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战争七年后，12部电影碰触了这一冲突，很多作品都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战争不言自明地把男人变成了魔鬼，而魔鬼是魔鬼政治的替身。它们更像第一代战争电影——二战电影，煽动有利于“我们这一边”的舆论。但是“我们这一边”好过“他们那一边”的事实，不会煽动观众更加爱国。
而2009年的三部伊战影片《拆弹部队》《信使》《兄弟》，也许只像名义上的战争电影，因为没有史诗的战争场面和膨胀的英雄情结。好莱坞是公众情绪的晴雨表，在美伊冲突到了第二十个年头时，潮流开始转向。美国人对伊战已经没那么多罪恶感和复杂情绪了，更多想供认和愈合。二战电影或许有逃避现实的倾向，但是这三部伊战电影以悲剧和痛苦平衡了英雄主义，更接近一个老兵的真实故事。
一战被广泛视为大屠杀，因此激励了好莱坞电影的激烈反战，如《西线无战事》；二战被视为一场对野心谋求全球统治的敌人的反抗，因此好莱坞电影在强调“战争是地狱”的同时也反映了这一高尚目标，如《晴空血战史》《黄金时代》；越战被广泛视为一场糟糕的战争，好莱坞恢复了激烈反战的立场，如《现代启示录》《野战排》。这些电影的主人公被塑造为拥有道德底线的人，被迫进行的杀人让他们恶心，也使他们值得我们支持。
《拆弹部队》远离了好莱坞持久的引以为傲的战争电影传统——要么明确反战，要么将战争刻画为地狱——一切取决于电影人对战争的政治观点。导演毕格罗坚持声称对美国在伊拉克的使命不持立场，不设政治议题，对战争也没有哲学趣味；而评论家赞美这部电影也在于它非政治地表现了战争。[7]詹姆斯默默重返伊拉克执行下一个任期，最后的潜台词是——战争是他唯一的选择，它迟早会杀了他，但显然也是他的救赎。疯狂的拆弹专家詹姆斯的故事，其实是关于任何战争、所有战争以及战争对男人的诱惑的。好战人士看到的是一个一天天拯救生命的战士，反战人士则以帝王般的傲慢对詹姆斯再次踏上旅程表示困惑。
每个老兵都不信赖战争电影，因为没有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战争电影。《信使》的导演曾是以色列军队老兵，知道老兵回家后感到惭愧，没人理解他们，他想讲讲这些事情。剧组将预告片和剧本放到军事博客里，越战老兵喜欢：“这部电影像我们自己。”因此影片得到了国防部和提供伤亡通知的专家的支持。几乎没有任何战争场面，导演看重的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那里往往才有最重要的战斗，真正的主角既非荷枪实弹的士兵，也非纵横捭阖的政客，而是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普通家庭。
《信使》是一个家园戏，有两个对我们而言也很新鲜的战士。托尼与威尔，从伊拉克战场负伤回国，被安排当信使——将美军阵亡士兵的消息通知给他们的家人。这无疑是一场心灵炼狱，也是迄今为止描绘伊战生活的电影中被忽视的一面。从头到尾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被唾骂和驱逐。威尔在送信过程中认识了失去丈夫的战争遗孀，两人坠入爱河。托尼让威尔别动感情，按照程序办事。威尔说，去他妈的程序，那是人！最后他们都意识到，无法斩断的是那种无休止的悲伤。威尔在战场上是猎狗、回到家是疯狗，这是许多士兵的写照。就像《拆弹部队》的詹姆斯一样，踏上战场就像踏上灵魂的不归路。虽然反恐战争的背景给这部影片带来时事性话题，但这个主题是永恒的。
《兄弟》翻拍自同名丹麦电影。哥哥是位意志坚定且有家室的好男人，弟弟过着玩世不恭的浪荡生活。哥哥前往阿富汗乘坐的军用直升机被击落，噩耗使全家陷入悲痛，弟弟开始填补哥哥的空缺，在照顾嫂子一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责任感。但是哥哥没死，他被塔利班俘虏，被迫亲手杀了战友。他回到家完全变了一个人，怀疑弟弟与妻子有奸情，坚持要回战场，最后进了精神病院。其实这是个古老的故事：一个男人上战场，然后消失了，另一个男人取代他的位置，然后丈夫回来了。荷马写的是特洛伊战争，《兄弟》是关于阿富汗战争。导演吉姆·谢里登经历过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他知道战争只会让一个又一个家庭充满悲伤。哥哥在阿富汗的经历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范围，已经不能用悲伤来形容。(www.xing528.com)
常规的判断是：伊战电影票房不会好，因为观众对它没兴趣；或者说在当下的时代氛围里，观众走进影院是为了醉生梦死、逃避现实的，伊拉克战争或阿富汗战争不是讨人喜欢的题材。因此，三部伊战电影只谈士兵不谈战争对与错，如此去政治化，也许有助于扩大观众群。它们的目的不是表达愤慨或抗议，伊战早已把美国观众弄得疲惫不堪，这一次终于可以毫无矛盾心理和罪恶感地观看这部电影了。当战争政治被搁置一边，开始认真对待故事，观众就能与之产生联系。
《好莱坞与战争》的作者大卫·斯洛克姆认为，尽管好莱坞电影有着自由主义的声誉，但实际上它也没有勇气说出煽动性的东西，不过是过滤掉战争所引发的可怕问题，保证观众与电影之间的影像契约是安全的，不能让观众被战争后遗症吓着。2007年的《反恐王国》像一部浓缩的反恐历史，给了精密的背景和语境。《拆弹部队》不担负政治，它的议题全部是心理的，寄居于詹姆斯内心深处。他对于其他队员是个谜，把炸弹残余放在床下乍看是病态的，但他视这些炸弹残余为一种提醒：那近乎杀了他的东西。他在情感上保持与妻子和孩子的疏离，却与一个12岁的伊拉克少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情感纽带。
《拆弹部队》中的士兵这样评论伊拉克人：“他们看上去都一样。”一如《全球化，性别，精神错乱：改写了21世纪战争中的身份认同》中的观点：许多处理伊战与阿富汗战争的电影都是跨文化改编，根据真实情形校准文本的真实性，修订了国际冲突的具体方面；创作者经常拒绝政治暗示，同时提升它们的虚构人物所面对的挑战的普遍意义，因此提出了21世纪西方文化中的国际政治与国家身份。[8]
《拆弹部队》的剧本是记者马克·鲍尔根据自己在伊拉克的经历所写，在中东地区实地拍摄（约旦安曼），成为第一部以精确方法还原美军在伊战中真实经历的电影。《拆弹部队》也是电影技术的胜利，为了给画面制造一种纪实风格，在拍摄现场总会有三四台甚至更多的便携摄像机出现。拍出来的胶片长达200小时，使用比率是100：1，超过了科波拉有名的“浪费电影”《现代启示录》。
摄影师巴里·阿克罗伊德的摄影机从不停止，构图、变焦、拉升镜头里的悬念和恐惧，把观众带进危险的伊拉克街头，与拆弹小组的工作合二为一。镜头很少将我们带离他们的视点，因此我们像他们一样体验着令人紧张的不确定场景。剪辑师则把影像逐字逐句分割为上千个短镜头，将观众与银幕动作的即时性绑在一起，我们就像嵌在士兵身上，感受到詹姆斯肾上腺素的涌动和士兵日常生活的恐惧，甚至不得不在封闭的防爆面具里粗重地喘息；在沙漠狙击的段落里，当一个士兵抱怨着看不见目标时，我们仿佛就是狙击手，透过虚焦的瞄准镜观察对面小房子里的敌人，在高热中模糊不清的影像让我们感到自己也产生了幻觉……好像我们第一次遇到如此拟真的浸入式导演风格，如同体验了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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