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原型与乐观主义：新世纪欧美类型电影中的乐观主义暗流

美国梦的神话是双重的，包含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维度：前者暗示了社会等级流动性或经济机遇；后者混合了乐观与幸福，视幸福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

家庭原型被确立为个体与社会牢不可破的根基，它塑造了美国梦的形象。家园的建立与重建是根植于17世纪美利坚开国者的，通过跨越大陆的殖民扩张以及来自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移民潮而被拓展。进入21世纪后，“9·11”、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的惨痛现实掩盖了美国梦的进步本性——更多家园、更多价值、更多机遇。自二战以来，美国梦从未如此糟糕过。

“独立坞”电影《阳光小美女》《双赢》《在云端》等，都展现了危机如何重创了美国中产家庭、击溃了整个国家的美国梦。在《阳光小美女》中，濒临破产的一家人驾车从新墨西哥到加利福尼亚，让小奥利维亚参加少女选美；在《双赢》中，主角是小城新泽西的律师，决定冒着社会安全欺诈罪，抵押房产支付妻儿的赡养费；《在云端》刻画了来自保险业一个奇怪角落的经理人，横穿整个国家替公司解雇员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勇气去做。《阳光小美女》的“胡佛”一家使家庭与社会的联系非常清晰，他们的姓氏引用了1929年大萧条时期当政总统的名字。在一种集体社会的想象中，家庭是成功的标准：历史上，在繁荣的时期，家庭是美国生活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在糟糕的时期，家庭的境况犹如美国衰败的标尺。

家庭与国家的“成功—失败”二元论，也在亚历山大·佩恩的电影中普遍存在。《内布拉斯加》的主人公，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伍迪，在儿子大卫的陪伴下从蒙大拿旅行到内布拉斯加，完成一个赢得一百万美元奖金的任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更像是广告噱头。父子都被刻画为失败者，这一场穿越田园风光的旅行，凸显了美国偏远小镇的人生是如此乏味、无意义。伍迪最终失望地没能拿到奖金；但同时也是他成功的一刻，因为儿子给了他奖金。佩恩的电影强调了美国梦的形而上维度而非物质维度，暗示了“美国梦对于他们更多系于精神幸福而非物质”，批判了对于成功的唯一的物质性理解。伍迪与大卫这对父子，体现了被格罗斯引为传统家庭原型的观念，反映了美国梦的形而上学维度——“美国例外论”，颂扬被鼓舞的个体，召唤我们与我们的家庭走向英勇和崇高。

“独立坞”电影人的另一个共性，是电影结尾倾向于表达希望的信念，潜藏着乐观主义的喜剧感；无论情形如何糟糕，叙事都会转化为家园被重新发现或复原、失败被克服或扭转的故事。这一乐观倾向存在于美国梦的神话深处，组成了这个国家的心——不断从灰烬中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阳光小美女》中，钻进千疮百孔的大众车的胡佛一家人，都是失败者；《朱诺》中，年轻的主人公犹豫不决是否生下孩子，因为她看到正是收养孩子使一对夫妇的婚姻破裂并解体；《心灵驿站》（2003）中，奥利维亚和芬似乎注定生活在小镇的边缘；《杯酒人生》中的作家迈尔斯，始终一副讽刺而郁闷的腔调，因为他没有从新近的离婚与最后一本小说被出版商拒绝中恢复过来。不管这些人物的生活最初如何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通过强化他们与家庭或社会的纽带，所有人都在最后找到了某种前进的道路。(www.xing528.com)

当胡佛一家抵达加利福尼亚、站在选美比赛的舞台上时，他们克服了个人失败；朱诺决定生下孩子，以此回应收养人自己抚养孩子的承诺；迈尔斯也找到了他的家。“独立坞”电影中希望与乐观的暗流涌动，与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个人主义视野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电影聚焦于社会的原子化与存在的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悲观与挫败的普遍情绪，与广泛流行的逃离公共领域相关——在一个碎片化的后现代世界，社会纽带被严重削弱，个体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被摧毁。

事实上，对家庭核心价值观的回归，也体现在21世纪的美剧中。《黑道家族》虽是黑帮题材，但家族是它的壳，家庭才是它的核。它展示了经典的美国价值：爱，忠诚，希望，最终它们总是会胜利。《黑道家族》坚持回到这样一个传统：家庭中，父亲知道得最多最好。黑帮老大“托尼”之所以成为21世纪美国中年男性的偶像，是因为他汇聚了美国文化中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全部品质。当《黑道家族》终结，播映17年的《辛普森一家》接过火炬，继续捍卫美国核心的传统家庭观：体面、忠诚、爱。父亲荷马带领一家人在社区展开自救和救人的行动证明了：在美国至少有一个核心家庭是不可毁灭的。

两剧有着相似的父亲形象：富有，但都是蓝领后裔，都追逐中产阶级的体面。他们最早的电视祖先是半世纪以前《蜜月期》（Honeymooners）里的父亲形象。但是，数十年蓝领剧集中父亲形象的发展，从《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里的固执父亲，到《奉子成婚》（Married With Children）里愚蠢而浮夸的父亲，再到《罗珊娜》（Roseanne）里怯懦而虚弱的父亲，折射出这样一种变化：父亲的权威受到侵蚀。^[1]《黑道家族》的托尼直接在剧中发表了见解：“我们那个时代崇拜的偶像是真正的硬汉，现在的人有点痛苦不是去看心理医生就是上电视脱口秀节目，把自己那点破事嚷嚷得全世界都知道。最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我在想我的父亲。他从未像我现在这样成功，但是他似乎比我过得好。他有他的弟兄，他们都有原则、标准和骄傲。”

在美国大众文化领域，不仅父亲的形象被侵蚀，家庭的功能也被削弱。1950年代，美国“连续剧家庭”作为父母养育子女的样板而成为开路先锋；但是自1960年代起，家庭的核心价值越来越遭到弱化，大众传媒所“帮凶”的大众文化为青少年提供了精神资源与道德资源。《黑帮家族》混合了无情的讽刺与坚固的感情，它把无情的讽刺给了流行文化，把坚固的感情给了核心家庭。编剧大卫·切斯说：“真正使我迷惑的是，为什么一份英国报纸会对新泽西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戏剧如此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它在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反抗。”^[2]剧中的讽刺构成了反抗的语言，而剧中的核心家庭观是反抗之外所要树立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