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英雄电影：新世纪欧美类型电影揭示的新趋势

超级英雄（Superhero），是指美国漫画中的英雄角色，拥有超越普通人的特殊能力，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壮举，保护人民，与恶势力搏斗。随着21世纪的到来，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在电影中真实地表现超级英雄终于成为可能——历史上备受欢迎的漫画书的改编时代到来。因此，超级英雄电影成为新世纪以来最流行的类型之一，它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类型既能够为好莱坞赚钱也能吸引全世界观众。

起初，著名的漫画公司漫威向好莱坞主流片厂大量出售角色版权，好莱坞再发展出自己的版本；后来，漫威开始自己独立制作电影，因此造就了漫威电影宇宙。“漫威电影宇宙”以超级英雄电影为中心，依据一般叙事将不同的超级英雄分离，基于漫画出版物中的角色独立制作电影，因此也有机会在未来电影中集结起所有人物，如《美国队长》（2011）和《复仇者联盟》（2012）等。竞争对手的票房成功，使得DC漫画公司也有了一个相似的电影计划，这些现象暗示了超级英雄电影的新趋势。

为什么超级英雄电影如此受欢迎？一如托德·赫兹（Todd Hertz）在《为什么我们需要超级英雄》中所言：有人告诉过你吗——你可以飞起来！可能因为超级英雄能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当事情不可能达成时，我们希望超级英雄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这的确是超级英雄所做的，他们无私的英雄主义行动吸引着我们。事实上，他们映照出另一种类型的超级英雄，比一本漫画书或暑期档电影更崇高的东西——为我们奉献和付出所有的上帝之子^[1]。超级英雄电视剧出现在1940年代，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超级英雄电影被公认为是1978年的《超人》。进入21世纪后，超级英雄电影不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类型风潮，并且在“9·11”、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不确定性日益增大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反英雄趋势。

2008年，蝙蝠侠张开翅膀回归。回顾49年历史，我们跟随“韦恩”完成了从市民到义警的革命性转变。他无所不能，拥有军事艺术、侦探技能、装甲与军火、在法律之外打击犯罪来保护哥谭市民，并且还是亿万富翁和情圣……在他的“十字军”里，配备着充满良知的皇家管事阿尔弗雷德，一个愿意信任他的警察戈登，一个天才发明家兼企业运营官福克斯，一个童年的甜蜜爱人瑞秋，这是观看《黑暗骑士》需要知道的全部。

但是到了第五十个年头，蝙蝠侠累了。在平等主义的年代，英雄不再迷恋超级个人主义的伟大雄性，他们像我们一样有缺陷，也会把事情弄糟。超级英雄正在失去超能力，蝙蝠侠从肌肉和武器中获得力量，而不是拥有外星人的超自然力。他每晚出去为正义而战，被猎狗追击；当他脱下衬衫，我们看到藏在衣服下的伤疤，心疼地发现：这个男人会受伤，不是神。他真正想做的是收起战车，与心爱的姑娘平凡地生活在一起。今天的英雄，想成为无足轻重的人。

审视近年的美国流行文化，你会发现这个共同“症候”——反英雄。比如于世纪之交诞生的美剧《黑道家族》风靡一时，主角托尼·瑟普拉诺既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位黑帮老大，又是一个送孩子上学、照料母亲、周旋在家族与家庭之间谁也不敢得罪的可怜中年男人。他背叛过妻子，却绝不容忍情妇碰触他的家庭；他冷酷又平易，强大又脆弱，混杂着欲望、野心和谎言，是魔鬼也是天使。道德的模糊性增强了角色的复杂性，也加大了剧集的冒险系数；经由勇敢的制作人，我们得以看到美国当下电视剧对反英雄文化面貌的大胆刻画。(www.xing528.com)

2008年，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时的竞选广告，就借用了《黑道家族》的结尾方式——托尼正与妻子、孩子在餐厅用餐，一个杀手从隐蔽处将枪口对准了他……忽然屏幕一片漆黑。一方面，这一模糊结局令粉丝无所适从，一度疑惑是否全美供电系统出了问题，八年等来一片漆黑，不啻为美剧历史上最残忍的一次行为；另一方面，《黑道家族》以压倒性优势成为批评家最喜爱的剧集，如查理·麦科勒姆（Charlie McCollum）所言：“《黑道家族》从不屈服于电视习俗或常规的压力，给了我们辉煌的七季包括那令人发狂的绝妙结尾。”《黑道家族》的石破天惊，在于人物塑造、意义走向、道德评判上的模糊与不确定。这部剧集扩张了电视剧的艺术表达，它折射出这样一个重要思想——生命很少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而电视都太少还原这一点。^[2]

“托尼·瑟普拉诺”以男性反英雄形象启动了美剧革命，以致有评论家称，美剧历史应该这样划分：托尼前与托尼后^[3]。在《黑道家族》之前，电视剧人物主要分为好人和坏人；而托尼·瑟普拉诺使观众赋予恶棍一种值得同情的品质，这部剧为“忠奸人”（good-bad guy）创造了空间，带领我们进入道德的灰色地带。在他的引领下，又出现了女性反英雄形象。比如《从肥皂剧到〈黑道家族〉，戏剧如何逐渐地走向真实》一文，总结了美剧女性角色的革命——从完美的温柔妈妈形象逐渐转变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当大部分电视女性还是天使时，《冷暖人间》就已上演了小银幕上的早期罪人；《美国警花》则提供了一个与强奸、婚姻灾难、吸毒成瘾等作战的强人女警；海伦·米伦在《头号嫌疑犯》里扮演了一个在工作中克服性别歧视却又被内心魔鬼所困扰的侦探；《黑道家族》里黑帮老大托尼的妻子卡麦拉，虔诚又理性，她嫁给了黑帮、也嫁给了道德妥协。^[4]

在诺兰之前，蒂姆·伯顿执导的蝙蝠侠电影颇具风格，有着娱乐精神——1989年的《蝙蝠侠》，1992年的《蝙蝠侠归来》。当年轻的英伦绅士克里斯托弗·诺兰来到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变了。他用一部思想性大片置换了喜剧大片，大胆证明了常规可以被拒绝。《格里菲斯法律评论》的一篇文章通过细读流行文化文本来重新解读我们对合法性的概念，认为诺兰的《黑暗骑士》刻画的不是一个传统超级英雄——保守地补充一个旨在维护正义的法律系统、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秩序，而是一个批判了正义与合法性本身的反英雄。诺兰颠覆了传统超级英雄神话与正义、法律与合法性的叙事，“蝙蝠侠”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基督性的人物——因为在结尾他承担了检察官哈维·登特犯下的谋杀罪，因此《黑暗骑士》可视为对超级英雄电影崛起以及超级英雄作为法外义警之膨胀的一种基督论回应^[5]。

哲学家齐泽克深入考察了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中蝙蝠侠形象的演变：“三部曲遵循着一个内在的逻辑。在《侠影之谜》中，蝙蝠侠还局限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秩序：体系可以用道德上能够接受的方法来捍卫；蝙蝠侠只是一个都市义警的经典形象，他在警察无力为之的地方惩罚罪犯，但在行动中从不违背法律。《黑暗骑士》改变了这些坐标：为了捍卫体系，我们的社会不得不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我们不得不违反规则；蝙蝠侠的真正对手不是小丑，是‘光明骑士’哈维·登特、有进取心的地方检察官，同犯罪的狂热斗争致使他滥杀无辜，最终毁了自己。仿佛登特是合法秩序对蝙蝠侠威胁的一个回应：为了抵制蝙蝠侠的法外义警的斗争，官方义警比蝙蝠侠还要暴力，直接违反了法律。所以在末尾，蝙蝠侠承担了登特犯下的罪行。《黑暗骑士崛起》走得更远：登特得出结论，即体系本身是不公正的，为了有效地反抗不正义，一个人不得不转而直接反抗体系并摧毁它。^[6]”“

就像新一代独立电影人诺亚·鲍姆巴赫在《美国情人》（2015）里的讽喻：“美国人白天在政府机构上班，晚上做超级英雄，就像美国精神的本质——自己是自己的神话。”在《黑暗骑士》中，虽然心力交瘁的蝙蝠侠最终战胜了小丑，但是他骑着摩托车消失于暗夜的孤寂背影，第一次使超级英雄神话受了伤、去了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