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类型电影是一种集体文化表达的形式。大约每十年，就有一部电影既斩获票房又成为文化现象。《黑暗骑士》不仅跻身10亿元俱乐部，仅次于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在IMDB评分上，也一度挤掉雄踞榜首多年的《教父》。一如瑞恩. M（Ryan.M）与科内尔. D（Kernell.D）早在1988年就尖锐指出的：文化是政治的前厅。电影是一种症候治疗[7]。那么，荒凉暴力的《黑暗骑士》到底碰触了哪根文化神经而大热天下？
2009年初，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巴以战火在加沙重燃。有观察家称：世界是复杂的，对于以色列，哈马斯是恐怖分子；而对于加沙人民，哈马斯是自由战士。希伯来人出埃及莅迦南，杀光原住民，那是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也是流着血的地方。哈马斯的人体炸弹显然违背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混乱是今日世界面对的最大恐怖，所以《黑暗骑士》生逢其时地描摹了这个大时代的特征。阐释家可以轻易为它抹上政治色彩：“小丑”就是恐怖分子，是电影里的本·拉登。
2001年，“9·11”拉开21世纪恐怖主义的序幕——
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
2008年11月，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
2010年3月，莫斯科地铁连环爆炸；
2011年，1月莫斯科机场爆炸；7月挪威奥斯陆爆炸；
2016年，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连环爆炸，12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连环爆炸；(www.xing528.com)
2017年，3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爆炸；4月埃及亚历山大发生爆炸……
《黑暗骑士》是一部“后9·11”寓言，激起了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绝佳辩论。右翼迅速建立起布什与蝙蝠侠之间的相似性，他们将影片视为一曲赞歌，正如前总统小布什在反恐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与道德勇气。影片警告人们，不要出于恐惧、不幸和仇恨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在打击怪物时，必须小心自己不变成怪物；不要将道德代理人让渡给外来权威。然而，左派却好像看了一部完全不一样的电影：蝙蝠侠在监狱里打小丑，不是让人联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于恐怖嫌疑犯的审讯技术吗？电脑跟踪系统进入哥谭城的每一部手机，不是像极了布什任下所采用的“完全信息计划”吗？在他们看来，这部电影就像反战宣言——一场反恐战争，却为更多的恐怖创造了条件。尽管蝙蝠侠做了英雄之事，却始终游走在道德的刀锋边缘，这是非常危险的。他的爱人瑞秋的话意味深长，“古罗马遭遇危机时，人们推举出恺撒，但是恺撒再也没有交出权力”。
在类型电影中，社区和冲突都被惯例化了。最终，我们对所有类型的熟识似乎更少地依赖于辨认特定的场景，而更多地依赖于辨认特定的戏剧冲突，把它与行动和角色关联起来。超级英雄电影的叙事机制，是拥有超能力的英雄与威胁人类的邪恶反派作战。《黑暗骑士》作为一次深度写作，表面上以流行的娱乐方式来消遣观众，但是内在不以任何娱乐或游戏精神为卖点，它直入人心最深的恐惧。检察官哈维·登特发誓要捣毁哥谭城的黑帮，他高效地抓了500多个人，眼看光明骑士就要诞生、黑暗骑士可以退休，我们却迎来了诺兰创造的一个全新小丑。
安曼达·安·克莱因在《美国电影周期》中言说了我们对于类型变化与流行电影周期的社会可能性的理解：“不是指涉真实世界中遭受痛苦的真实的人，而是在以前成功的电影中可以找到的人物。”我们知道，在五十年历史中蝙蝠侠打击犯罪的首要武器是恐吓，但是《黑暗骑士》里的小丑变成了一个很难恐吓住的疯子。
如果你见过诺兰，很难觉察他对社会混乱的深层恐惧来自哪里。这位如日中天的英国导演如今在好莱坞过着富足宁静的家庭生活，与剧作家弟弟和制片人妻子一起工作，一切被自如掌控。他有着爱德华时代的老派时尚——西装外套，浆洗挺括的白衬衫和袖针。诺兰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两本护照，一本英国的，一本美国的[8]。我们揣测，诺兰谨慎的服装与护照，是对秩序的心理需求的外化。当我们还来不及弄明白他关于混乱的深层焦虑来自哪里，他就已经花了高昂成本，把自己最极端的恐惧给了小丑。那是一种对意志丧失、心理失控、变态疯狂的恐惧，我们称之为混乱，诺兰称之为小丑。当小丑的父亲一块块切割母亲时，看到吓坏了的儿子，父亲说了片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干吗这么严肃？！”（Why so serious？！）现在，角色位移。诺兰变成那个受到惊吓的小丑，小丑变成那位吓人的父亲，整部电影相当于小丑对着大家狂笑着吼了一声：“干吗这么严肃？！”（Why so serious？！）
小丑做了一个实验：在恰当的环境中，好人能够轻易变坏。他设置的伦理题是：一船市民，一船囚犯，谁先按下对方的炸药按钮谁就存活，如果谁都没按，小丑就会引爆两只船。雄心勃勃的检察官哈维·登特，因为厄运而放弃信仰——“在一个不讲正义的时代追求正义是荒谬的”。他的转变兑现了小丑的预言，那张被毁灭后的阴阳脸，隐喻了内心的分裂。
《黑暗骑士》之所以颠覆了传统超级英雄电影，在于它是现实的，或是“现在”的一个替代性现实。新蝙蝠侠不再像漫画里的英雄，而是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两难中做出几乎不可能的选择的人。也许美国人会问：这不正是我们的领导人今天所面临的情境吗？它提供了最具批判性的一些社会议题：与邪恶做斗争，到底被允许走多远？恐怖主义如何摧毁了曾经可靠的道德？2013年，斯诺登向世界揭秘了美国的完全信息收集系统。《黑暗骑士》的编剧乔纳森·诺兰（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弟弟），随后创作的美剧《疑犯追踪》如同电影的编外补充：电脑跟踪系统进入每个公民的手机，掌握着人们的即时行踪，政府只提取系统中与反恐相关的信息，而无关信息中的普通人便成为《疑犯追踪》的救赎对象。这只上帝之眼，正是乔治·奥威尔的“老大哥”（big-brother）。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将成为新世纪好莱坞许多类型片的主题指涉。
《黑暗骑士》掀起的文化波澜，最终抵达了哲学高度，凝结为一本《蝙蝠侠与哲学：灵魂的黑暗骑士》。20章里18章由哲学家写就，由漫画人物蝙蝠侠的虚构故事来回答神秘的哲学问题：人性、责任或者缺乏责任，自由VS宿命，社会义务，政治信托……[9]四年后，诺兰在《黑暗骑士崛起》中再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然是现实而非替代现实。《21世纪的超级英雄：电影中的性别、类型与全球化》一书，就考察了诸如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影响了“后9·11”时代的超级英雄电影，揭示了这些电影是如何插入并评论近期文化事件与社会趋势的[10]。
抵抗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暴动反映了霸权，它可以被当作改良的工具。同时，电影是好莱坞工业的商品、是全球化娱乐体系的一部分。想象一个超级英雄电影中的特殊代理人拯救这个世界，要比想象由一个真实的政治行动来实现它更为容易。不可否认，思想的力量可以将普通人转变为超级英雄，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政治行动不需要爆炸。一如艾柯所言：“这些超级英雄人物试图与来自生产他们的现实世界的社会问题作战，它的叙事试图抚慰与观众息息相关的焦虑和担忧。”超级英雄类型，也许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批评[11]。
事实上，超级英雄电影曾被批评为——包含了一种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表征。一如约翰逊（Johnson）所言：漫威漫画在历史上曾经整合了社会现实，创造了更为互文的冲突。这一倾向渐渐出现在电影中：人物变得更具主体意识，甚至提出了他们努力达成的“上善之道”。漫威电影宇宙开始追随这一更为传统的逻辑，因此近年的故事更多聚焦道德议题，批评了典型的诸如美国外交中的武力解决等。超级英雄类型呈现出价值与意义的复杂变动，当流行文化开始使用主流理想时——意识形态投射就强化了它的影响。这些电影展现了一种危机、一种矛盾，映照出当下的政治语境。芬兰学者罗德里戈·穆尼奥斯·冈萨雷斯（Rodrigo Munoz-Gonzalez）在《超级英雄是戴着面具的思想家？》中，也通过对当代超级英雄电影的分析做出如下结论：“超级英雄电影《钢铁侠》（2008）与《美国队长：冬日战士》（2014）暗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当下政治议题。当代大片呈现出在一种爆炸性叙事中处理重大政治议题的趋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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