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影《朗读者》：没有受难场面的大屠杀隐喻

二战，大屠杀，是20世纪或许也是所有世纪的中心事件，被一代代电影人从不同角度进行表现与反思。1990年代思想界兴起战争原罪说，反思也从简单的正义与非正义，回到了生命本身。二战既是一部侵略史、杀生史，也是一部抵抗史、求生史，《辛德勒的名单》与《钢琴师》共同构筑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犹太人受难史诗。

《朗读者》（2008）则以一个全新视角，贡献了一个没有受难场面的大屠杀隐喻。这是一个崭新的故事：1950年代，德国柏林，某天年轻男孩迈克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生病了，偶遇汉娜，汉娜帮助了他。等恢复了健康，迈克来向她致谢。他们开始了一段不伦的激情亲密关系。她比他大许多，他还是一个学生。她喜欢他为她朗读，他朗读了许多名著。有一天她消失了，他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一次在法庭旁听，坐在审判席上的却是她，因战争罪行被判刑，她不识字，但她拒绝在法庭为自己辩护。迈克从少年变成了老男人，继续为汉娜朗读，录成磁带寄往狱中。快出狱时，他们见了一面。而后，她在牢房自尽。

看完电影，也许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汉娜是谁？我们遇到了一个难以理解的人。她对文学的热情何来？她对尊严的执拗何来？尤其是要以奥斯维辛集中营看护的罪名被打入牢狱二十年，她怎么还不开口说话？汉娜这个人物也让演员恐惧，她是一座很难攀登又必须攀登的大山。这个人物的情感刻度充满了挑战，一个不被自觉意识主宰的文盲女人，新奇的激情，激情隐藏的秘密，秘密背后的尊严，尊严之下的沉默，最终的文化觉醒，觉醒后的绝望。事实证明，温丝莱特登上了这座山，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其父辈参加过二战，在家里这个话题如同禁忌。德国是经历过大屠杀的国家，也是一个与自己过去的罪恶不断较量的国家。1970年冬，大雪过后最冷的一天，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成为“欧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1995年夏，科尔总理再次跪在以色列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而导演斯蒂芬·戴德利想在《朗读者》里表达的观念几乎是哗然的：大屠杀，始于一些普通人。他并非要为希特勒洗脱罪名，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这个观念太容易招来攻击，比如人们会认为汉娜代表着相当一部分无知者，他们被纳粹操纵，处于历史无意识状态，甚至将重大是非让渡于个人尊严。你可能会反问戴德利：那么到底是谁发动了大屠杀？应该是希特勒胜于看守吧？戴德利可能会回应你：成千上万人卷入了大屠杀的创造、维系以及军事谋杀。

这是本哈德·施林克的原著小说《朗读者》的主题，也是德国的一份沉重遗产。犯罪者未必是恶人，他们可能就是你的父母、老师和牧师。与纳粹有关的人数实在太多，从军人数1500万，法西斯团体中妇女成员230多万，6000多名女青年任集中营看守。到了战争最后几年，集中营全面深入整个国家的日常生活，被形容为“集中营宇宙”，大大小小的工、农、商和军火工厂，都利用集中营供应的免费劳动力。在战后德国，与纽伦堡大审判形成对应，德国人第一次把自己送上自己的法庭，1964年法兰克福审判是对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屠杀罪的第二次审判。

小说《朗读者》登上了《纽约时报》排行榜第一名，有些重振德国文学的意味。这个故事稀有得像个自传：施林克很像主人公迈克，做学生时参加过法兰克福审判，后来在纽约和柏林教法律，与人们探讨1950年德国发生的事情。但是施林克发现他访问的那些人没有告诉他真相，比如他们那些年是怎么过的，他认为有些事情需要与这一代人分享，于是写了这本书，并亲自为电影担任编剧。不过施林克年轻时并不认识一个汉娜那样的女人，他在工厂工作时结识了一些人，从她们那儿获取了汉娜的成分，又从另一些人那儿汲取了一些，在漫长的过程中她们共同形成了汉娜^[9]。(www.xing528.com)

《朗读者》在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与一个关于德国对纳粹迷恋的隐喻之间取得平衡，爱情的故事平行于德国的故事，男孩为爱过这个做纳粹看守的女人而感到有罪，隐喻着德国为对纳粹有过的罗曼情怀而感到有罪。纳粹杀害了一个种族的78%，78%的欧洲犹太人在二战中被杀，因此《朗读者》成为一个强大的隐喻。迈克对汉娜的复杂感情，正好隐喻着德国的年轻一代对大屠杀一代父母的复杂感情。

作家施林克就是这个年纪，1944年出生。导演戴德利也是这个年纪，1960年出生。他拍这部电影也是在为自己的同代人做一件事，这代人真的认为他们生于罪恶。迈克说：“如果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那么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汉娜想拥抱一下，但是迈克躲过了。迈克再爱汉娜是难的，而做那一代人的小孩也是难的，那不是他们的错，但无论如何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牵涉其中。有许多关于大屠杀、关于二战的电影和书，但极少有谁关心接下来的一代该如何生活在巨大的罪恶阴影里。所以，这个表面的“不伦激情”的故事，必须有一种代际差异，必须发生在一个战后出生的男孩与一个战时为纳粹服务的女人之间，这样的安排是有意识的，而非自传性。当代杰出的美国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曾说：是什么令大屠杀艺术权威？当我们相信它诚实时。是什么令大屠杀艺术诚实？当道德与美学不可阻挡地结合、你无法区分二者时^[10]。

异文化之下的人，也许感到这个故事遥远，但戴德利提出的这个深刻、严肃的问题，其实指向全人类：如果你是当下的德国年轻人，如何生活在一个后战争时代、后种族灭绝的社会？是否意味着不能爱你的父母？你如何能爱？这个社会如何向前？某种程度上，制片人波洛克把这部电影做成英语而不是纯粹的德语电影，是想让这部电影被全世界看到，被那些不熟悉二战历史的人看到，当然，它可能会与那些曾经发生过种族大屠杀的国家、发生过“真相与和解”的国家产生共鸣。

当有人抱怨新政权没有把所有的纳粹罪犯送上法庭时，图图大主教说：如果使用纽伦堡模式，那么治愈南非民族的创伤将成为不可能；如果那些白人都被惩罚，那么让他们参与南非的重建就会非常困难。因此南非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只要那些在旧制度下犯罪的人坦白自己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自从南非创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选择了这一非洲哲学来严肃地面对自己的历史：韩国设立过去事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处理韩国戒严时期的案件；加拿大政府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公听会，为“虐待原住民历史”正式道歉；利比里亚总统出席真相和解委员会听证，对她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向利比里亚人民道歉。“真相与和解”，也是《朗读者》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