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拍片在影史中已不新鲜，然而跨文化拍片不多。贝托鲁齐的《末代皇帝》（1987）提供了一个标本，但那是一个英文版的末代皇帝、一个被西方想象出来的溥仪和婉容，流利的英语与袒胸礼服让观众（尤其是中国观众）产生“间离感”。而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导演丹尼·鲍尔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选择本地人洛芙琳·坦丹为联合导演，她担任了语言与文化翻译者的角色，她告诉他：“在印度，小孩是不讲英语的，他们说印地语，直到年纪长些才讲英语。”于是丹尼赶紧通知华纳公司，这部分印地语无疑提升了场景的权威性。
拍《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之前，丹尼从未去过印度，他试着展现这个南亚次大陆的本质。1400万的预算在西方是小规模，按印度标准则是大投资，因此允许丹尼按其所需去捕捉人们的实际生活。电影拍得不像宝莱坞那样浪漫，而是在真实、拥挤、喧闹的孟买，以运动开篇，两个男孩被警察追踪穿过一片贫民窟，发出恶臭的垃圾，被遗弃的狗，无不是底层生活的符号。事实上，如果你去村庄，将看到印度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没有水、电、公厕。丹尼以一种手提摄影的狂热风格带领我们进入杂乱蔓延的贫民窟之旅，但这个城市又在快速向前。
长大后的贾马尔在公司送咖啡的情节，体现了印度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呼叫中心的事实。印度以软件外包中心、呼叫中心培育了一批中产精英，孟买南部的Oberoi旅馆被租给世界500强，比尔·盖茨和许多美国总统曾住在那里，每晚2000英镑。有一个场景：贾马尔和沙里姆，成年后的两兄弟在没有竣工的摩天大楼顶层相遇，这个地方过去是贫民窟，沙里姆说，“现在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因此，《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执行上是国际化的，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它甚至比宝莱坞更“印度”。它所以激起共鸣，首先在于反映了一个困扰印度至深的问题——极度的贫富悬殊。(www.xing528.com)
除了经济现实，影片还碰触了社会现实。2009年初，孟买爆发恐怖袭击，近200名市民被全副武装的暴徒杀死，影片与当下事件惊人吻合，电影拍摄地之一洽拉巴帝西瓦吉火车站，以残杀、爆炸、灾难、冲突的蒙太奇剪接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地板上血流成河，许多市民死伤于此。片中鲜活拥挤的街道现在空了，城市屋顶被突击队员操纵。虽然没人声称为袭击负责，但攻击者被认为是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他们被多数派印度教徒与少数派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历史冲突所促动。而在片中，贾马尔就是一个穆斯林少年，曾目睹母亲被印地暴徒杀害！在这部灵感来自印度外交官小说《Q&A》的电影中，丹尼·鲍尔无疑加入了自己的视角。印度导演米拉·奈尔评价道，外国导演对待印度有更大的客观性，他们用一种粗砂而现实的感觉刻画贫穷和社会罪恶，以一种打动观众的情感方式对待它。印度电影人这样看待自己与好莱坞的区别：“我们没有那么多能够结合技巧与视野并创造一部真正激动人心的电影的电影人。由外国电影人制作的关于印度的电影，普遍有着更好的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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