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奇幻/灾难类型电影：新世纪翻新与流行类型

现代恐怖主义与灾难电影分享了一种共通的情感策略：通过恐慌程式、经典悲剧来影响观众。紧随“9·11”，好莱坞经历了一个流行类型的翻新，尤其是动作、科幻/奇幻电影中出现了传统的入侵与灾难情节。这一现象使得电影人拓展出2001—2008年间社会恐慌的新主题：诸如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冲突，仇外与防御的危险，或预防战的后果等。

1972年9月，慕尼黑奥运会惨案，由卫星电视转播至全世界，为大众提供了这一修辞的首个恐怖主义案例。恐怖主义者遵循了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与《修辞学》中悲剧类型的策略，其在电影和古典戏剧中皆如是。这一策略包括创造一种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戏剧性效果，包括观众面对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时“恐慌”（phobos）与“同情”（eleos）双重情绪的宣泄或净化^[1]。

2001年9月，恐怖主义与视觉奇观之间的共生现象再次出现，只是这一次范围更大。而纽约与华盛顿的真实悲剧，又在2004、2005年分别于马德里和伦敦上演。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公民而言，过去习惯于通过媒体或电影来感知灾难，然而新世纪恐怖主义对其日常生活世界的侵扰打破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恐慌”成为一种可感知的威胁。在关于“9·11”电影的讨论中，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坚持这一观点：电影化地再现悲剧，将激发观众的情绪宣泄，反射出人们的英雄情结。同时，也将开启一条恐袭后政治反应的道路，尤其关于伊拉克战争：“某种程度上这些电影反映了一种反思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开始的需要，在如今异常黑暗的时刻以一种更英雄主义的气息来展现美国历史。”

在2004年一篇关于好莱坞与“9·11”的文章中，大卫·普特南严厉谴责道：“过去二十年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电影人没有开发他们媒介的情感力量尤其是刻画我们身边世界的能力。”“9·11”之后，大量作者注意到那些可怕的爆炸影像似乎更与当代电影而非任何想象的现实共通，动作与奇幻应当成为2001年后描绘“真实世界”的有效类型，它的人性与社会冲突也论证了电影人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2006年的两部电影——保罗·格林格拉的《颤栗航班》与奥利佛·斯通的《世贸中心》，是从不同角度对“9·11”事件的电影化重构：前者讲述了在世贸大厦遇袭的同一天另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航班坠毁的始末，后者重现了世贸大厦遇袭当天营救与自救的24小时。(www.xing528.com)

在2001—2009年间的流行电影类型中，社会恐慌成为戏剧元素与影射关键。好莱坞似乎选择了虚构来应对汤普森提出的戏剧性重构问题，通过流行类型诸如科幻惊悚、奇幻、甚或“9·11”之前的历史剧情片。“在这些虚构作品中，尽管避免了对悲剧的直接引用，但拥有一个致力于政治讨论的假设议题，解释了生活的复杂与暧昧，最终的解决通常意在缓和社会分裂，只不过总是打着娱乐的幌子而已。”以四部流行类型的电影为例，它们证明了斯皮尔伯格成为对“9·11”所导致的社会薄弱最敏感的好莱坞导演之一：《少数派报告》（2002）、《幸福终点站》（2004）、《世界大战》（2005）、《慕尼黑》（2006）。

在对“后9·11”美国社会的反映中，斯皮尔伯格不像保罗·格林格拉、奥利佛·斯通、迈克尔·摩尔（《科伦拜校园事件》2002、《华氏9/11》2004）等导演的纪录片那样，他始终创造着虚构的视野，远离了诸如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的真实场景。纵观其多样化的情节、类型与场景，斯皮尔伯格的话语可以被概括为五种映射方案：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之辩，北美社会仇外与防御的危险，面对外部威胁时源于永久恐慌的自毁影响，预防战对国家/国际的与家庭/社会的双重层面的影响，暴力复仇的升级使人类与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