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人的孤独程度：探讨一个社会问题

讨论孤独会对个人的身心带来影响后，我们将其界定为一个问题，并讨论各个社会和人群的孤独率后，我们可以加深对孤独作为一个问题的严峻程度的理解。但是衡量其规模需要进行合理的测量，由此我们需要知道，孤独是怎样被测量的。这比测量的技术难题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对孤独的论述依赖于孤独的种类（或方面）以及它是如何被测量的。例如卡乔波在上述提到的那样，是否只有慢性孤独会触发其他严重的医学疾病？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某人正遭受“慢性孤独”而非其他相对暂时性的孤独呢？

上文引用的关于孤独的诗作以及口述的故事，尽管鲜活丰富，却无法在准确测量孤独方面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他们可能仅因为用词、叙述的长度和一些语言特征的差异便会出现巨大差别。正如卡乔波和帕特里克认为，人们的孤独感具有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是依情况和时间而定的，你在童年或青少年期间感受到的强烈孤独，不同于你作为年轻的父母或中年人的孤独37。但很明显，研究者们没有办法、也许也没有必要研究能触发孤独的全部情况。为了测量孤独的普遍性，我们需要一种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研究的对象的方法，需要一种能测量孤独的标准化方式，以便结果在众人中具有可比性。现在，读者们应该已经意识到普遍与特殊个体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社会方法论学者一直斗争几十年仍旧研究无果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所有研究者都应该遵守的原则是，报告特殊的概念需要明确陈述它的测量方法，并且需要意识到测量的局限性。由于个体经验和文化解释的特质，用一种工具（调查问题或是多个问题组成的量表维度）测量孤独等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且明智的，否则绝大多数的定量社会研究都无法实现。

直观地说，直接向人们询问、要求人们阐明他们的孤独程度，可能是最为“自然”的认知他们的孤独的方法，也是学界使用的最为普遍的方法。例如，在欧洲科学调查（European Social Servey，简称ESS）——我们会在下一章中展示一些它的研究成果——的受访者们被问到：“请告诉我在过去的一周内你有多长时间感受到了孤独？”受访者们需要在下列四个选项中做出选择：“没有或几乎没有”“一些时间”“绝大多数时间”“几乎一直都是”。38

然而这些看似简单的提问也存在几个问题。首先，问题是关于频率而非强度或是严重性。毫无疑问，孤独的频率是非常重要的，但对孤独的强度和严重性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可能问卷设计者认为孤独的频率以及严重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我认为这不太合理：可能部分人群会多次感到孤独，但每次的孤独程度都是可以忍受的；或完全相反，一些人在过去的一周里只有一次感到孤独，可孤独感非常强烈以至难以忍受。因此，将孤独或其他情感的频率与强度等同是不合理的。

其次，为帮助受访者回答这些问题，ESS指定了回答者孤独感的时间范围——过去的一周内。毋庸置疑，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时间范围，调查研究人员也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询问足够多的问题。“过去的一个月内”的选项对人们的孤独记忆来说过于遥远，人们可能无法回忆起感知到的孤独，而“一天”的选项对于我们研究是否存在孤独周期性来说又过于短暂。所以将时间范围设置为“一周”是最为合理的折中之法。

但是使用“一周”的时间段也存在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频率分类习惯——一些是五级，一些是四级，一些研究者将通常与总是归为一类，一些研究者却认为这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受访者可能也对这些数量词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一些”“多数”“几乎全部”（“没有”和“所有”的含义则明确清晰）。有人可能因为一周三次的孤独感、或是只有一次但孤独感持续了三天的经历而选择“多数”，但其他人可能因为同样的体验选择“通常”。若不询问清楚到底受访者感受到孤独的次数和每次孤独的持续时长，问卷设计者可能需要为了得到可对比的答案而接受一定程度的矛盾。(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因而人们普遍认为孤独大多相同，所以孤独的产生原因不太重要。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认识到，人们是否感觉到孤独、如何感到孤独取决于他们自身客观的社会关系，或是他们对这些关系的主观解读。一个少年被他的朋友拒绝从而感受到的孤独感与一位老太太无法找到愿意与之共度漫长一天的人的孤独感可能不尽相同。我非常确信调查问卷的设计者希望囊括这些差异，以衡量孤独的多样性。但一个已经非常冗长的问卷中还能涵盖多少问题呢？打破普遍性与特殊性、学术与实践需求之间微妙的平衡是研究者们的一大难题。我指出每个提问的局限性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并否定以这种形式测量孤独的努力，反而这本书中提到的很多定量分析研究者也用这种方式开展研究。但我希望读者，特别是不熟悉社会科学方法的人，能了解到在调查中的难题与挑战。我会在下一章中提出将孤独感进行分类的方案，以弥补现有的不足。

一些研究者们，尤其是心理学家，并不满足于单一问题研究测量法，并且更倾向用一组问题，即我们常说的“量表”来测量孤独。在我看来，即使问题涉及受访者孤独经历的很多方面和意义，也无法解决上述提到的难题。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l）和他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同事设计了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UCLA孤独量表，询问受访者对问卷列出的20个问题的同意程度。37另一量表是由燕妮·德·容·吉维尔德（Jenny de Jong Gierveld）和他的助手们提出的，称为“德·吉维尔德孤独维度”，包含了38项内容。40这两种维度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提出的，之后两个团队都对其量表进行了修订，并通过精简使他们的量表能够放入体量丰富的问卷中。

正如ESS中提到的那样，相比于单一项测量，量表主要有两个优势。首先，问卷的表述中没有出现任何包含“孤独地”或“孤独”的字眼，以间接却能够表达孤独的其他字词代替，例如“被抛弃”“没有可以倾诉的人”“缺乏陪伴”等。无论调研人员和研究项目多么正规合法，孤独群体也可能害怕被污名化，受访者也可能不希望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面前讲述自己孤独的经历，因此这种方式带来的好处便十分显著了。于是又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受访者在并未使用孤独字眼时，却想表达孤独的含义呢？尽管这些调查研究通常在小范围的试点调研或试验中展开，优秀的量表设计人员可以通过探寻量表结果与那些单项表述之间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使用量表的另一个优势是这些问题可以涉及孤独的不同方面与形式，所以需要多选题才能涵盖孤独的不同方面和形式。显而易见，这要求研究者们在进行调查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孤独的子类型。

最后，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上文提及的两类量表之间的差异。UCLA孤独量表假定所有的表述测量的是单一的孤独形式体（例如本案中的孤独）。与之相反，德·容·吉维尔德认为表达孤独感的不同方式正好印证了孤独的不同构成或是不同类别。更具体地说，德·容·吉维尔德量表用于探寻受访者是否遭受了“情感型”或是“社会型”孤独——这两类差异明显的孤独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魏斯（Robert Weiss）首先提出。41在下一章深入了解概念性的差异细节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缺失关系中本质的差异：情感型孤独来源于至少一段亲密私人关系的缺失，例如母亲与宝宝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型孤独是指没有在较为广泛的社会网或是社区中找到归属感，例如一位移民发现很难融入迁入国的文化背景。毫无疑问，衡量孤独感的每一种方法或是概念的基础都是某种概念或是理论的抉择。

研究孤独感时使用哪一种测量方式是否重要呢？让人无奈的是，问题的答案既不简单又不唯一：一些研究者持肯定意见，一些则持反对态度；有时，两种测量方式的结果殊途同归，但有时的差异却如天堑，这取决于研究的内容与背景。我主张不必过于担忧这一问题，但是必须说明在特定的研究中是如何测量孤独的。所有进行过的和接下来的章节中所呈现的分析使用的便是单项测量法，读者们可以在逐个分析中找到更为深刻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