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先生曾为天一阁作《藏书记》，其开篇日：“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私人藏书，无论收藏如何之富，管理如何之严，“久”则散之，“不散”则难。天一阁自创立至1949年的近400年间，饱经忧患，历尽沧桑，藏书也陆续散出。对于天一阁书厄现象的研究，首推陈登原。
陈登原在《天一阁藏书考》中将范氏藏书的散佚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一日洪杨以前者，实为阁书以管理有所不及，而逐渐散佚”，“二日洪杨之役，则实阁书大批散佚之时期”，“三日洪杨以后，盖经丧乱之余，而又重以盗窃之祸。黄台三摘，抱蔓可归，此其时也。”并罗列诸多事实。陈登原对天一阁书厄的探讨属“书厄论研究派”，重在对其历史原因的分析。而稍后的冯孟颛对天一阁书厄的研究，则属于以时序排比书厄事实的“书厄史记录派”，直接延续了牛弘、胡应麟、祝文白“五厄论”，提出了著名的天一阁藏书“五劫说”。
冯氏《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
冯孟颛先生认为，每当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或战乱之时，图书极易散。天一阁藏书的散佚中的“五劫”，其中“四劫”与此相关。“五劫”具体如下：
明清易代之际，阁书“稍有阙失”，但尚存十分之八。这是阁书首次遭劫。
清高宗弘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求遗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阁书638种，绝大多数未归还。这是阁书的第二次遭劫。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占领宁波，掠取《一统志》及舆地书数十种。这是阁书第三次遭劫。
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入宁波，即陈登原所谓“洪杨”时期。守天一阁的范氏子孙逃难于乡下，游民毁阁后墙垣，潜运范氏藏书低价出售。后来虽然经范氏后人范邦绥，及鄞县知县偕宗老多方购求，稍稍复归。这是阁书第四次遭劫。(www.xing528.com)
民国三年（1914），窃书大盗薛继渭入阁盗书，丧失过半。此为第五劫。第五劫反映了范氏藏书家族共管的弊病，我们不妨细说一下。
民国初年，诸多遗老隐迹沪滨，常常以摩掌、摆弄古物以排遣他们那日薄崎嵫的日子，致使古玩字画、古书拓片价格飙升。上海六艺书局老板陈立炎，精于鉴别，迎合风气，常于没落故家购书以牟其利。他曾亲至宁波，向天一阁后裔商购阁书之事。限于阁书属范氏家族共有、共管的事实，未有结果。但陈立炎志在必得，他根据清光绪年间薛福成编的《天一阁见存书目》中的名贵图书，摘编成本，注明卷数册数，以油印本作诱饵，让大盗薛继渭设法盗取。薛继渭于1914年3月来甬，“挟书目枣实”，开始疯狂的盗窃活动。他昼则鼾睡，夜则秉烛按书目索书，饥则食枣，潜伏其中半月，竟神不知鬼不觉，窃得善本图书1000余种。
薛继渭把窃得的书从水路运至上海，先后卖给上海六艺书局陈立炎、未青阁杨云溪、苏州博古斋柳永春。六艺书局、耒青阁又将书卖给食旧廛肆。食旧廛肆将大部分书转卖给湖州南将资本家蒋孟苹。部分为上海滩洋人所得，小部分流向社会。
天一阁藏书在沪出售的消息是缪荃孙提供的。缪荃孙（1844—1919）是近代著名的文献学家、藏书家。那时他侨居沪上，忽闻阁书大批出售，初以为天一阁后裔居然肯卖，实属不孝，乃致涵范氏问个究竟，方知乃沪上奸商偷往，而范氏后裔也方才知晓。事后登阁，发现烛泪满地，遗矢狼藉，大批善本图书不翼而飞。范氏后人虽发现线索，鸣官究治，最后只有薛继渭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后病死狱中。而范氏天一阁所失之书，或为遗老瓜分，或以无范氏藏书印记、无法稽核为由，一本也不曾追回。事后缪荃孙登阁，编有《天一阁失窃书目》二册，虽错漏不少，也可作此次失窃书的大概参考。
经过此次浩劫，天一阁的藏书已从范钦时代的七万卷锐减至一万三千卷。此后未曾有大的损失，故有后来郭沫若的“历劫仅余五分一，至今犹有万卷余”的诗句。
地方有识之士关于天一阁善后问题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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