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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水利文化:公民呼唤,商人回应

时间:2023-08-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21年辛酉水灾,暴露了宁波平原严重的水利隐患。这份“先斩后奏”的备案文,实际上表示了“公民”对地方政府的谴责与轻视,“不忍坐视”则点出了商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县知事于同月二十日批文,也只是表示“热心公益至堪佩慰,应准如呈立案”。1922年春,“东西管两乡人士,会议办法,先设筹备处募款”。其中,周炳文在1922年水灾中,除自己与二子坐贾上海因而幸免外,全家8口均罹难,因此不惜捐巨资建水利。

宁波水利文化:公民呼唤,商人回应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朝政不修,地方官一年数易,地方财政枯竭,本应担当水利建设重任的地方政府无心也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宁波水利工程修筑的责任主体由官方过渡到民间的趋势更为明显。

清末以来,号称关系鄞(县)奉(化)镇(海)“三邑七乡水利”的东钱湖再次受到地方社会的高度关注。由于水草滋蔓,沙石冲积与沿湖居民侵占,当时东钱湖湖水容量大幅减少。有鉴于此,1912年鄞县土绅王世钊等发起组织“三县浚湖联合会”,1914年改组为湖工善后局,“并呈省道以鄞县螟晡捐年五百四十元为经常费,其事业费则以募捐办法筹集……于民国五年将全湖一度测量,制有草图,并经办理订界、修塘及取缔侵占湖地等工作”。差不多与此同时,镇海旅津商人陈协中出巨资在东钱湖青山岙设立湖工局,先浚梅湖,次及全湖,历时3年告成,计用银圆4万。1913—1914年,为疏浚东钱湖奔走呼号20余年的鄞县士绅忻锦崖集资浚梅湖塘、粟木塘、方家湖塘。1914年,镇海庙河由李郑氏出资修浚。1916年起,奉化松岙乡人卓慈等筹资3万银圆重修该乡主要海岸防线嘉和塘,历时五六年乃成,塘顶高1.1丈,长360丈”。1919年,镇海西大河由邑人方骏萃、方舜年、方积钰、方积琳、陈兰生、林修华,慈溪人童悟邻等捐资复浚,共用2.8万余银圆。

清末鄞县士绅忻锦崖要求疏浚东钱湖的奏本及附图

进入20世纪20年代,宁波一地更是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大小工程不下几十处,耗资数十万元,可以说是宁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治水活动,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社会成为当时水利建设的主导力量。宁波商人不仅是许多水利工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更是水利工程赖以进行的最重要支持力量。

1921年辛酉水灾,暴露了宁波平原严重的水利隐患。“水利之失修者二百余年矣,其乡之贤者忧之,民国十三年春,乡人会而议于社……论以张君申之主其事,周君炳文、施君竹晨副之”。随后发起该工程的朱炳蕃、张申之、周炳文等18名商人,以“公民”的名义报政府备案:“南塘河亘鄞江、章远、同道三乡……流域之长于县境为第一。岁久失修,河身日浅,于各区农田水利、舟楫交通、居民饮料均有莫大之损害,公民等不忍坐视。于四月二日约集就地绅商,在湖西竹洲会议疏浚办法,佥以兹事体大,非合群策群力不足图功。当经议定,先设筹备处于郡庙后体仁局,定名为鄞县南塘河浚河筹备处”。这份“先斩后奏”的备案文,实际上表示了“公民”对地方政府的谴责与轻视,“不忍坐视”则点出了商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县知事于同月二十日批文,也只是表示“热心公益至堪佩慰,应准如呈立案”。

在南塘河以及鄞县其他水利工程建设发挥核心作用的张申之长期担任鄞县水利局局长。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曾创办“商营通用汽车公司”,辛亥年间任宁波军政分府财政部部长,后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和宁波旅沪同乡会办事处主任,与宁波、上海商界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是一个商人兼社会活动家。

几乎与鄞县如出一辙,1921年辛酉之秋,镇海后海塘“受风潮崩溃决裂,险象环生”,朱忠煜等十余位绅商“联名呈请县令盛鸿焘转呈省道派委履勘估工,筹款兴修”,提出“此次修筑海塘,工程浩大,非精思密虑、详细勘估,不足以凭研究,非群策群力筹集巨款,不足以资进行”,表达了“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的心情。在此情况下,原来“苦物力凋敝,无以作始”的盛鸿焘“乃合县人傅宗耀、盛炳纪、李征五、方积蕃、洪成琪、乌人圭、董杏生等为塘工协会”。

近代宁波商人治水重要人物董杏生

“主其任者”朱忠煜曾担任镇海商务分会首任总理,一贯热心社会公益,凡县内公益事业如筑塘、修桥、铺路、掩埋路尸、抚育孤儿等无不参与主持。1922年春,众议大修后海塘,朱氏主其事,晨夕筹划,亲临督导,辛劳得疾,仍拖病扶杖,蹒跚巡视。塘工协会成员中,除乌人圭身份不明外,其余均为沪上镇海籍著名商人,其中还有沪上著名工商家族——小港李家与桕墅方家成员。

后海塘的顺利开筑极大地鼓舞了镇海民间社会兴修水利的积极性。1922年春,“东西管两乡人士,会议办法,先设筹备处募款”。同年10月,修浚中大河河工局成立,推朱忠煜为名誉主任,其余除县议会议长周汝磐与西乡自治委员刘岳竣、胡阮卿为正、副主任外,工程主任、捐务主任及大部分财政维持员均由绅商担任。显然,商人不仅是各项水利工程的首倡者,而且主持诸人也多为深孚众望的商界人士。

20世纪20年代印行的《镇海东西营中大河河工始末记》

在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穷态毕露”时,兴修水利工程的绝大部分费用由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社会承担。为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它们走出了一条社会化民间筹资的道路。

商人的社会筹资大体上有三种方式,首先是面向全社会(主要是商界)募捐。如南塘河浚河筹备处在《疏浚鄞县南塘河募捐启》中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号召:“同人等生长是乡……愿宏力薄,譬平地之为山,等九仞之一篑,敢效将伯之呼,原乞解囊之助,庶几众擎易举,大功用成,流泽所被利赖靡穷,皆出大君子慷慨急公之赐,他日志乘表功,方且于王、段(指唐代鄞县令王元暐修它山堰、清代知县段光清浚南塘河)二公并垂不朽。”

为提高人们捐资修河的积极性,南塘河浚河筹备处(后改为浚河局)又颁布《永镇祠劝功会简章》,规定在纪念清初著名治水地方官周镐的永镇祠内,为捐募者立长生禄位(死者立栗主),在捐款总数中提留5%存储生息,以充每年祭祀之用。并规定凡捐200元以上者或募捐1000元以上者附祀本人,凡捐500元以上者并附祀其父,捐1000元以上者并附祀其祖其父。

募捐工作得到了本地与旅外宁波商人的大力支持。18名发起人率先示范,“今兹役,周君炳文、孙君梅堂实始创议,并与徐君永炎各斥资巨万”。周、孙、徐均为发起人中的旅沪宁波商人,他们各捐资1万元。其中,周炳文在1922年水灾中,除自己与二子坐贾上海因而幸免外,全家8口均罹难,因此不惜捐巨资建水利。沪上其他宁波商人也闻风而动,结果“统计其数,占全收入三分之一以上,冯(止凡)先生复力主以同道公会公款全数拨入,特此伟大之经济力,树全部之中坚”。所谓同道公会,即上海的宁(波)、绍(兴)、台(州)道同乡公会,以宁波商人为中坚力量。1922年春,镇海东西管中大河众议修浚后,即“组织募捐团会,分别担任捐集,除向就地殷富劝募外,其在各埠筹备者,甬上则为余均,上海则为董杏生、傅德慷,津汉等处亦分头筹募”。到同年10月初河工局成立时,旅沪、汉、杭、甬各埠同乡及就地诸绅商认定捐数已达9万余元。(www.xing528.com)

时人所绘朱忠煜巡视水利工程图

(镇海区档案局供图)

其次,根据“谁得益,谁出钱”原则,征收事先商定的专项税捐,按利之所及征收田亩税、铺户捐、交通捐等。如疏浚南塘河时,筹备处“两次派员实地调查,沿河两岸直接灌溉之田亩共计2.02万亩,应在纳捐之列。旋于本月十八召集鄞江、章远、同道三乡人士会议,并蒙知事莅会,公共决定派收浚河经费每亩银圆二元整,其小业户(指向拥有所有权的大业户租人土地,再租给佃户以收租谷者)每亩另收银五角,以一年为度。并先期印发通知书,知照各大小业户,限于本年晚租时一律缴清”。铺户捐主要开征南塘河沿岸段塘至鄞江桥8个集镇的商店铺户,“拟即其新用伙友及工人之多寡定捐率之轻重……沿河各处商店工场,每用伙友或工人一名,即纳浚河费一元,由局派员征收”。交通捐征收系根据船户“营业所得之多寡以定捐款之等差”,对于鄞江桥一带常年航行于南塘河的船户,定载20吨的“百官船”每年捐银圆6块,载重5~6吨的平底驳船“乌山船”每年捐银圆3块;此外,大滩船载石料者捐银圆2块,小滩船捐银圆1块。杂捐则分发捐薄,责成各董事募集之。镇海疏浚中大河时,也决定对沿河两岸田地征收亩捐,其原则是“舍佃户而取诸业主”,为此制订调查田亩规则,然后派员进行“实在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亩捐征收工作。

今日南塘河

向社会筹资的第三种方式是积极争取中外慈善公益团体的支持。如1922年镇海修浚后塘河时,“其费由华洋义赈会项下拨给充用”。此事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得力于以旅沪著名镇海商人傅筱庵为主任的后海塘上海塘工协会的积极争取。当时傅筱庵兼任上海华洋义赈会司库,曾多次向该会捐资,在义赈会内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利用这一身份,积极争取华洋义赈会对镇海后海塘修浚工程的支持。“傅君奔走呼吁,冀分余泽以佐材费,而会稽道尹黄君庆澜亦以为请,黄君素著仁闻,所言尤取重宾朋,于是浙海关税务司甘福履赞其议,卒借赈余得银币十余万。”

上海华洋义赈会拨款不仅数额可观,而且相当及时,仅1922年6月前后,即一次拨来修理塘工款计8.6万元,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由于经费比较充裕,还同时修浚钩金塘、海塘河,“同时钩金塘亦修理完工,又于甲子年二月修葺海塘右段东自济生亭起西至包家路止,七月竣工,计长鲁尺507丈,用款1.45万有奇。”

1923年出席镇海后海塘工程落成典礼的镇海绅商合影

(镇海区档案局供图)

而差不多与后海塘同时进行的镇海万弓塘修浚经费也基本上来自于华洋义赈会拨款。1921年秋,镇海风雨为灾,万弓塘“塘身多崩坍,岌岌可危”,当东管乡自治委员刘炎昶“首报县,请履勘议,培塘身以御海潮而费巨无可为计”时,旅沪镇海商人傅德慷“自申函告,称华洋义赈会有以工代赈例,盖以是请,乃驰函旅沪同乡会,转商义赈会拨款”。在各方努力争取下,终获华洋义赈会的大力支持,“是役经费前后向华洋义赈会拨支2.98万银圆而大功得以告成。三乡实利赖之”。

近代宁波商人治水活动不仅有效地破解了近代宁波水利事业由于政府缺位所造成的困境,而且推动了水利事业的近代化进程。这是宁波水利史上的精彩篇章,其以商人为主的民间社会治水模式在中国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对于当代水利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也有其启示意义。

【注释】

[1]图片来源:鄞州区档案局.鄞州寻踪[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

[2]图片来源:鄞州区档案局.鄞州寻踪[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

[3]图片来源:缪复元,等.鄞县水利志[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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