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与失败：美国梦下的差异

美国梦常被描绘为实现有形的经济目标，在危机时期，这一“成功”的形式使得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异更为尖锐。而“独立坞”电影人让他们的普通人主人公——无论遭遇经济目标还是职业努力的失败——都在各自社区里升至英雄的地位。这揭示了约翰·福特与弗兰克·卡普拉的两个原型人物：《愤怒的葡萄》（1940）中的汤姆和《生活多美好》（1946）中的乔治。两个人物都是为其生活的社区效力的地方英雄，若以物质标准来看都是失败者，却通过加强被危机削弱的家庭与社会的纽带，克服了他们面对的困难。

“独立坞”电影人看到成功者与失败者的二分法从根本上是不公平的。《阳光小美女》的剧本，不如是全部基于普鲁斯特的一个观念：“幸福的岁月是挥霍的岁月，悲伤的岁月才显示出我们真正是谁。”胡佛一家的故事始于7岁的奥利维亚，她迷上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忽然她的父亲理查德出现了。理查德就是这样，把人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他的书讲了确保商业成功的九步指南，结果他自己把家庭积蓄投资在一个岌岌可危的公共项目上，使家庭财政陷入危机。理查德开始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旅行——在国家想象中，那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应许之地。旅途中层出不穷的麻烦也展现出胡佛夫妇对于成功的不同看法：理查德认为成功是必须的，而妻子将家庭美满置于一切成功之上。《愤怒的葡萄》中的原型人物乔德夫妇在大萧条时期的长途旅行中也有这样的分歧。面临财务危机的胡佛一家，开着一辆破车上路，去往西部之旅中遭遇了同样的不幸：祖父之死，与警察的冲突，缺少食物，机械故障，最糟糕的是抵达加州时遭受的敌意和冷遇。这些经历最具启示性的是最后一个：公路尽头的失望——按照美国梦的物质维度，这是所有失败的寓言。然而在两个故事中，两个家庭都通过两位母亲的决心而得到了重建或复原，道出美国梦的精神维度：追逐幸福的希望与乐观。

约翰·福特的社会关切，也可以在佩恩的《杯酒人生》与《内布拉斯加》等类似的社会议题中发现。前者聚焦在失败者迈尔斯，爱与人生的双重失望让他愤怒。迈尔斯陪朋友杰克度过婚前最后一个周末，当他们开车在美国公路上旅行时，我们看到这些人物被同样的愤怒和欲望所驱动。这部电影的原型就是《愤怒的葡萄》：回家前夜，两人住进汽车旅馆，舔舐着身体与心灵的创伤。电视里汤姆在说：“我无处不在。哪里有战争，哪里有我，所以饥饿的人才有的吃。哪里有警察殴打人，哪里有我。他们疯，我就疯。孩子有晚餐，我就笑。人们自给自足，我就高兴。”——在告别母亲、独自上路的夜晚，汤姆说着《愤怒的葡萄》结尾的著名台词，他的言说充满一种社会责任感。佩恩聚焦在个体的挫败，这一挫败反映了美国梦的失败。穿越美国之旅标志着与过去的切断以及情感的宣泄，在一个突然变得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寻找人生的意义。《内布拉斯加》中的伍迪，其人物原型是《愤怒的葡萄》中的亨利·方达。戴顿和法瑞斯像佩恩一样，刻画了面临个人、家庭或职业失败的人，这一失败可能源于个体创伤或社会动荡。但无论是什么，必须在美国梦的精神维度内克服失败，超越个人主义，在广阔中寻找和发现。(www.xing528.com)

相应地，汤姆·麦卡锡与乔治·克鲁尼刻画的主人公反射出卡普拉电影中的原型人物。《在云端》中，成功者瑞恩被塑造为反英雄人物，他是个典型的漂泊冒险家，生活在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的飞机上。从自我满足的浪荡英雄、对社会危机造成的创伤漠不关心，到想要一个家安定下来——瑞恩演变成了卡普拉式的主人公——《生活多美好》中的乔一心渴望离开小镇去周游世界，但是因家庭责任留下来，最终成为社区英雄。他们隐含着美国叙事中的标准三重二元：个体冒险/家庭生活，世俗成功/普通人生，个人/社区。《在云端》对比了世俗失败与个体冒险：尽管所有不幸落在那些失败者头上，但是他们有一个冒险家瑞恩所没有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