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前十年，随着“9·11”、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混乱与焦虑，后现代主义电影的反讽显得不合时宜，好莱坞独立电影人一代开始对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感兴趣——
亚历山大·佩恩：《杯酒人生》（2004）、《后裔》（2011）、《内布拉斯加》（2013）；
贾森·雷特曼：《朱诺》（2007）、《在云端》（2009）；
乔治·克鲁尼：《晚安，好运》（2005）、《总统杀局》（2011）；
汤姆·麦卡锡：《双赢》（2011）、《人生访客》（2007）、《心灵驿站》（2003）；
乔纳森·戴顿和维莱莉·法瑞斯：《阳光小美女》（2006）。(www.xing528.com)
这些电影普遍表达了这样一个社会中真实的人类冲突，这些导演也成为一个群体，即所谓的“独立坞”（Indiewood）——好莱坞商业模式与独立电影制作的混合现象。2004年，著名独立电影导演亚历山大·佩恩在《综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独立宣言》的文章，宣告了这一悖论：“我们拍了25年美国电影，却不是关于美国人的电影。”他表达了好莱坞内心深处一个深切的艺术声明，唤起一个被遗忘的聚焦普通人生活的电影传统，它的社会责任是独立的、爱国的。
2004年，在“9·11”短短三年后，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爱国者法案》颁布——以牺牲公民自由换取更多国家安全，经济失衡最终酿成金融危机。此一时期，对关于人性与政治的电影需求在增加。亚历山大·佩恩在《独立宣言》中指出：“世界正在变成地狱。迷惑与困扰之际，人们通常会依靠艺术尤其是电影，寻找我们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背景和线索。”他特别强调了独立电影利用主流电影工业模式与更广泛的观众交流关于美国的故事，同时将这一叙事植入国家的文化意识之中。佩恩的文章呼应了好莱坞电影工业中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基本纲领——这一运动以21世纪之交诸如“焦点影业”“福克斯探照灯”等从主流片厂中独立分离为标志，一些主流片厂开始将他们对项目的艺术控制权移交给更年轻更没有名气的导演，他们旨在创作一些尊重观众的更人文智性的电影。
“独立坞”有一种独立精神但是也致力于商业成功，没有这个，就没有影响更广泛美国大众以及改变文化的机会。佩恩将“独立坞”的出现归结为两个原因：1.独立坞产品如《华氏9/11》（迈克尔·摩尔，2004）、《迷失东京》（索菲亚·科波拉，2003）等回馈给主流片厂以非常高的利润，获得十倍于预算的收入；2.观众对观看反映普通人真实问题的电影感兴趣——传统上，这是系于独立电影但是被更流行的逃避现实的电影类型所忽视的议题。
21世纪早期，上述导演用“独立坞”模式反映危机中的人性冲突。这些电影类型的跨度很大，从家庭喜剧到政治电影到情节剧，但是都使用了成功与失败的普通人视角。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也担当起在一个国家背景中的个体困境的寓言，不可避免地隐含了美国梦的观念，表达了美国梦的危机。共享的主题、工业模式、创造性方法使得这些导演组成了独特的一代，与美国新政时期致力于社会问题的好莱坞电影相仿——1930—1940年代的约翰·福特与弗兰克·卡普拉、后来是威廉·惠勒与金·维多，他们同样围绕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描绘了大萧条时期普通人的生活，摧毁了美国梦与繁荣的神话。
“独立坞”对美国梦的叙事的、社会的、文化的想象，主要包括八个方面：投射在国家危机背景中的家庭问题；解决冲突的希望与乐观；普通人的史诗；被威胁的公民权；对公民自由的政治干预；来自最早出现在新政时期的电影人物原型；使用了美国梦的典型叙事策略，包括旅行、边界与家园重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代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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