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的去人性化：揭示殖民主义话语的背后真相

越战电影是仅次于二战电影的战争片子类型，1977—1987年间的好莱坞越战电影发展为一种可辨识的风格，包括：《越战突击队》（1978）、《狼人部队》（1978）、《猎鹿人》（1978）、《现代启示录》（1979）、《越战先锋》（1984）、《野战排》（1986）、《早安越南》（1987）、《西贡突击队》（1987）等。

保罗·威廉斯在《越战电影类型中的美国白人阳刚之协商》（2003）中，考察了这一类型如何通过一种男性化/女性化的性别区隔，来表达帝国主义的种族话语。一方面，调动起白人特权话语中既定的东方女性气质，女性化的越南属于劣等种族，男性化的美国属于优等种族，一个强大的男性化的美国对应着一个柔弱的女性化的越南，象征着与政治上占上风的新右翼一起出现的美国男权主义。另一方面，白人美国的焦虑——其帝国扩张的衰落被认为始于越南，在越南的失败被视为美国影响力缩减的开始——是通过美国人易受东方的欺诈与虐待狂伤害来表达的。这一类型，一边颂扬着雕塑般完美强健的白人体格，一边展现着容易受伤的美国人对于白人种族劣势的焦虑。

“亚洲佬，真倒霉！”（What A Bummer for the Gooks！）《狼人部队》的这句台词，是好莱坞对美国版本的越战最幽默、最具洞察力的评论之一。帝国主义叙事本身暗示了这一点：借由一场以牺牲越南人为代价的战争，美国人发现了自身。当然，某些电影有意识地反抗将越南人表现为种族与性的“他者”这一类型拟定。但是将越南人表现为生物学上的劣等种族的类型惯例，使“种族”被复杂化为一个概念，好像应对“残暴行为”负责的变成了与美军作战的越南人。这里有一种假设：正是亚洲人的自卑感，滋养了美国的“全部种族战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提供了另一种语境：欧洲建构了一个神秘莫测、不可信任的东方，将东方人建构为无法“自我管理”，因此祈求白人父母的援助。比如，当法国抛弃了这个国家时，美国声称越南需要“美国开明的政治引导”。(www.xing528.com)

对于亚洲人的刻板印象有着种种修辞：烂泥、歪脖、斜眼、黄魔（gooks，slopeheads，slant-eyes，yellow devils）。《绿色贝雷帽》（1968）是关于美国初期军事介入的电影，对越南人的态度经常被以后的类型复制。这是第一部直接探索“不可见”的敌人的越战电影，将VC（越南共产党）编码为神秘的无敌的战士，同时也是狡诈的卑鄙的东方人。如在《现代启示录》（1979）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科茨上校对于越共的认知：“没有感觉，没有情感，没有评判，纯粹，完美，天才。”（No feelings，No emotions，No judgement，pure，perfect，genious.）科茨由此形成自己的战争哲学：越共如此恐怖，恐怖是因为他们强悍，强悍是因为他们凭借原始本能杀人。正是越南人的“去人性化”，使得他们最高效地杀人。美军眼里的亚洲人无法被视为人类，因此被合法化为他们蔑视、嘲弄、剥削甚至杀害的对象。

与越战电影一样，美国电视报道将越南人称为“施虐狂”，均承自已经存在的殖民主义话语。越南北方正规军是反美国的武装力量，实施游击战，像一股无处不在的威胁：他们不见踪影，他们无处不在。在惯常的修辞中越南人是抽象的，一如美国文化内部的问题——想象了一场战争，不计代价，背离了民主价值；越南变成了美国的“错误”，美国政治家、士兵在与美国文化的盲点搏斗，美国似乎无法把“越南作为一个真实的主体”来讨论。到了1980年代，在政治上崛起的新右翼改写了越战——不是美国输掉的战争，而是胜利被遏制的战争。里根的帝国主义军事复兴将越战修订为“崇高的事业”，这与乔姆斯基的警告是一致的：通过重塑或伪造对于过去的记忆，有效地遮蔽了对于今日世界发生了什么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