独居意味着什么？克林伯格描绘的那种独居或者说至少是他所倡导的独居，事实上是一类共住生活。例如在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单身人士独居并非脱离社会来往。在这类生活安置中，每一个成年人独居在自己的公寓里，但该公寓事实上嵌套于共住环境中，“通过对彼此社会福利的投资并承认彼此间的互助支持，斯堪的纳维亚人民将自己从自己的牢笼中解放了出来”。27请注意，这类独居风格在其他现代城市中，例如纽约或洛杉矶，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独居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在不同地区独居的具体状况并不一致。如此便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观点：克林伯格想要倡导的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人们可以独居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但同时可以享有群居生活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保持自己的位置的同时，也可以进行相当程度的社交，这种想法已经从陌生和难以想象转变为诱人而具体”。28类似的，年长者也可以承认独自变老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给予老人独立、自尊以及尊严；对他们而言与家人拥有“亲密的距离”是最理想的，这种距离通过独居保持，这种适当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情感、经济和身体上的纠缠……”29瑞典“对集体主义的长期承诺”30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瑞典的老人“寻求一种更公共的独居方式”31。这种较为理想的居住方式是“独居的老年人可以聚集在一起并获得共同的支持”32。如果这类独居是克林伯格想要倡导的，那他需要在观点的表述上做到更清晰。

即使如此，如何将个人自由纳入群居生活的范围仍旧存疑。例如，他在斯德哥尔摩采访了林德，林德告诉他，一旦年轻人有了独自生活的经验，“他们将过上更充实的生活，拥有更多的社交，并与朋友建立更紧密的联系”。33实际上这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相比于与家人和室友共住，仅仅因为独居，年轻人的社会生活便会变得更加丰富、充实和亲密。此外，独居是如何让年轻人逃离对爱人及朋友的义务责任？我赞同独居可以减少年轻人与室友甚至更亲密关系之间扰人的日常摩擦，在需要时他们可以有一个撤退逃离的空间。但如果他们确实拥有更加充实、更加频繁的社交生活，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他人有更多的互动和承诺，而这至少对一些年轻人来说是种束缚。我很好奇，一个人若仍想要拥有丰富充实的社会生活，那么通过独居到底能逃避多少的社会承诺、责任或冲突。

在我看来，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克林伯格试图淡化独居给孤独带来的潜在风险。正如上文所述，他承认孤独的潜在风险，他采访了几位在独居时感到非常孤独的受访者，金伯利34和海伦35等，他写道：“的确，有时他们会感受到孤独、烦躁，不确定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否会使他们更幸福”。36不幸的是，他驳斥了孤独与独居的联系，认为这是“流行社会学”37所创造的“比误导更糟糕的事”。他提出了一些观点来消除这一联系。首先他认为“这类”有些人会在独居时感到孤独并不意味着“独居必然导致孤独。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例如孤独的人更倾向独居……”38这是一个合理的观点，我们确实并不确定独居与孤独的因果关系。但他应该知道，社会科学家很少证明或验证因果关系。这也是我们会使用“风险”“风险因素”这类术语而不是“致使因素”的原因。如前文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人们发现了独居与孤独的联系，这在欧洲国家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并不应该忽视独居引发孤独的风险。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处于一段关系中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定不孤独，此话不假；引用其受访者的话：“没有什么比与一个错误的人在一起更加孤独的了。”39但同样，在逻辑上，用这种确定性事件来消除概率性关系是毫无意义的：有人处于一段关系之中，却比有些独居的人更加孤独，这显然是成立的，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独居者会比非独居者遭受更加严重或更频繁的孤独。延续他的逻辑，如果独居并不是引起孤独的必然因素，那么已婚者也不必然会受到束缚或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婚姻、家庭或是一段其他关系的人可能会感到孤独，但这并不意味着远离其他人或关系便是解决方案。我们为什么不尝试改善这些关系呢？

最后，克林伯格提到，感到孤独可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在承认“独居者有更高的几率遭受孤独”后他说：“但他们也很少会生活得非常悲惨。”40我很好奇站在孤独者的立场上，他怎么能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