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政治惊悚片是一种跨国类型、但欧洲电影在其发展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样,遗产电影(Heritage Cinema)也是一种跨国类型,但是诞生于20世纪末的欧洲危机背景之下。因此,关于法国传记片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一种认为它是在法国语境下产生的新类型,另一种认为它是一种进口类型(来自好莱坞)。
如同政治惊悚片容易被归类为更广泛的惊悚片或政治电影,传记片也容易被归类为历史片、古装片,如法国媒体几乎从未将“传记片”的标签贴在《罗丹的情人》上。美国学者拉斐尔·蒙万不认为当代法国传记片是好莱坞模式的翻版,而是将其归于21世纪法国遗产电影的衰微以及法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比如他以《狼族盟约》(2001)和《夺面解码》(2001)为例,认为这两部电影“从好莱坞借来了商业运作和美学元素,并成功与之抗衡。同时通过致敬法国电影遗产和流行文化,保留了法国电影的特点。”这些“美国风格”的法国后遗产电影时代的大制作,与“美国风格”的法国传记片一样,都体现了包括法国历史电影内在的身份迷茫:“在继承和割裂、模仿和特异的道路上迷失。”
遗产电影是对过去的怀旧,对过去投资也是“纪念精神财富”、培养新一代观影群体,同时也是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对抗、重树法国文化标杆。英国电影亦如是。遗产电影通常有经典文学中的角色或真实的历史人物,如《玛戈皇后》(1994)将女主角刻画成堕落贵族家庭的放浪女子,并没有还原历史上真实的玛格丽特;《莫里哀情史》中的莫里哀变成了自己喜剧中的角色;《拉封丹的挑战》中的寓言角色是拉封丹的情妇。当代传记片也经常选择20世纪的人物,也许是于危机时期逃避当下、追忆往昔。由于遗产电影和传记电影都是以当下价值观来诠释过去,二者的界限经常模糊。(www.xing528.com)
考虑到这一背景,法国传记片有过未被贴上类型标签的断续历史,也折射出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化主题的变化[21]:1930年代的传记片倾向于致敬甚至神化伟人,如“音乐家”《贝多芬传》(1937)、“伟人”《巴斯德》(1935);二战后的传记片依然以美化主人公、致敬伟人为主,如《文森特先生》(1947)塑造了英勇正面的男性榜样,有助于战后重建父权权威;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女性传记片,唯美的《文艺复兴的女神》(1953)和《美丽的奥泰罗》(1954)。1980年代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后,法国对“宏大叙事”丧失信心,传记片摒弃了美化英雄和民族主义,如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阿黛尔·雨果的故事》(1975)、阿伦·雷乃的《史塔维斯基》(1974),运用新的话语来处理历史,具有实验性。1990年代末法国“遗产小说”兴起,伊莎贝尔·阿佳妮联袂德帕迪约的《罗丹的情人》(1988)成为最著名的传记电影,此后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1999)也获得成功,巅峰是奥利维耶·达昂的《玫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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