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贯穿好莱坞类型史。
因此,美国学者巴里·基思·格兰特的著作《疑影:美国类型电影中的阳刚协商》(2011)是一本亟需的文集,尤其在探讨战争类型与动作/冒险类型时。尽管谈及单一类型中的男权主义/男子气概的著述很多,但是这本书第一次在多样类型中揭示了男权主义/男子气概——包括喜剧片、音乐片、恐怖片、科幻片、西部片、青少年电影与动作片等。文集始于D.W.格里菲斯在情节剧《残花泪》(1919)中的男权主义/男子气概表征,终于凯瑟琳·毕格罗在战争片《拆弹部队》(2010)中对男权主义/男子气概的检验[1]。
格兰特的案例分析,选择了那些极大地丰富或聪明地挑战了一种类型传统的关键历史时刻、导演及电影。格里菲斯的《残花泪》不仅留给我们最持久的维多利亚女性形象,还有男权主义的二元视角。我们看到导演如何以剧情片范式建构了男权主义——兼具情感与道德的男人对抗不道德的男人,由此建立了一个影响了许多类型及很长时期的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格里菲斯建构这一传统的同时又质疑了它。因此,当大多数好莱坞电影内化了性别定义时,《残花泪》却成为这些电影中的异类,通过突出这一规则而使建构变得可见。比如细读蒙太奇——在“巴罗斯”的拳击场与“陈”对露西的令人压抑的隐秘欲望之间的镜头切换:当“巴罗斯”在欢呼的人群中如英雄一般行动时,插卡字幕显示了“陈”深刻意识到自己被视为对于白人女性的性威胁的危险,因此只能私下里表现他的中国男性气概——在种族界限之内,也是划定他的男子气概的界限。(www.xing528.com)
类型与性别的“协商”,揭示了类型及其性别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好莱坞在变化的文化语境中不遗余力地维护一种类型的性别意识形态,或不同的电影在其内部颠覆一种类型的性别意识形态。比如对科幻类型的性别意识形态考察:库布里克作为标新立异的作者导演,邀请观众自反深思,《2001太空漫游》(1968)自觉削弱了“作为流行文化象征的太空之旅所传达的男权统治感”。科幻背后的男权意识形态被殖民探险的故事所占据,挥舞着科学工具的男孩们进入了“生殖器形状的火箭里和如子宫般广袤黑暗的太空”。
这部影片的贡献在于削弱了男权掌控的逻辑——正是这一点,定义了这一类型。批判男权逻辑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是:切自猿的骨头,画外音以“空间站里人类第一个工具、第一件武器”,总结了400万年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个生殖崇拜与征服的延续。《2001太空漫游》的非线性叙事带给观众混乱、迷惑的观影体验,正是这场感知的盛宴挫败了我们对逻辑一致性的需求:一如我们无法掌控电影的叙事,我们无法也不应该以一种男权主义的方式掌控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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