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与性别之间的复杂性，也可以反映在21世纪初的奥斯卡奇迹中——诞生了史上第一位最佳（女性）导演，凭借的却是一部战争（男性）电影。凯瑟琳·毕格罗执导的《拆弹部队》，被评为“迄今最好的伊战电影，也是近十年里最好的美国战争电影”[3]。
毕格罗强调了战争的独特的恐怖元素，用编年体讲了一个新鲜故事，比一般战争甚而又甚的高危战争。开篇是一个滚动的机器人，正在移除藏在一叠碎布里的炸弹，没能成功，美国大兵汤普森上前用手移动，笨重的爆破服看上去像个深海潜水员。突然危险遍布：一只山羊大摇大摆走过，美国大兵被当地人质问着“你从哪儿来”，一个阿拉伯屠夫站在动物尸体中间拿起手机。砰！汤普森死了。就这样，电影从头到尾紧绷着弦。
《拆弹部队》没有像传统战争电影那样刻画一群性格各异的士兵（暗示一个多元种族的美国），而是聚焦在三个突击队员身上：一个美军驻伊拉克拆弹小组，排除巴格达街头隐藏的炸弹；一天一天，他们与死亡共舞；时钟嘀嗒嘀嗒，走向一年的终点……拆弹小组的三个人：桑伯恩，一个训练有素、小心谨慎的黑人，未来想成为职业军人；埃尔德里奇，像个孩子，怯懦又惊恐，只想活着回家；还有他们的新头儿詹姆斯，一个放进影史也是绝对奇异的人。
詹姆斯不关心荣誉也不关心自己的安危，只是沉溺于肾上腺素和拆弹时的刺激快感。他快把两个伙伴逼疯了，他的随心所欲、胆大妄为使两个伙伴的配合变得非常艰难，尤其要确保失误为零时。他们对他既敬又恨，一次是危险的沙漠交火后二人摔跤发泄——詹姆斯骑在桑伯恩身上，桑伯恩用刀抵住詹姆斯的脖子；一次是詹姆斯带着两人在夜间小巷进行一场鲁莽的突袭，结果埃尔德里奇受伤，他躺在担架上痛骂詹姆斯。紧张的三重唱，一直持续到一年的使命结束。
作为战争电影的新成功，《拆弹部队》闯入了以前很少有人闯入的地带：一个男人头脑中的暴力禁区。年轻的拆弹专家詹姆斯，活在濒临死亡的体验中，挑战极限，走向深渊，以便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他是个危险的瘾君子。《拆弹部队》以作家海吉斯的话开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一种致命的瘾，战争是一种毒品。”对于海吉斯而言，《拆弹部队》的主人公就是疯狂的：“所有战争片都是一种战争色情！它们无法传递恐惧或真实，不是说电影人不该介入这类主题，但是不能错把战争电影当战争。”
因为迷恋战争电影而参军、上了战场才明白不一样的大有人在。另一部伊战电影《信使》中的威尔喜欢看枪战片，渴望上战场对着敌人的头开枪，后来见识了战争的残酷。“战争是毒品”——不是第一次被表现，但是第一次被如此真切地表现。自杀式袭击者爆炸后，桑伯恩吓哭了，“我讨厌这鬼地方。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每次出勤都是冒着死亡的危险去拆弹？”詹姆斯承认。但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回到家，他在厨房里对妻子絮絮讲着：“有人把货车开进伊拉克市场发放免费糖果，所有孩子甚至职员都跑过去，爆炸了，59个人死了，你知道，他们需要更多的拆弹员……”他乞求地望着妻子，但是妻子既不回应也不交流。作为妻子，你需要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多过一个好士兵。
那么詹姆斯需要的是什么？他的床下有一只盒子，里面是历次拆弹留下的“纪念品”，雷管、保险丝和炸弹碎片。片尾有一个精心的呼应，詹姆斯陪儿子玩耍，一只从玩具盒子里弹出来的小丑逗笑了儿子，詹姆斯说着儿子尚听不懂的话：“宝贝，你爱果酱，爱这个玩具，但是等你长大，你现在喜欢的东西可能变得不再特别，就像盒子中的小丑，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铁皮罐和一个人偶。也许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只会留下一两件东西，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下一个镜头——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服走在巴格达街头，踏上又一个365天。
玩具盒子里的小丑与詹姆斯盒子里的炸弹部件，没什么不同。有一天儿子会知道那不过是个铁皮罐，就像詹姆斯知道雷管保险丝不过是五金店里的破烂儿。但是通过它们，他们都知道了一件事：他们真正地爱过。詹姆斯在街头拆弹时无所畏惧、精明强干、沉溺于肾上腺素的迷人劲头，比起与那个与妻小逛超市、在麦片前无所适从的没精打采的居家男人，酷得多，性感得多，有力得多。女人会喜欢，男人会喜欢。这大概就是海吉斯所谓的“战争色情”。(www.xing528.com)
《拆弹部队》从士兵的视角思索了当前的英雄主义。毕格罗说：“我尝试找到为什么有些男人爱战争，以及在21世纪的战争中成为一个英雄意味着什么。”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极限体验》中探讨过：对于很多人而言，战争是一种极限体验。传统军事美德可能是病态的，但是也充满勇气与技能的魅力。比如电影《战争狂人》（1962）中的飞行员巴泽，操控飞机一如它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飞机象征着武力与性力量。女主人公达芙妮有一个理论——男人们假装战争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如离别、可怕的生存条件、死亡恐惧、失去朋友、牺牲等等），但是有些男人享受战争。巴泽是勇敢与技能的典范，但他冒险可能是为了个体而非爱国的原因；尽管批评了这种男人的动机，但是这种男人对于达芙妮而言是很有魅力和诱惑力的。
巴泽将生命冒险的价值确认为孤独的冲动的喜悦，值得为其生、为其死。像巴泽一样，《拆弹部队》中的詹姆斯更愿意待在战场而非家里，他站在超市的麦片货架前茫然无措，仿佛选择的艰难倒显得拆弹更简单。如果战争被机械化了，那么伊战更没有人情味，依靠高度训练的技能解除隐藏的爆炸装置，专业技术取代了身体力量，悬念取代了动作；超凡的勇气与技能，使英雄从适用于他人的规则与制裁中被豁免。詹姆斯就是最好例证：他甩开笨拙的机器人、拔掉碍事儿的对讲机，去他的防范与规定吧，让我跟炸弹清净待一会儿！约翰·赫西（John Hersey）对战争的观察是：士兵在战争中找到了意义，不是因为政治目标，而是因为它改变了他。在男人的战争叙事中，他们感觉战争是高度刺激和浪漫的；他们是战争热爱者，我们必须认知到他们的存在。
某种程度上，即使反战叙事也在渲染战争[4]。一战也许败坏了“爱国奉献”这一修辞的名声，但是英雄主义依然被赞誉。军事历史讨论了启蒙运动之后关于战争以及英雄主义的观念，军人开始书写他们的感受而非事迹，这一转变与爱国主义、宗教以及感觉论的后启蒙运动认识论相关——它们削弱了共同信念。后启蒙运动的认识论，从认知转为接受，从经验观察转向个体反应；它信任每个观察者宝贵的个体经验，个体士兵的经验比大众认知更权威。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发明了“肉体见证”（flesh-witnessing）这一术语，源自一战时一位法国老兵的话：“一个不能用他的身体去理解战争的男人，是无法对你谈论战争的。”因此关于战争新故事的核心信条是：那些没有亲历战争的人，通常无法理解这些体验也无法理解战争。他们重复着两种表达：1.战争无法描绘；2.为了理解战争，你必须亲历它。战争的无法描绘如今被视为“创伤后精神障碍”症候，但是在18世纪被视为无法言说的崇高：只有亲历过战争恐怖的人才能描绘它。尤瓦尔认为“崇高”是宗教启示的浪漫对应物，它取决于一个人所遭遇的内在现实而非超验现实，他的案例就是战争。《战争狂人》中的飞行员巴泽，将生命冒险的价值确认为孤独的冲动的喜悦，正是对战争崇高的积极回应。
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西线无战事》（1930）中，年轻人对敦促他参军的老师的批判性回应，揭穿了“英雄主义”这一修辞的真相：“重复着老一套，制造更多的年轻英雄，你仍然认为为你的国家而死是一件美好的事。”书卖得空前好，被视为最伟大的战争小说。它逼真地描绘了战争的秘密：恐惧、饥饿、寒冷、老鼠、泥泞……尤瓦尔称之为“唯物主义者的反战主义”——20世纪的反战主义者回忆录错在这样一种观念：在过去，战争之所以从未被如实报道过，是因为关于战争的真实报道足以摧毁它的英雄魅力。而“战争是极限体验”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无论战争被视为痛苦的还是刺激的，无论被贬低还是美化，它都是崇高的。战争制造了恐怖，改变了所有参与者的人生。正是这一体验建构了新英雄主义——我们将战士视为英雄，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所做的、所感知的都远远超过了我们[5]。
杰瑞米·雷纳（饰演詹姆斯）的表演是关键的，影片取决于他塑造这类罕见的战士的能力：无所畏惧地、单纯地扑向死亡和危险。杰瑞米称：“詹姆斯是疯狂还是有责任感？某种意义上，任何答案都是正确的。这个人在他应该在的地方，也许以牺牲当一个丈夫或爸爸为代价，但他在那里是为了他人和自己。”难以置信的使命，难以置信的专业主义——这是一场致敬，向坚守的勇敢的年轻男人致敬。
如同《西线无战事》（1930）的成功，不是因为对前线士兵战争体验的精准描绘，而是因为当前公众感受到被唤起的激情——这甚至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存在的。尽管恐惧，但是他们拥抱了这一机会并利用它表达了自己。这是《拆弹部队》关于士兵自身的理解，也是区别于其他好莱坞战争片之处：未将它的士兵视为悲剧英雄，没有展现他们的受难，没有悲伤的小提琴或自由的陈词滥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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