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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研究的趋势-新世纪欧美类型电影

时间:2023-08-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类型是依据观众口味而波动的一个动态系统,随着类型的流行/过时,短期与长期制作趋势贯穿了整个电影工业。针对类型的文化研究,如类型与性别的关系。在奥尔特曼之后,安曼达·安·克莱因的《美国电影周期》是以类型历史为基础的坚实的案例研究,同时佐证了生产与流通的相关文献。另外,她所研究的类型周期明显是商业性的,因此这一研究给了电影制作人与营销人一抹亮色,从而对电影观众变幻无常的口味做出更直接更快速的反应。

类型研究的趋势-新世纪欧美类型电影

类型属于文化认知图式,通过为制作人与消费者提供一种可以共享的参考框架来支撑市场,在这一框架中产品被赋予了身份和意义。产品分类划定了产品的特征与制作人的行为,提供了产品的简介、惯例逻辑与决定产品生产的操作指南,使消费者可以借助分类而评估特定产品。类型是依据观众口味而波动的一个动态系统,随着类型的流行/过时,短期与长期制作趋势贯穿了整个电影工业。

从1970年代的结构主义、经过了1980年代的精神分析到1990年代的文化研究,当理论模型遇到特定电影文本,需要去检验、去运用、去寻找细微差别时,类型学就充当了一种合适的场域。如以后结构主义话语对恐怖片《闪灵》的特定影片的类型分析,此类研究繁多。

大致梳理一下以往的类型研究:美国学者托马斯·沙茨的《好莱坞类型电影》(2009)是迄今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对确立了类型历史古典好莱坞进行整体观照,归纳出好莱坞成熟的电影类型体系、类型电影制作的基本特性和文化角色等,总结出“类型性”——所有类型所共享的形式和叙事的特征。关于好莱坞与类型电影的研究,还有史提芬·尼尔的《类型与好莱坞》、巴里·朗福德的《电影类型:好莱坞与其外》等。

此外,也有针对单一类型的研究。如乔治·F·卡斯特的《传记片:好莱坞如何建构公共历史》(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2)以及丹尼斯·宾厄姆的《究竟是谁的人生:作为当代电影类型的传记片》(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0),是对传记片“这一持续流行但被严重忽视的电影类型”进行研究的重要著作。

针对类型的文化研究,如类型与性别的关系。如保罗·威廉斯的《越战电影类型中的美国白人男子气概》(2003),是在单一类型中对性别意识形态的透彻研究。巴里·基思·格兰特的著作《疑影:美国类型电影中的阳刚协商》(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1),则在多样类型中揭示了男权意识形态的表现机制,包括喜剧片、音乐片、恐怖片、科幻片西部片青少年电影与动作片等。再如皮特·索尼尔的著作《21世纪的超级英雄:电影中的性别、类型与全球化》,对新世纪流行的超级英雄电影做出的文化研究。

关于更为广泛适用的类型理论的研究,最近的一部主要著作是雷克·奥尔特曼的《电影/类型》(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9),它将我们对于类型的认知重构为一种历史现象。历史的、以实证为基础的批评,似乎比主导了过去几十年的笼统理论著作成为更流行的方法[4]。在奥尔特曼之后,安曼达·安·克莱因的《美国电影周期:重构类型,投射社会问题,定义亚文化》(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1),以下简称《美国电影周期》,是以类型历史为基础的案例研究,佐证了生产与流通的相关文献

学者莫茵等赞同奥尔特曼的语义—句法—实用的研究方法,以此来分析类型影片的原有特征。莫茵指出,过去研究者给电影类型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和仪式化的两种解释:意识形态理论认为观众观看电影的快感来自怀疑,也就是电影有一种强制的、支配性功能;仪式化理论恰好相反,认为观看电影是自由的,把观看电影的快感视作构建共同体与加强文化信仰。莫茵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假定了同质化的(或不加区分的)观众。

在奥尔特曼之后,安曼达·安·克莱因的《美国电影周期》是以类型历史为基础的坚实的案例研究,同时佐证了生产与流通的相关文献。克莱因的案例研究,兼收并蓄了短期流行但现在已被遗忘的类型,包括1920年代的情节剧黑帮片、1930年代的《一世之雄》、1990年代的贫民窟动作片等。当然,也可以从她对电影的深度解读、对其文化与工业语境的分析中,发现电影学者对于这些特定周期类型的兴趣。书中吸收了大量研究资料,包括文献、新闻报道、电影批评等,这也得益于奥尔特曼在类型研究中的“实用”转向:从阐释电影类型的意义转为挖掘类型如何产生意义。通过考察类型的生产、推广、发行与接受以及它们子类型的电影周期,来突出一个总体论断——好莱坞与美国电影文化的实践没有提供深层结构或症候阅读。

克莱因将奥尔特曼的实用方法发展到一个更微观的层面,聚焦在短周期而非长周期类型,演示电影周期如何提供了“文化在单一时间点上的微小而细节化的快照”。类型研究往往要忽视相互冲突的案例或掩盖变化来创造更为一致的全貌,但是克莱因对于类型周期的微观化研究,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拒绝传统上类型历史与演变的线性模式,可以使我们更细致地观察单一电影与出现在短周期内的类型规律之间的差异。另外,她所研究的类型周期明显是商业性的,因此这一研究给了电影制作人与营销人一抹亮色,从而对电影观众变幻无常的口味做出更直接更快速的反应。(www.xing528.com)

克莱因的每个案例研究都提供了一个结合了文本语境的制度化类型周期的历史,以及对面向特定观影人群的特定电影的社会表征与文化准则的细读。例如对《死胡同里的孩子们》(Dead End Kids)电影的分析——人物如何出现在聚焦于城市犯罪、贫穷、缺少机会的社会问题电影中,但是它们的流行变种为一种喜剧语境,在一种自反消解中处置了社会议题。同样,她对1990年代贫民窟动作片的讨论,考虑到它臭名昭著的暴力语境以及过度吹嘘的暴力恐惧,结合了影片《街区男孩》以及黑人街头犯罪电影《威胁2:社会》的市场宣传材料,强调了宣传策略与观众行为使与类型周期相关的文化意义具体化了。

我们可以看出:电影与类型的互文性、准拟性,形成了类型的分类准则,当某一类型市场趋于饱和时,将让步给另一个热度趋势,这一热度类型被复制直至消耗殆尽。克莱因的研究聚焦在廉价低俗的B级片的周期模型,是否暗示了这一电影类型是一个有限范畴?比如她所忽略的1980—1990年代富有声望的文学改编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这类电影以莫谦特·艾佛利制片公司(Merchant Ivory Productions)拍摄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告别有情天》等为典型,是一个归属于中档或高雅的电影类型的案例。这些电影迎合了一个可预测的更赚钱的观众市场,依赖生产规律,改编既有内容,使用稳定的卡司与班底,具有连续风格。这样的声望电影可能暗示出:即使作为一种市场驱动的类型,电影仍可以提升自身的品质与独一无二的艺术性。

克莱因所研究的类型周期明显是商业性的,其革新在于粗鲁的效仿而非追求类型内部的精妙差异。而本书的类型选择更具广泛性和主流性,案例选择倾向于作者与类型的结合、倾向于拒绝类型常规的具有原创性与革新性的作品,考察其在类型内部带来的精妙差异与独特经验。一方面,使类型研究更具前瞻性;另一方面,为类型创作提供新参照。

【注释】

[1]REDFER N. Genre trends at the US box office(1991—2010)[J].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2012,31(2):145-167.

[2]SOBCHACK V. Sci-Why?:On the Decline of a Film Genre in an Age of Technological Wizardry[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2014,41(2):284-300.

[3]REDFER N. Genre trends at the US box office(1991—2010)[J].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2012,31(2):145-167.

[4]KLEIN A A. American Film Cycles:Reframing Genres,Screening Social Problems,and Defining Subcultures[M].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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