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水利文化：古代水利事业发展历程

追根溯源，宁波的水利史要从史前的河姆渡文化说起。7000多年前，宁波的先人在余姚河姆渡一带引水开田、培植水稻，木构水井、以利汲饮，并留下原始舟楫、渔猎航运的遗迹，从此有了河姆渡文化。这是智慧的宁波人建设水利设施的开始。河姆渡文化并不是河姆渡地区独有的，它还包括鄞州芦家桥、董家跳等地在内的宁波平原最原始的文化遗存。1973年，在鄞州古林镇芦家桥村发现了河姆渡第三层的文化，距今约5000年。这里最惊人的发现是先人编织的芦席，用作房屋的墙壁以挡风避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并将他征服的疆域分为36郡，郡的建制下是几百个县。在宁波平原上，秦王朝在这里设置了3个县，即鄞、鄮和句章。在远离中原的鄙远之地，在人口稀疏的东夷蛮疆，居然设置了3个县，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举措。但此后宁波一地的发展一直受到水利条件的限制而举步维艰。

句章古城遗址远眺

从秦、汉到隋代，宁波一地主要属于会稽郡管辖地。也就是说，期间800余年里，它的行政中心一直在今天的绍兴。背后的故事是，宁波平原虽然在海退中成为陆地，但是遍地沼泽，土壤充满盐碱。宁波城要想发展繁荣起来，显然还要等到蓄淡防潮、泄洪排涝的水利工程完成以后。

唐武德四年（621），置鄞州，设治于三江口，这是宁波建州之始。可惜，因为供水的问题没有解决，4年后，鄞州被撤销了，宁波第一次设州失败。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中央政府在鄞江镇设置了一个州级建制。因为这片土地上有著名的四明山，就命名这个州为“明州”。下辖鄮县、奉化、慈溪、翁山（舟山旧称）4个县。明州的设置对于宁波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此这片土地脱离了越州的管辖，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唐大历六年（771），明州让鄮县先行，将县城搬到了三江口。又过了50年，三江口地区已具备成为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条件，明州的州城也不安于设置在偏僻的山口鄞江。于是，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城也从鄞江镇搬到了三江口。不久，明州刺史韩察便建造了一座面积并不太大的城池——子城，也就是宁波的内城，今天的鼓楼就是子城的南城门。

明州城虽然完成了搬迁，但也还没有解决淡水的供应问题以及防洪排涝问题。直到12年后，一位叫王元暐的鄮县县令出现。尽管在王元暐之前，许多朝代、许多人都兴建了杰出的水利工程，如汉代筑梅墟塘和杜湖、白洋湖等湖泊，以蓄水灌溉；晋代凿山阴运河，成为浙东运河之始等；从唐代起宁波更是开始大规模修筑水利工程，并留下了许多治水名人，在王元暐之前的王君照、陆南金和储仙舟分别修筑了小江湖、东钱湖和广德湖，都堪称彪炳史册的杰作。但这些治水方式，还是传统的浚湖筑堤、开渠筑堰、引水蓄水，均不能有效解决明州城的供水问题。

唐太和七年（833），王元暐发动了一场规模甚大的樟溪引水工程。他在樟溪的出山口修筑了它山堰，截住了樟溪流入鄞江的淡水，把它引到环小江湖的的南塘河。这条塘河越过小江湖后继续东行，一直流到子城的城外，在那里积蓄为日湖和月湖。然后由这两个小湖将淡水分配到环城的各河道，以保证城市用水。由此它山堰被称为宁波城市的“生命之堰”。“由是溪江中分，咸卤不至，清甘之流，输贯诸港。入城市，绕村落，七乡之田，皆赖灌溉”，“民食之所资，官赋之所出，家饮清泉，舟通货物。公私所赖，为利无穷”。而它同样也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纪元点，清华大学沈之良教授等人认为堰体倾斜度、黏土夹碎石层等技术为中国首创。鄞西人民为纪念王元暐，以及为造堰献身的十位工匠和历代修堰的官宦、士绅，千百年来延续着一年三期的它山庙会，至今香火不绝。

春意盎然中的它山堰

当然，就水利对农业的巨大作用而言，早于王元暐修筑它山堰近百年的东钱湖修筑也堪称一项惠及百世的重大水利工程。唐天宝二年（743），陆南金任鄮县（今鄞州区）县令，次年即相度县西澙湖（今东钱湖）遗址地势在湖西北部几个山间缺口筑堤8条，建堰4座，使晋代已用于灌溉的西湖（东钱湖旧称）拓而广之，大大扩大了其效益，灌溉今鄞奉平原36万亩土地。民感其德，立祠于湖旁（今已废）；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赐庙额，加封平佑侯。

如果说唐代的治水使得建立在三江口的宁波城从此稳定下来，那么宋代的治水则使得宁波后来居上，而迅速跻身于全国经济社会发达地区行列。

宋代是宁波水利事业的大发展时期。这主要集中在宋宝祐二年（1254）至开庆元年（1259）。这一时段约建64项工程。当时宁波各县（除昌国县）约有45个乡，平均每乡拥有4个水利工程，这个分布密度恐怕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宋代虽然国力衰弱，但国家组织相当缜密，几乎所有的地方水利都由政府牵头完成。在奉化江、余姚江和甬江沿岸建筑江防堰闸是宋人的一大水利事业。建造水闸是一项庞大的组织活动。政府牵头，受益田亩的主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农民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每挑一担土可以获得一根竹签，定额完成后，他就可以以多余的劳作换得工钱，这些工钱由只出钱不出力的士绅人家所出。这种兴修水利的方式，成效颇著，被后世学者称为“江南水利共同体”。

这是普遍发生在10世纪至13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事情。在500多年后的欧洲，马克思在充分研究这种由政府牵头、士绅和农民各尽其责的现象后，把它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大河流域的灌溉问题超越了农民可控的限度，于是国家在这个时候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而构成国家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就是统一的流域水利。

期间，宁波人利用自然江河，尤其是依据经其北图行天下的余姚江，走其东的奉化江，及两江汇合出东海的甬江，开挖人工塘河，最终形成围绕甬江水系以及能够蓄洪防涝抗旱的几个大湖的江南水网格局，彻底使宁波变盐碱地为典型的江南水乡。

唐宋时期是宁波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时期，鄞西的它山堰、南塘河、中塘河、西塘河，鄞东的后塘河、中塘河、前塘河，江北的慈湖、慈江，镇海的颜公渠、中大河，余姚的马渚横河、大沽塘江，慈溪的杜湖、云湖、鸡鸣湖，奉化的赵河、杜河、新河，城市中心的月湖、日湖与城河系统，等等，都相继建成，并由州或县的腹地向平原各个角落渗透。史称宁波“所隶州县，各有潴泄之源，随处见之”，最终奠定了灌溉蓄泄的基本河网格局。由此不仅为宁波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水利成为历代宁波人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与精神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水利开发进程被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称为“甬江模式”，即一条或多条、一段或多段人工塘河与自然江河（姚江、奉化江、甬江、鄞江）相配，以此巧妙解决咸潮对土地碱渍的影响，以及潮汐、水位对航运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灌溉蓄泄、通航水运一体发展的河网格局。水利工程无疑是孕育、滋润宁波文明的不竭源泉。

江防堰闸的兴筑，使得在宋朝末年，宁波平原上江与河的功能彻底区分开来。这些被阻断入江的河水，总共加起来又可以获得3000万立方米的蓄水量，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量，为宁波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水利条件。(www.xing528.com)

堰闸建筑后，开闭水闸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由宁波的最高行政长官来承担。南宋淳祐二年（1242）夏天，宁波下了2个多月的倾盆大雨，百姓心急如焚，望水兴叹。郡守陈垲勤政躬行，实地察看后，想出一个奇招：置一块平水尺在河里。其原理自然十分简单，就像插根筷子到水杯里，但怎么知道什么水位是对城里的百姓有利，什么水位该放水呢？这就要细心观察、摸索。陈垲长年累月观察河流水位的升降，终于知道水位到了平水尺的哪个位置可以开闸门放水。宝祐四年（1256）春，安徽宁国人吴潜主政宁波，治郡3年间，勤政施民，兴修水利，贡献重大。吴潜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改进水文观测设施，建立了全城统一的“水则”标识——他选址郡城西南的月湖平桥之下，创建“水则亭”。亭中立碑石，榜书镌刻“平”字于石上。水则亭为水则碑而建，亭在四明桥下，取适中之地，测量水势，镌“平”字于石上，城外诸碶闸视“平”出没为启闭，水没“平”字当泄，出“平”字当蓄，启闭适宜，民无旱涝之忧。也因此，四明桥改称“平桥”。这个浙江省内最早的水则亭为保庄稼丰收、州郡平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时的宁波水则碑，摄影者为美国社会学家白克令（H.S.Bucklin）

石塘修筑在宋代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海塘的兴废演变，受控于潮流的变化。杭州湾南岸，自海浸水退至10世纪。在临山—浒山—龙山一线，岸滩坍淤糜定，人们受到海潮的巨大威胁，11世纪前虽筑有矮小的“散塘”，但时筑时坍。宋庆历七年（1047），以进士出任余姚县令的谢景初主持兴筑西起云柯（今余姚历山），东抵上林（今慈溪桥头乡）的土塘2800丈（1丈≈3.33米）。堤成，初名莲花塘，俗称后海塘，王安石撰《海堤记》记其事。筑堤期间，谢景初“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之毒”，百姓加倍努力。姚北大规模筑塘，实自谢景初始。宋庆元二年（1196），余姚县令施宿将塘线向西延伸到兰凤（今余姚临山），塘线长4200丈，其中石塘570丈，至此，形成了西接上虞、东达洋浦的大古塘，稳定了杭州湾南岸的海岸线，历百年无大患。

宋代治水名臣除谢景初外，还有王安石。庆历七年（1047）任鄞县县令时，他重视兴修水利，遍历县境14乡，劝督开浚河渠。又作《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力议水利之重要性，曾重清东钱湖界，重筑梅湖塘，建堰闸：凿岩建穿山碶，筑堤（荆堤）阻潮，治理芦江；筑西起孔墅岭东迄穿山的大塘（王公塘），从而使东钱湖恢复灌溉功能。东部灵岩、海晏两乡（今属北仑区，即原镇海县的大碶、柴桥区，当时属鄞县）澙卤之地成为沃土。鄞人感其治水功绩，在东钱湖的下水建忠应、灵佑二庙，在柴桥建紫石庙祀之。

宋代，宁波在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同时，也经历了一场持久的“废湖还田”之争。唐代兴修水利，为宋代的宁波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的宁波人口也越来越多，于是“废湖还田”之争愈演愈烈。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广德湖的兴废之争。广德湖经过唐代的兴建修复，已经是一个面积为今东钱湖的3倍、蓄水量为今东钱湖5倍的大湖，是当时宁波农业生产的重要水利枢纽。但正是这样的大湖，却成了“废湖还田”争论的牺牲品，在宋徽宗政和年间填湖为田，导致西乡生态失衡，“屡教西土失丰年”。

“废湖还田”是宋代大规模兴修水利的一个小插曲，宋代水利工程的兴修总体上为宁波城的发展带来了生机。生产与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宁波人口迅速增加。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北宋太宗时期，有主户10878户，客户16803户；元丰中，主户为57874户，客户为57334户；到南宋乾道四年（1168），主户为104725户、计256576口，客户31347户、计74413口，出现了“梁水而盈，夸衢而宇”的局面。此外，明州港设立了专门的市舶司，并成为当时国内的三大港口之一，“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

广德湖遗址示意图^[1]

元代到明代初期是宁波水利史上的过渡时期。由于朱元璋征讨台州盐商“方国珍之乱”和苏州的“张士诚之乱”，宁波发展遭受很大打击。这一时期，宁波无重大水利成就，政府只是对原有水利工程做了小修小补。元大德以来，姚北海岸内坍；至元四年（1338），州判叶恒督治，筑石塘2121丈，损坏的旧土堤及石塘都修治完固。明洪武年间，慈北、镇北也分别建塘与大古塘相接，将大古塘向东延伸到镇海龙头场。至此，这条西起上虞，东至镇海，绵延60余千米的大古塘完成了它的修筑，名冠浙东。

明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宁波的水利建设也出现新的转机，其中明天顺、嘉靖、万历与清康熙、雍正、乾隆等时期均有较大成就，但总的来说水利建设趋于小型化、地方化。工程大多由士绅和富商主持。这一时期水利工程以修建石塘为主，如余姚、慈溪沿海从三塘筑到七塘，岸线外迁10余千米。这些石塘的修建，保障了沿海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除了大型的湖泊和引水排灌工程之外，宁波先民充分发挥民间智慧，根据本地实际与水利条件，因地制宜，兴修了一大批堰、埭、碶、闸、浦等小型水利工程，以控制涝旱，成为宁波水利工程的一大特点，也书写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不朽篇章。这类水利工程往往规模不大，费工少，但其作用不可小觑，往往有阻挡江潮、护卫河流之效。如东钱湖7堰4闸，“水入则蓄，雨不时，则启闸而放之”。河网上的堰闸除蓄泄有时外，还能截断倒灌海潮与内河的关系，“得淡水，迎而用之；得咸水，牐坝遏之，以留上源之淡水”。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对这种水利设施大为赞叹：“职所见迎淡水而用之者，江南尽然，遏咸而留淡者，独宁绍有之也。”这些小型水利工程对宁波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一些工程经过历代的维修，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些水利工程，还留下了一些宁波特有的地名。如“隘”字，在《新华字典》里只有“ài”一音，并且释义为“狭窄”“险要的地方”，但在宁波念“gà”，有人考证为“隘”的宁波方言音，是古代一种低矮的水坝。水位低时可拦水，水位高时多余的水可漫过堤坝，流入下河，其原理及作用与它山堰相同。以“隘”为地名沿用至今且比较有名的有“姚隘”“张隘”“邱隘”“王隘”等。

澄浪堰船闸遗址

所谓宁波“东乡十八隘，南乡十八埭，西乡十八”，说明古代宁波水利设施是何等的密集。其中“”是一个电脑打不出的字，一般理解为高低不平的地方。这是因为鄞西平原河流湖泊交错相连，在湖边塌区高地，人们不断地垦荒生息，聚族繁衍，形成村落，以姓加“”而名，如车何、屠家等。这些河流、水利工程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鄞州乡村集市一般都依江河而设。而“埭”是堵水的土坝。古人在河流水浅的地段拦水筑坝，提高水位，以便船只往来时用人力或畜力牵引过渡，俗称“车坝”。鄞州南乡甲村、丽水一带村庄以埭为名的最多，说明那里的地势较周边高。先辈们为解决用水和航行问题，往往在河道要口筑埭拦水。

还有“碶”字，“碶”指用石砌的水闸，可闭可启以调节水量。旱时闭闸蓄水，涝时开启泄洪。据载，新中国成立前鄞县有81座“碶”，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达150多座。有些碶还带有桥的功能，如象山后岭村在明代建立的三眼碶桥，《吴越古船古桥》一书将其列为浙江八座“特殊型桥”之一。带有“碶”字的地名，虽经历史的变迁，至今仍有不少，著名的如宁波城区的碶闸街、四眼碶，鄞州区的石碶、五乡碶、云龙碶，北仑区的大碶、新碶等。鄞州五乡镇即因五乡碶得名。五乡碶建于宋代，鄞东七乡有五个乡的河道流水经此碶闸注入甬江而汇入大海，故碶闸取名为五乡碶。建碶以后，五乡镇大片沙滩成为稻作良田。沿着五乡北去的小浃江，在几百年间又陆续建成东岗碶、燕山碶、义成碶和浃江大闸等。宋代文学家曾巩在《广德湖记》中说：“鄞人累石堙水，阙其间而扃以木，视水之小大而闭纵之，谓之碶。”今译即：鄞人叠石堵水，留个缺口，封以木板，可根据水流大小任意启闭，这种设施称之为“碶”。值得注意的是，曾巩在文章中将“碶”与“鄞人”联系起来，可见“碶”是古代鄞人首创的。

进入近代尤其是清末以后，长期的外敌入侵以及军阀混战导致战事频仍、民穷财尽，政府对水利事业难以顾及。在此情况下，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成为宁波一地兴修水利的主体。当时工程建设主要由地方热心水利的商贾士绅筹划进行，清末吴锦堂三北治水与民国初年宁波平原三次较大规模的商人治水活动，都是其中的典范。民国时期宁波一地更是涌现出一批绅商治水群体，特别是旅外宁波商人与本地绅商相结合，积极参与水利事业，有力地推动了宁波水利事业的发展与进步。20世纪20—40年代，鄞县乡贤张申之大力组织浚河、修闸、筑堰塘，经手兴治的水利工程达20余处。

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治水也是民国时期宁波水利的一大特色，其中水文测验、气候观测、各河流基本测量等基础工作和现代水利工程设施均有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