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社会问题：研究不足，寻求成果

社会科学学生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对于任何问题的研究不足，并不能自动佐证其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只有在问题值得被研究、但暂未被研究时，这个研究才是有价值的。在下一节中，我会回答是否社会学家应该重视孤独——如果研究孤独不是社会学家的责任，那么就没有必要埋怨社会学对孤独研究的匮乏。事实上，一些社会科学家已经意识到孤独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确实人数寥寥，他们的发现需要进一步地更新，他们的研究也需要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扩展。我会在最后一节开展这项任务。

不难证明，与心理学、神经学、老年病学和公共健康的研究相比，社会学家对于孤独的学术研究的份额实在令人失望。坦白说，孤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心理学和公共健康方面的蓬勃增长，和孤独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削减是平行的。其他学术领域中关于孤独的学术论文在疯狂增长，但在1980—2016年间，以英文在JSTOR（一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期刊论文的数据库）上发表的社会学期刊（198种标题）中仅有几篇论文与孤独感直接相关。在《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社会问题研究协会的官方期刊，其中只有一篇文章的主题与孤独相关。前一章所提到过的最为广泛使用的两种孤独测量法，UCLA孤独量表和德·容·吉维尔德孤独量表，是由心理学家设计。社会学家罗伯特·魏斯（Robert Weiss）做出的贡献是区别情感性孤独和社会性孤独（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具体讲到），这已经被社会学以外的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所接受。神经学家约翰·卡乔波所写的《孤独是可耻的》可能是目前关于孤独最有影响力的专著，该书主要描述孤独的医学启示而未过多着墨于孤独的缘由。受过教育的普罗大众对孤单的入门认知是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由芝加哥心理学家路易斯·霍克利（Louise Hawkley）编写的孤独的条目归类于心理模块中的主题。在社会学范畴内，“情感社会学”仍旧处在边缘，但孤独是人类的一种情绪，社会学家应该在此领域中进行研究。遗憾的是，社会学家的贡献却是屈指可数的——最近的一本书罗列了该领域的全面摘要，但完全没有提到孤独。1

社会学诞生以来，极少重视情绪、感觉或其他任何心理状态和过程，主张其他说法会被认为是自命不凡的。社会学之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等都担忧过社会历史规律及其过程，例如社会结构，流动性，社会矛盾、斗争，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时，其中不同群体（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与这些问题相比，孤独或任何形式的心理痛苦实在过于个体化，以至于难以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卓越的社会学家对他们研究对象的心理状况不感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担忧过当工人们因为工作流程需要而被隔离后感受如何，韦伯开展过关于农民心理状态的调查。不过，他们的确对大规模的历史进程更有兴趣，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组织的合理化。

较之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在检测社会结构与进程的效应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影响方面，做出了更大的贡献。通过对比两种社会生活方式——快节奏但人情冷漠的都市生活方式与慢节奏但人际交往紧密的乡村社交化生活，齐美尔推测了城市化等社会进程如何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2涂尔干提出了更强有力的案例来研究心理状态的社会学：抱有私人性与心理性的行为：自杀，其社会原因植根于社会团结、宗教及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涂尔干对心理状态的“国家性情”的关注，是我研究国家性和文化性特质对孤独影响的灵感源头，我会在第八章中细细道来。

直到1960年代，社会学家才开始直接研究孤独。其中，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和他的同事们的著作《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1965）可能是最早并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之一。里斯曼等根据“社会性格”将美国人分为三类：“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和“其他导向型”。每个小组的成员共享心理治疗，例如欲望和满足感3，但准确地定义里斯曼和他的同事们所提出的不同群族之间的孤独并不容易，他们的研究重心是后两类美国人——“内在导向型”和“其他导向型”。根据他们对孤独的理解，似乎认为“传统导向型”美国人由于身边始终有人陪伴，因而不会感受到孤独。毫无疑问，这个高要求的假定可能并不正确，生活在关系紧密的家庭中的人仍有可能感受到孤独，这会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进行介绍。另两类美国人中，他们尚未确定哪一类会更容易感受到孤独。依据定义，“内在导向型”经历孤独的频率应当更高，因为他们更偏向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很多内在导向型孩子的人生充斥着来自家庭和外界的孤独”。4但同时，里斯曼和他的同事也强调了“内在导向型”有能力面对独处：“即使他们无法得到社会认可，他们也有能力保持稳定的情绪。”5由于“内在导向型”对陪伴与互动的依赖需求低，他们应该比“其他导向型”更少感到孤独。佩尔曼（Perlman）和佩普卢（Peplau）对此却有不同的解读：“其他导向型”十分依赖他人的关注与认同，甚至可以为此斩断他们自身的感受和欲求，因此他们应该更为孤独。佩尔曼和佩普卢认为，“孤独的人群”是指“其他导向型”美国人，尽管他们承认这只是在里斯曼书中的暗示。6忽视其模糊性，里斯曼的理论确立了文化规范在人们孤独感的形成中的核心作用；无论规范人们的价值观来自内在追求还是他人的认可，文化规范塑造了人们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的情感反应，而反应之一就是孤独。

社会失范是社会学家多年来关注的一类现象，并将其作为近似孤独。约瑟夫·哈托格（Joseph Hartog）在《孤独的解剖》（The Anatomy of loneliness）的介绍中解释道：“我们之所以将社会学去向最小化，是因为已经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失范和疏离的书籍与文章，这是孤独的社会表亲。”7尽管篇幅有限，但对于不熟悉“失范”这个概念的读者而言，需要进行简明的解释。8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和《自杀论》（Suicide）9这两本社会学著作中，埃米尔·涂尔干使用了“失范”一词来指代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再能为其个体成员提供道德准则，换言之，失范是社会团结与凝聚力的对立面，当个体行为失去道德方向，或是行为准则，与社会提出的标准高度不一致时，就会发生失范。20世纪50年代中期，里奥·斯洛尔（Leo Srole）提出了用“个体失范”代表个体的无规范的经历。10但根据心理学对“孤独”的解释，将其等同于“失范”状态是不合理的。“失范”描述的是社会作为整体的一种状态，而非个体经验，而个体失范是比孤独的范围更加广、含义更加模糊的个体经验。如果要将失范归于孤独，应当将其清晰定义为一种特殊类别的孤独，例如由于道德上与社会整体脱节、毫无社会关系的欲求，从而导致无规范状态的人完全无法感受到孤独。从原则上看，孤独与失范不应互相替换。(www.xing528.com)

一些社会学家宣称他们与一些非社会学家作者一样已经对孤独进行了研究，但他们所指的“孤独”是一种更为广泛、且不够准确的概念，例如“独自”“隔离”“失去联系”等，这些术语已在一些出版物中被交替使用了。社会学家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尽管以《追求孤独》（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为书名，11但他从未定义过孤独的含义、测量方法、与其他含义的区别等。近年来，一些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例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12和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13感叹社会联系的微弱和社会隔离的强化，但独自、疏离和孤独之间仍存在概念上的障碍。社会科学家们改变社会科学对这些概念的模糊状态的做法，便是为孤独提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并指明界限。“独自一人”指的是一种客观状态，因此不应该对人们心理状态有任何暗示或猜测。不过，在日常用语中，它往往被用于推测、暗示个体是孤独的。当人们说“我感到我是独自一人”，他们其实是想表达“我好孤独”，科学研究应当避免诸如此类的混乱，并做到清晰准确。“疏离”这个词同样不够清晰——它可以指独自一人的生理状态，也可以是被社会其他成员排除在外的结果（社会疏离）。学界暂未给这个重要的问题以令人满意的回答：一些人尽管独自一人，但却并不孤独，独自一人并不绝对招致孤独，那么，什么时候独处会引发孤独，或更为广之，我们应如何帮助人们“独自生活却不必遭受孤独”？

1980年，萨德勒（Sadler）和约翰逊（Johnson）指出：

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面临一项挑战：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测量孤独并解释它是如何将网越织越大、如何影响不同社会团体中的人们。在人口爆炸、交往频繁的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量的人被孤独所困扰？14

2018年，社会学家在完成挑战的路上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