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惊悚片的人物，经常是由隐匿的经济与政治权力所摆布的傀儡，所以主人公通常表现出与惊悚类型的常规特征相一致的状态：孤立无援，与敌人的力量不相称。破坏了日常秩序的事件常常是巧合发生：如在《视差》中，记者遭遇了一个重大阴谋，仅仅因为他碰巧在采访时目击了凶杀案的开端；《秃鹰72小时》中的主人公碰巧在走出办公室买午餐时，武装的男子闯进来杀了所有同事；在《摩羯星一号》（1978）中，三位主人公前往火星的营救任务失败，他们的太空船碰巧在重返太空时爆炸。
政治惊悚片的世界，由比个体的力量大得多的集体甚至是国家操控，因此削弱了主人公的个体能动性。美国英雄的传统斗争可能变得无意义，因为个体行动在一个现代世界中是如此徒劳。另外，这些政治惊悚片的悲观主人公，与腐败斗争的结果可能是面临着灭绝人性的挑战。在《秃鹰72小时》中，“信任的不可能，对他人的怀疑，妄想症，孤立无援”，迫使主人公进入一种“对人类同胞失去所有信任，最终落得日益孤独与恐惧的境地”。
好莱坞政治惊悚片的二元结构，还体现在受害者主人公与威胁性敌人的对抗——
1930年代，美国政治惊悚片中的敌人是无政府主义者、间谍、欧洲国家代理人；1940年代，敌人变成纳粹；冷战时期，敌人是共产主义者；1970年代，敌人甚至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如《总统班底》以《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揭露水门事件的调查报道为原型，曝光了美国政府的惊天大阴谋。(www.xing528.com)
1990年代，阴谋电影与一些“去政治化惊悚片”并存，倾向于动作/冒险类型，将政治作为身体暴力的借口。敌人也是多样化的：如《猎杀红色十月》（1990）中的苏联官员，《爱国者游戏》（1992）中的爱尔兰共和军活动家，《燃眉追击》中的拉美毒品贩子（1994）；进入2000年后，恐怖主义成为大部分电影中的典型敌人，尤其是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如《真实的谎言》（1994）、《最高危机》（1996）等。但是它们更倾向于动作惊悚片而非政治惊悚片，因为很少使用政治寓意作为戏剧前提。
敌人的另一个常规设定是“卧底”：一个渗透进内部的隐蔽敌人，旨在从内部颠覆美国政治体系。《满洲候选人》建立了这一范式，共产主义者的外来威胁似乎小于非理性恐惧的国内威胁。1970年代通过展现国内阴谋揭示了这一恐惧——敌人不仅存在于“内部”，而且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一分子。他的身份隐匿、意图不明、政治色彩模糊，因此促成了一种妄想及非理性恐惧的状态。
冷战开始后又出现另一种反派——“自诩的爱国者”。通过违反制度或基本权利或处置千万美国人的性命，来拯救国家。这些电影通常是对危险激进措施的警世寓言：《满洲候选人》对麦卡锡主义给予严厉警告；《华府千秋》（1962）强烈批评了政治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态度；《五月中七天》（1964）中，揭露了激进右翼试图以阴谋接管美国政府来回应“防止核扩散条约”；《美国最后之日》（1977）中，揭露了政府决定封锁越战不必持续的证据，成千上万美国士兵死去只是证明了美国在共产主义阵营面前的无情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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