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传记片始于1950年代的题材转型，于21世纪才在法国开启。传记人物不再是英雄或伟人或精英，而是倾向于明星/名流。一方面，早在美国发端的名流文化直到晚近才在法国发展起来，因此这个新现象也被视为法国社会逐渐美国化的征兆。如《头号公敌》中，当梅林第一次看到关于自己的新闻报道时，兴奋地喊道“好戏上演了”，之后宣称自己是“明星”。这与被《出租汽车司机》激发灵感而行刺总统的罪犯，以及行刺传奇摇滚乐队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的罪犯，有着如出一辙的心理逻辑：“我出名了！”
同时，21世纪的好莱坞出现了一批明星/名人传记片，不再注重生平俯瞰与史诗叙事，而是截取一个事件，以小见大展现真实人性：如《卡波特》（2005）聚焦在作家卡波特写作《冷血》的过程，刻画了其热衷名利与心怀悲悯、敏感而残酷的复杂内心世界；《我和奥森·威尔斯》（2008），选取了这个伟大的电影导演早年执导莎士比亚舞台剧《尤利乌斯·恺撒》时，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演员发生的互动；《我与梦露的一周》（2011），截取了梦露拍摄《游龙戏凤》时与一位普通英国青年的友谊，我们看到的不是光芒万丈的大明星，而是不示于人的脆弱和焦虑；《海明威与盖尔霍恩》（2012），展现了海明威与第三任妻子的情感纠葛，重点不在大作家而在他背后的女人；《第一夫人》（2016），首次披露了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杰奎琳悲痛而复杂的心路历程。
如今，法国在美国影响下进入了明星时代，开始投资在一些具有广泛国际知名度的法国名人身上，挖掘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能够输出自身文化优势的名人资源：如一系列关于时尚传奇香奈儿的影片《时尚先锋香奈儿》（2009）与《香奈儿秘密情史》（2009）等，以及《伊夫圣罗兰传》（2015）；关于哲学家萨特与波伏娃的《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2006）；关于作家的《莫里哀情史》（2007）、《萨冈》（2008）；关于强盗与黑帮传奇的《头号公敌》（2009）、《预言者》（2011）；此外，还有关于伊夫·蒙当、罗密·施耐德、格蕾丝·凯利等巨星的传记片计划。
在《究竟是谁的人生：作为当代电影类型的传记片》（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0）一书中，丹尼斯·宾厄姆对男性/女性传记片进行了对等研究，发现：较之“关于那些伟大的男人的电影”，女性传记片常常强调“一个成功女性的冲突与悲剧”，无论她的职业是什么，一个受害者的主题要多过一个幸存者的主题（有着持久职业生涯或非创伤性个人生活），强调伴随着女性职业成就的是对那些假定优先级（家庭，婚姻，母亲身份）的失去，同时著名女性总是被更有魅力更年轻的女演员扮演。(www.xing528.com)
这一模式能够在当代法国传记片中找到，即以戏剧性的好莱坞模式刻画追求独立的现代女性，但是她们追求理想的过程伴随着种种苦难，为了实现梦想，优秀的女人比男人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精神和身体上承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如《玫瑰人生》中，琵雅芙由于酗酒和吸毒而过早衰老是一条叙事主线，影片在她的现场演唱和人生悲剧之间不断切换：婴儿时被父母抛弃，少女时期怀孕流产；当她得知恋人死讯时，踉踉跄跄穿过公寓走廊，背景音乐响起《爱的赞歌》，她在门口站定，忽然穿过幕布上舞台，站在剧院观众前唱起《爱的赞歌》。在《时尚先锋香奈儿》中，在恋人博伊意外身亡后，可可才成为香奈儿，为了忘却痛苦而疯狂地投入时装行业，终成一代传奇。这种新的“戏剧化模式”重新发扬了传统上关于艺术创作的双重标准——男人创作的动力是出于个人天赋，女人是出于经历了爱与死的洗礼。
《头号公敌》的定位则是美式黑帮片，片中多次致敬经典好莱坞电影——德·帕尔玛的《铁面无私》（1987）、《雌雄大盗》（1967），还有马丁·斯科塞斯《愤怒的公牛》（1980）和《好家伙》（1990）。同时影片融合了美式动作戏与法式对白，对白偏向1950年代法国黑色电影。梅林不断重复他的黑帮信条：“我选的人绝不会反水。”被警方逮捕时，布鲁萨尔对梅林说：“警察从不多虑，说做就做。”梅林回答：“下一次不会有女人和香槟了，只有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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