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乔治·F·卡斯特的《传记片：好莱坞如何建构公共历史》（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2）之后，丹尼斯·宾厄姆的《究竟是谁的人生：作为当代电影类型的传记片》（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0），成为重要的填补空白的传记片研究。前者覆盖了196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后者分析了1960年代以后的好莱坞。一如乔舒亚·克洛弗所言“传记片是最受赞誉又最被低估的电影类型”，宾厄姆在开篇就指出了这一矛盾处境——“一个声名很低却备受尊敬的类型”，强调了这个对于传记片而言最突出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
宾厄姆将传记片视为一种非常灵活的类型，比如某些案例（如1968年的《妙女郎》、1988年的《迷雾森林十八年》）含糊其辞，旨在取悦太多观众市场，而另一些案例是兼具艺术性、创造性以及社会洞察力的传记电影（如《公民凯恩》）。从宾厄姆选择进行封闭分析的案例，可以看出传记片的不确定地位：一些属于最富声名且广受研究的作品（如《公民凯恩》《阿拉伯的劳伦斯》），一些则是极少进入电影研究但在艺术上富有野心的作品（如《我要活下去！》《天使与我同桌》），还有一些众所周知但是未被电影学者给予太多关注的主流电影（如1995年的《尼克松传》、2000年的《永不妥协》）。
宾厄姆的一个独创，是强调了女性传记片。根据卡洛琳·安德森的数据：只有28%的传记片是女性主角。而宾厄姆对比例不平等的女性电影的平等研究带来一种有趣视角，十八章分为两本“书”，一本是男性传记片，一本是女性传记片。宾厄姆涵盖了最易想到的传记片类型——艺术家与明星（古典音乐家、流行歌手、作家、电影人、画家）、政治人物（总统、政治活动家）、科学家、罪犯。(www.xing528.com)
案例之间的时间跨度，可以供我们观察美国女性传记片的演变。如《星光灿烂乐生平》（1968）与《妙女郎》（1968），此类电影的存在是为了荣耀它们的女性明星，是“地狱边缘的最后时刻”，之后便是新好莱坞对于女性主义的激烈反击——向男性群体倾斜、低成本、高度现实主义。到了1980年代，传记片再次处理女性主题，而这些女性主题更加冲突和不和谐。《迷雾森林十八年》这部平庸之作揭示了此一时期的类型趋势：女性传记片经常迎合主流诉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观念”的隐性表达，优先于塑造一个饱满复杂的人物[1]。
获得奥斯卡数项大奖的《甘地传》（1982），可谓史诗传记片的典范。然而进入21世纪后，传记片的趋势变了。不再做生平俯瞰的宏大叙事，伟大人物也被拉下神坛。我选取的案例即是两部革新性的传记片：《血色将至》（2007），《切·格瓦拉》（2008）。宾厄姆是第一个主张《公民凯恩》的首要类型应被视为传记片的人，他称其为“传记片历史中关键的类型演变事件”，而《血色将至》被评论界普遍与《公民凯恩》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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