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无所依》震撼观众，无意义杀人的必要性和影响力

《老无所依》创造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银幕反派^[9]。

面对受害者，他微笑地说：“先生，请别动。”随即用他标志性的气压枪在“先生”头上打了一个洞，干净、准确、骇人的谋杀。这个拿着现代武器的职业杀手，是一个诞生于“麦卡锡炼丹术”的造物，这个造物被世界的不确定性迷住了，他的魅力之处和骇人之处是同一个，就像一个次要人物威尔斯的介绍：“你不能跟他做交易，即使你给他钱，他还是会杀你。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你甚至可能会说他有原则。”

这个独一无二的杀手形象，他的原则超越了金钱、毒品或任何类似的东西，他无差别地杀人，既杀被指派的目标，也以同等的漠然去杀无关的局外人。警官贝尔相信善恶有报的必然性，而杀手会为他的受害者提供一种随机的硬币赌博，将命运的必然性悬于硬币正反面的偶然性上，他是这个新世界的上帝与魔鬼（god—like and devil—like）。哈维尔·巴登扮演的杀手有一种深度、黑暗的趣味，轻易就能体现科恩特质：黑色幽默，暴力，没有可辨识的情感，外加奇怪骇人的发型。

杀人的故事，包含着关于人性议题的深刻思想。无意义杀人尤其成问题，而《老无所依》无疑达到了巅峰，杀手被评为影史中最可怕的一个冷血杀手。“无意义杀人”的电影历史很早就开始了：1947年，理查德·威德马克在《死亡之吻》中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变态杀手；1953年，经典西部片《原野奇侠》中杰克·帕兰斯扮演了残忍的雇佣杀手；1955年，里程碑式的电影《猎人之夜》中的男主角，是一个杀人的巡回传教者，追逐两个无家可归的孩子；1962年，罗伯特·米彻姆在《恐怖角》里再次创造了一个恐怖的反派，1991年《恐怖角》被马丁·斯科塞斯翻拍，启用了一个新的坏蛋罗伯特·德尼罗——他在《出租汽车司机》里建立了扮演奇怪杀手的资历；1967年，是深刻暴露“无意义杀人”概念的一年，改编自卡波特轰动性小说的《冷血》是一个重要案例；而李·马文，在一部由那个时代最卓越的电影人拍摄的电影中变成了犯罪主角，无意义杀人的电影被他扩展了许多次；1973年，另一个神秘杀手出现，《豺狼的日子》中的国际刺客；最值得注意的无意义杀手之一，是《沉默的羔羊》里的主角汉尼拔博士；另一个经典案例出现在1995年，《非常嫌疑犯》中凯文·斯派西扮演的那个难以想象的足智多谋又冷血的大师罪犯。

最初的无意义杀人，大多由非人类生物、超现实人类、大自然肉食动物所创造，最终我们被人类自己所做的无意义杀人吓着。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为什么我们能做这个？如何停止它？如何控制它？如何对待这样的人？如何避免它发生在我们身上？很大程度上，杀人挑战着人性和道德观：电影里的杀人故事会让我们悲伤、恐惧，但是我们又着迷于被恐惧与胜利的双重刺激所引发的肾上腺涌动。^[10]杀人故事密集散布在电影史中，因此也有很多不同的杀人理论和造成杀人的情境。西部片、犯罪片、战争片、科幻片、恐怖片——这些类型的基本区别，也在于杀人叙事的多样化。(www.xing528.com)

吓住某些观众的杀手形象和杀人故事，却没能吓住另一些观众；曾经让人恐惧的恶魔，现在却引人发笑。观影感受的变化有时是因为重复削弱了即使是最可怕的恐怖，因为我们这些老练的观众早已有了很多经验。与此同时，对于“什么时候杀人有意义”以及“有什么样的意义”，不同的亚文化有着不同的观念。比如美国白人和美国黑人对辛普森谋杀案的进程和结果，就有着不同的评价，这种对抗可能来自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经济的或其他一些文化争端。随着电影技术提高、观影经验成熟，电影中无意义杀手的形象必须打动观众，电影的情境、动机和进程，必须使杀人有趣。

事实上，21世纪的前十年里好莱坞电影人生产了一系列严肃主题的严肃电影，只是公众没太关注。《老无所依》不是那一年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事实上那一年几乎所有最受赞誉的电影都没赚钱。然而，《老无所依》因它的杀手形象、它所激起的恐惧、电影所表现的荒凉世界如此独一无二，而赢得了一致的赞美——存在主义。科恩兄弟私人榜上犯罪小说家的圣三位一体——詹姆斯·M·凯恩（《双重赔偿》）、雷蒙德·钱德勒（《长眠不醒》）、达希尔·哈密特（《马耳他之鹰》）——创造了黑色电影原型。黑色电影的精髓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正是20世纪最受尊敬的文学对无意义杀人的哲学化处理，加缪那本公认的世纪小说《局外人》，在流行文化中、在硬汉侦探片的学术讨论中常被提及，它因《老无所依》重新焕发了活力。

照贝尔看来，根据硬币正反面杀人的杀手，标志着一种基本的缺失——灵魂的缺失。尽管贝尔没有定义灵魂是什么，但是贝尔与杀手的“角色并置”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认识到对自然对人类的伦理责任就是有灵魂的人，贝尔就是这一认知的缩影。小说结尾，他创造了一种与死去女儿的幻想关系：他给了她他希望自己拥有的全部美德。他还这样谈及妻子，“没有她，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最终描绘了他需要一个“他者”的伦理认知，对于贝尔，爱与美德只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中^[11]。当然，杀手认识不到这样一种伦理或形而上的义务。他是一种灾难性暴力的病态缩影。他声称历史就是一场抛硬币游戏，概率成为奇点。在电影里，杀人有时未被解释，事实上是无法解释。威尔斯言简意赅地描绘了杀手后说：“他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疯子杀手，那又怎样？”暗示了像杀手这样的魔鬼无法解释，并且因其无法解释而不可战胜。

2017年，由著名电影导演大卫·芬奇执导的美剧《心理侦探》（Mindhunter），可谓这一路线的延续。剧集根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约翰·道格拉斯和马克·欧夏克的著作《心理神探：美国联邦调查局系列犯罪破案揭秘》改编，结合了许多真实案例。道格拉斯深入研究犯罪心理学，逐渐发现：在1970年代肯尼迪遇刺、越战失败、水门丑闻等一系列事件背景下，社会现实的变化导致了犯罪心理的变化，如曼森家族的连环杀人案等。当犯罪不再以需求或贪欲为动机、当犯罪动机变得模糊而无法解释时，人们该何去何从？真相的暧昧不清，游走在灰色地带——事实上，这也成为新世纪之后诸多类型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